现阶段中国阶层格局变化的十大新特点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基础、最深刻的变化。它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向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的新阶段，在经历过20 世纪末期的“大分化、新组合”之后，阶层流动逐渐趋于平稳有序。在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推动性力量继续存在，新技术与新产业革命为阶层分化持续注入新动力，同时，民营经济等新力量也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社会成员流动仍然充满活力，社会结构变迁同国际发展状况逐渐接轨。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的发展迈入新阶段，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都迈向更高层次，势必将更广阔范围的社会成员带入新的发展潮流之中。在不同力量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更加复杂，阶层发展状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传统上主要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使用的，主要用于分析人民政权的政治基础。工人阶级作为分析社会成员构成的一个基本概念，涵盖的社会成员非常广泛。它主要包括狭义的工人阶级、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军人和体制内的退休职工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纳入工人阶级的范围。这个规模是很大的。当前，仅狭义的工人阶级，也即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就已经超过4亿人。无论是广义的工人阶级，抑或狭义的工人阶级，都已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涉及范围最广的群体。

这里重点分析的是狭义的工人阶级。在他们当中，白领阶层的数量随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而逐渐增长，但蓝领工人仍占主导地位，现阶段蓝领与白领工人之间的规模比约为2：1，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所在的最发达的都市圈白领员工比例要更高一些。蓝领阶层与白领阶层呈现“大融合、小差异”的发展趋势。随着知识的普及与机械化电气化的广泛应用，蓝领工人的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在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劳动保障等方面与白领工人之间的差距正发生可见性的缩小。当前，“蓝白”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体力型蓝领工人与创造型白领工人在薪资收入和公共服务产品获取方面的差别。在蓝领工人内部，更为明显地分化为体力工人和技能工人两个群体，其中，体力工人即传统的蓝领工人阶层，通过体力和简单工具完成所需劳动，主要存在于搬运、装卸、装配、组装等重体力、高风险、低收益的劳动环节，集中于工程建筑、采矿冶炼、服装制造、仓储理货等工作领域。该群体主要源于农民工队伍，低学历是其主要特征。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智能制造和自动化技术的升级以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一群体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而技能工人队伍正逐渐扩大。技能工人不同于历史上存在过的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和手工艺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对机器设备的熟练操作来完成生产过程中高精度、高效率、高水平的精加工与产品装配工作。他们因为有一技之长，所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为稳定的工作岗位。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等高度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下，工作车间也更加整洁，因此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与体力型工人相比具有明显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师徒关系已经逐渐被淘汰，职业院校与技工学校为技能工人队伍培育了大量的高质量人才，相应的技能等级考核标准也更加科学公正。在中国工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技能工人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者队伍。根据《第九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报告卷）》的信息，截至2021年年底，参与技能劳动的工人数量超过2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其中无技术等级的劳动工人占劳动人口总数的74.5%，高级工及以上水平的技能工人仅占5.4%。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技能工人队伍规模仍然偏小且质量不高的现状。

白领工人内部分化产生了技能白领群体。他们具有与传统白领工人一致的工作环境，同样在干净适宜的办公室区域进行相关劳动。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脑力白领劳动者不同的是，技能白领的岗位工作并不大需要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甚至是排斥他们的个性化思维。他们与蓝领技能工人一样只需要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甚至是按照规范流程执行即可，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计算机、网络与电话完成相应的文字、图表以及简单的信息传递。从工作性质来看，他们与在工厂生产车间中操作机器按钮的蓝领技能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依靠计算机、网络与电话。因此，这个群体的收入与蓝领技能工人相比并没有多大优势，甚至低于较高水平的技能工人。当前，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和多数无级别职工都属于这一阶层。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化的今天，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不需要特殊的岗位培训和学历积累，这是高学历职工对工作不满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其工作缺少场域要求，加班成为该群体在现阶段的重要特征。技能白领工人和技能蓝领工人在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等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使得蓝领与白领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中间群体队伍逐渐变得庞大，这有利于“蓝白”融合和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与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白领阶层和技能蓝领阶层人数及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偏小，蓝领工人尤其是体力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在社会认同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隔阂，有些潜在的错误认识不利于社会团结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当下，中国的广义农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层结构，即由“农业劳动者”“农村居住人口”“农村户籍人口”所构成的交错叠加的三个“圈层”。截至2022年，这三个“圈层”对应的人口数量分别为1.77亿人、4.91亿人和6.73亿人。第一产业从业者队伍从1978年70.5%的劳动占比下降到2022年的24.1%，虽然下降幅度很大，但这一比例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受人均土地面积和耕地条件的限制，多数耕地的机械化水平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规模化、机械化的耕种作业趋势为传统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解提供了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建设为劳动力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岗位、较高的薪酬和更便利的生活环境，拉动着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在一推一拉之间，传统农业劳动者正在以每年接近1000万人的规模持续减少。早期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人口“空心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将随着人口流动的高水平发展而逐步消解。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稳定后会陆续将亲属接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务工经商人员的增多和城市建设发展，不少农村地区也将发展成为城镇，为人口向城镇流动提供了更多低成本的选择。

随着农村户籍圈层与农村居住圈层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将逐步趋于稳定，一个以职业农民为主体的新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狭义的农民阶层）已经开始形成。新型农业劳动者将农业劳动转变为一种职业，从业人员更为彻底地摆脱了“农民身份”的束缚。新型农业劳动者阶层成员未必出生在农村或农业劳动者家庭。当前，城市人口进驻农村地区开展新型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初见端倪。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新型农业劳动者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有利于开展机械化生产作业，并且他们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农村的社会生活条件、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也会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而逐步得到进一步优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低迷等原因，城市化进程有所减缓，农民数量减少的速度有所下降，相较于2021年，2022年农业劳动者人口增加600万人左右，为近20年来首次反增。当前，全国正在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农业劳动者与农村居住人口的规模势必将在高水平的人口流动下进一步缩小。

广义的知识分子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狭义的知识分子）、公务员群体和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企业白领群体三个部分。广义的白领群体由企业中的白领员工（狭义的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群体三个部分组成。因此，广义的知识分子与广义的白领之间在来源、学历、职业方面形成了“三三对应”的格局，他们各自有一个成为核心。在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的劳动环境下，广义的知识分子和白领工作人员这两大群体实际上是很难从社会现实中剥离分开的。当前，接受过高等教育（含大专）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于广义的知识分子规模。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为2.1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4.4%；而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7%左右。在40多年的教育事业发展下，高等学历人口占比提高了20多倍；文盲率降至2.6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中国社会成员的总体文化素质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低学历状态，其更高水平的文化程度推动着国家生活和公共管理事务向更高水平发展。在广义的知识分子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难以继续使用“知识分子”作为阶层分析的一个基准概念，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正在被边缘化，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狭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医学与生命、文学与艺术等精神文明领域从事知识的创新与发展相关工作的社会成员。发展和创造新的知识是他们的主要特征。他们既区别于企业中的白领阶层，也区别于公务员阶层，现阶段主要以各类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为平台从事文化与专业技术工作。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完整地、系统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在专业或技术上具有突出的纵深性。他们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文人”，更不同于过去的“士”。用“专业技术人员”这个词来表述现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可能更加确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突飞猛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要注重人的精神文明追求和社会的精神风貌。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的精神风尚、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将在这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为社会成员和各类组织提供优质的、丰富的精神食粮和准确的科学规律认识。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的今天，专业技术人员在意识形态和人文风貌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浸润作用。他们是各个行业的高质量人才，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劳动队伍的素质。比如，越来越多的民营经济人士接受高等教育或专业学位的系统训练，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在意识形态、社会认知、生活作风等方面受到更为积极的影响和接触到国内外更为广泛的专业信息。

“乡镇企业职工”的概念已经基本淡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领域。将“农民工”区分为“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两个部分这一观点，已经得到确认。农民工群体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外出农民工略多于本地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91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7亿人，外出农民工1.74亿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人，为农民工队伍首次负增长。2023年，全国农民工队伍约2.98亿人，为历年来最大规模，较2022年增长0.6%，其中，本地农民工1.21亿人，外出农民工1.77亿人。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政策上的疏引工作也有效控制了农民工的增长规模，其中，跨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从2017年的7675万人逐年降低到2023年的6751万人。劳动力人口在省际间流动程度有所减缓甚至下降，这一态势值得注意。除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临时性影响因素外，户籍制度下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顽固性束缚因素的负面作用正在凸显，外出务工的成本上涨。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统筹发展，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努力留住劳动力并安置就业的政策性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经济形势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农民工阶层的人口数量今后不会有太大的增加幅度。从“入口”来看，一是中国人口迈入负增长阶段，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状态造成适龄生育人口减少；二是农民的三个“圈层”的人口规模近年来都在逐渐缩小。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总数在持续减少，农民工的“来源”在缩小。从“出口”来看，由于政策的牵引性作用，农民工转化为城市人口的速度将逐渐实现高于农民工增长速度。因此，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不会再有大幅增长。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城市中的公共资源体量不大，在短时间内农民工规模也难以充分消解，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出现一个平台期。

农民工群体会越来越具有过渡性阶层的特征。一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占农民工队伍的13.7%，其中不少为户籍仍留存在家乡的刚毕业大学生，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获得稳定的岗位，并由此实现地域上从农村到城市和劳动形式上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的双重跨越。二是农村户籍人口开始在高水平程度上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农村户籍人口比农村常住人口多1.82亿人，值得注意的是，年末在城镇中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28亿人。这说明，不少农民工已经在城镇中“扎根”居住，他们在工作和生活状态上都已经是城市人口了，农村户籍是他们“农民身份”的最后痕迹。三是从2015年开始，新增农民工主要是本地农民工。考虑农村劳动人口普遍兼业的情况，本地农民工的实际数量比统计数据会更大，并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不少农村地区将发展为城镇，他们在工作性质与生活状态上都已经难以称为农民了。农村农业劳动者通过进入农民工队伍，首先从工作性质方面转变为工人，然后从生活环境方面转变为“城市人”，逐步地实现了自身的阶层跃升。我们不能用“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把已经转化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人口“遮掩”起来。

个体劳动者阶层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起步、重获发展生机的阶层，一直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神经末梢”的作用，满足了广大城乡居民的就业需求和日常生活需求。在2000年前后，受连锁超市、市容整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个体劳动者数量一度减少至4，587万人。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的兴盛和相关管理的规范化，个体工商户和相关从业人员规模再度扩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带动约3亿人口就业。如此巨大的个体经济规模，反映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准仍然不高以及相关社会体制机制的建设水平仍有待提升的现实。个体经济具有资本规模小、工作形式多样化等相关特点，使劳动人口就业面得到扩展，有利于低劳动技能人口（如4050人员）通过自雇的形式增加家庭收入，同时相应减轻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负担。个体经济是城乡就业格局中的底盘，发挥着支撑民生、促进社会成员交流互动的作用。

个体劳动者首先是劳动者，是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者。当前，个体经济从业者仍然以家庭成员为合作基础。不同于20世纪经营店铺的个体工商户，网络服务、移动购物是该阶层在新发展时期的主要经营方式。现阶段，个体劳动者主要源于待业人口、家庭妇女和农民工，其中不少从业人员属于兼职工作。他们的收入状况从20世纪末期的优势状态走向大众水平，尽管网络店铺的形式使其能有机会更广泛地获取客户源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大多数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并不高，甚至是城市中较低的收入群体。目前，新增长的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于网络购物平台，打理实体店铺的仍然偏少。一方面，连锁超市的影响力和市容市政要求的双重影响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使相关从业人员拥有便捷的审批手续和“零成本”的店铺投入，他们不再需要为店铺的装修维护、水电气网等相关事宜操心。在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助力下，个体劳动者与商品生产商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类生活用品的个体工商户从业者更像是生产公司的一个销售员，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不需要囤积商品和担心商品质量。由于通过个体商户下订单、生产商直接发货的新形式免去了各种中间环节，因此个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也更加灵活。线上平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生活区域的实体店铺和相关服务发展不充分。在网络主导的新态势下，如何引导个体劳动者在社会成员急需性需求、个性化需求领域为居民提供近距离、直观的服务值得重视，尤其是服务类店铺在城市中的布局规划和提升服务品质，都值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一步探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向纵深发展的潮流下，在各种经济形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努力使“推动经济发展”与“坚持发展好非公经济”更好结合的条件下，私营企业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投资人规模也有所增加。私营企业是民营企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9月，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5，2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占比达到92.3%。由此估计，私营企业主人数在8000万人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将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的特征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当前，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占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24年第一季度达到了54.3%。它们在科技研发、对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尤其是在联络港澳台地区民间力量和国际经济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类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整体上他们的规模普遍偏小，主要存在于低技术、轻资本、少研发的领域，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占比接近6.3%。截至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数量仅34.9万家，主要存在于服装、玩具、农副食品加工等轻工业和陶瓷、水泥等低技术投入的大宗民用工业品领域。传统的家族式经营仍占主体，大多数企业主的家庭收入并非“富豪”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的社会化发展正在提速。第一，中国的私营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企业股份制的世界性潮流，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和为了降低投资与经营风险，股份制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主动性选择。与此同时，企业注册开办的门槛越来越高，注册资金数也越来越多，从企业注册开始就面临着多位合伙人的情况。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属于某一个人的私产了。第二，企业的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厂房和生产设备，并且多数资金源于社会贷款，它们作为固定资产由广大劳动者共同使用，而非以货币的形式由企业主个人保管。第三，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并非西方资本家那般是完全脱离生产经营活动的食利者，他们仍然是资本与管理性劳动的结合者。第四，中国的私营企业与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社会建设和具体业务中彼此交融，在已经比较成熟了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过程中，它们彼此规范、相互学习，已经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关系。因此，从发展态势上来看，随着混合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的概念有可能被“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主”的概念所取代。

灵活就业者是指不同于以工厂制为基础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劳动者，他们在劳动关系、劳动时间、收入方式、劳动场域、保险福利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中国人口众多且资源紧缺，在常规就业岗位长期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推动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以非正式的企业劳动和灵活的在岗时间以及自由的工作方案为主要特征的灵活就业者阶层应运而生。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以及零散务工状态的农民工和家政保姆类从业人员是传统的灵活就业者的代表。依托互联网、数字平台、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契合数字经济的企业吸纳，形成了新型灵活就业者队伍，他们与非全日制工作者共同构成了狭义的灵活就业者阶层。狭义的灵活就业者主要包括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网络才艺直播人员、线上辅导教师与文旅讲解员等新型就业形态人员。他们具有就业方式灵活、群体结构零散、成员流动快速等特点。他们与传统的灵活就业者一起，形成了广义的灵活就业者，因此，在规模上形成了大小两个圈层。

灵活就业者作为新兴阶层，现阶段集中于商品的流通、交换、配送和文化培训、生活服务类等消费领域。阶层成员主要以互联网为工作媒介，由此衍生出复杂多样的劳动岗位。相关从业人员背景复杂，工作领域多样，收入水平也参差不齐。团队组织、个体成员、长期参与、临时从业等各种工作主体与工作类型繁杂叠加。他们并不直接生产商品，而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商品的配送和销售。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与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商品。在文艺作品丰富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也同样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与销售。由于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内容基本不需要经过特别的岗位培训，因此多数灵活就业者在学历、技能水平、专业素养等方面并无优势，收入水平也不高。当前，他们主要集中在低端操作、简单服务业的劳动用工领域，在社会地位、薪酬待遇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灵活就业者以简单劳动者为主体，但高知识群体的数量在增加。宣讲销售、课程辅导、文化介绍等产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灵活就业者。由于相关行业的开放性，民间资本的力量在其中干预着社会成员的选择，“炒作”“诱导”以及大数据“杀熟”等现象屡见不鲜，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舆论风向等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正是由于就业条件的“灵活性”，不仅给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对传统的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这说明，灵活就业者的发展规模和相关从业者的生活状态、劳动状态、社会管理与保障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灵活就业形式所带来和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将在政策制定中得到相应的纾解。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中国有编制的公务员，也就是狭义的公务员数量在2016年达到719万人，此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统计部门一直没有更新相关数据。广义的公务员还应算上参公、党群、工青妇以及在相关系统工作的在职人员，当前总数1900多万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上述两个规模及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相关从业人员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工资相比较，他们的实际收入并不算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八项规定和严厉的反腐措施背景下，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得到规范，少数人的灰色收入得到有效遏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国际经济和自然因素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公务员在当前是收入、生活方式上最为稳定的一个阶层。正因如此，“考公”成为社会成员追求“稳定”就业的首选。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加速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公共事务也将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共事务处理向高水平、精细化发展。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促进公务员规模的适度扩大，同时会在建立数字政府和“持续精减、重点增加”的原则下，在不同层级与部门之间实现公务员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从1989年起，公务员招录正式确立考试选聘制度。大学本科学历已成为当前各岗位的基本要求，这反映了公务员队伍基本素质的提升。近年来，公务员岗位尤其是选调生岗位对应聘人员的学历、专业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说明公务员队伍的发展开始向专业化迈进。公务员的工作需要每天处理大量的政策信息和现实事务。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同时建设的阶段，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与“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等并不准确的模糊说法相比，他们的工作更多是“5+2”“白加黑”，加班成为常态。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属于领导干部，更不同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官老爷”；与其他社会劳动成员一样，公务员是辛苦的劳动者和社会的建设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务员阶层是一支愿意为民办事的队伍，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和引领作用将继续得到凸显。

 现阶段，一个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从农村到自己期望的城市生活，选择自己所向往的行业从事劳动已经不再具有政策上的限制。教育仍然是实现阶层跨越的强劲推动力。尽管由于教育的普及化使得学历的边际效益有所下降，进而在社会上演变为“读书无用论”“躺平”等不良舆论，但事实上，教育在改善社会成员的劳动条件、工作环境、薪酬待遇、公共产品获取、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仍然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述，技能蓝领工人的不足，白领工人队伍的弱小，都需要有一定的学历和经过特定培训的社会成员方有机会与能力从事相关工作。学历条件从个人就业的“充分因素”逐步转变为“必要因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创造了大量新行业、新岗位，对社会成员的劳动力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因素既为社会成员的分化与流动提供着持续性拉动力量，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为丰富与广阔的社会选择。社会成员在流动过程中遇到的不合理现象也将“倒逼”相关社会政策的优化，尤其是推动不平衡不充分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资源不断地进行整合与改善。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持续细化，各行业中将产生越来越多的低知识、高技能需求的岗位。如何在复杂的岗位需求与教育定位之间进行协调，仍然有待研究和对教育及劳动制度进一步优化，打破技能型从业人员发展天花板，打通不同领域劳动者的晋升通道是制度性改革的关键。需要承认的是，社会成员若要实现长距离的阶层流动，阻力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社会成员对阶层跃升的期待远大于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际物质获得，同时既得利益群体的封闭作用也不容忽略。当下，要警惕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可能出现的部分人员不得不向下流动的问题。这主要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深化阶段，我国社会同时面临着全球经济低迷的外部环境，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不得不从优势阶层流向普通劳动者阶层。比如，民营企业主再度成为普通职工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毋庸讳言，中国的社会成员在心态上尚未做好“能上能下”的认识准备，尤其是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向下流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更加剧了“阶层固化”舆论的泛滥。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成员在阶层之间的流动仍然是强劲的，道路是畅通的，无论什么时候，要想实现个人的追求，没有过硬的本领与实力是不可能的。

长期以来，各阶层、各领域人民团结互促、相互融合，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但是近期也出现了三种需要引起注意的比较极端的舆论情况。一是不恰当地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排挤民营企业主。民营企业是在党的关怀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富民强国政策的帮助下产生并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混合经济、社团经济等要素，有自己的独特性。党和政府多次强调，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就是强调各类民营企业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的参与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参与者和需要团结的重要力量。二是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一些人常常以比较尖刻的语言评价“专家”的言论，抹黑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谣言屡见不鲜，某些不恰当的言论形式既不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也不是尊重知识的表现，相关行为挑唆内部矛盾，损害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当前，各领域专家成员主要工作在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他们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甚至是某些重大社会问题的发现者和政策的建议者，他们既承担了国家发展所需各类课题的研究任务，也承担了大量政府调研和社会公共服务工作。对他们的过分攻击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的回潮和“反智”倾向的社会表现，某些言论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和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三是以少数人的腐败现象为由，抹黑公务员整个阶层。绝大多数公务员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公共服务的骨干力量，是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对公务员群体的谩骂和语言攻击是个体与群体不分的表现，不能因为少数人的违法现象而针对一个阶层。这种现象不利于阶层团结，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进而造成对公共秩序的冲击。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新经济形式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化，亟须厘清各阶层的发展状态、阶层间关系以及不同阶层与政府间的关系，而目前相关研究是不充分的。在新发展阶段，阶层结构分化与社会成员流动仍然在持续，“以时间换空间”的发展理念仍需坚持。“不折腾、不找事”是维护阶层关系和谐的基本原则。历史和各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更具有发展优势。在利益交错的阶层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党和政府要主动有所作为，积极处理好公务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关系，劳动者与经营管理人员、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中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关系。人均资源不足是阶层间矛盾的根本性原因，要牢牢把握现代化建设这个总枢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经济发展平衡其他方面的差异；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成员间的联系与交流，通过联系促进合作，通过交流消解分歧；协调好言论畅通与精准发言的关系，避免不良舆论的泛滥；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促进公共资源的配置平衡。应引导各阶层成员发挥各自积极性和优势，共同推动社会建设。社会成员既要提升个人的业务水平，更要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尤其是增强社会科学认知，对中国发展现状有一个科学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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