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上交相辉映的两位超级天后

胡蝶的盛名从《火烧红莲寺》饰演的“红姑”开始，被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奠定了她的地位。当明星公司摄制大伤元气的《啼笑因缘》时，胡蝶险些被谣传从最高峰推下来，澄清事实之后胡蝶反而越来越红：被选做“电影皇后”，《姊妹花》的出世让她的地位更加牢固，欧洲之行又多了“中国的嘉宝”之称。

《姊妹花》（1933）

而阮玲玉由“明星”转到了大中华百合，一般的作品依然不能使她发挥自己的个性。本来她是专饰反派的，而从加入了“联华”不久，诗人导演孙瑜在《故都春梦》里发现了她不仅仅只能饰演反派角色，开拓了她的潜能。她的演技公认为中国女演员中间最优秀的。

胡蝶

在当年的杂志上，有两篇当年著名娱记陈嘉震的文章：

阮玲玉在《神女》中

陈嘉震对胡蝶和阮玲玉的地位评述可谓精当：她们两个人，一个是地位最高、一个是声誉最隆；一个是演技最优，一个是形象最美。

胡蝶，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因父亲曾任京奉铁路总稽查，所以全家也跟着父亲长年累月地奔波在京奉线上。胡蝶便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

她的家庭是个中世纪的大家庭，有个庶母，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父亲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胡蝶的性格里有很多酷似她父亲的地方；母亲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很懂得处世为人，胡蝶以后的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很大影响。

而生在贫寒人家的阮玲玉，从小就不得不目睹父辈生活的艰辛，等待爸爸回家的童年记忆，让这个小女孩的情感世界一开始就是残缺的，父亲的惨淡过世，更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童年阴影。

奔波的童年与阴影的童年造就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星：聪明练达的胡蝶和忧郁沉默的阮玲玉。

胡蝶的聪明练达，在当时也是人所公认的。其中一个表现是，胡蝶十分谦虚，比如胡蝶与记者的问答录：

《艺声》的编辑曾交给胡蝶一沓读者信函，这是胡蝶对读者的一个总答复：

胡蝶的姿态是虚心的，对于自己要求极高，而对于观众则近于谦卑。

胡蝶的应世手腕及其性格在当时就有很多人注意到，公认她待人接物老练圆滑、处事有方。

“《啼笑因缘》作者张恨水尝论胡蝶，曰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与客周旋，言语不着边际，上海社会，奇幻百出，为女明星者，不容不交际，而交际又系畏途，胡不得已，遂与潘某订婚，但不结婚，如此可以随意至交际之场，盖来必以两，始来去自如，了无挂碍，人亦有所顾及，而无敢以不屑之情相处者，胡真精明练达之人哉，言其性格则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云。”

胡蝶交际照

胡蝶所在的明星电影公司，因为在影界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在当年有不少的国际交往，在她事业巅峰之际更有代表中国电影界参加莫斯科电影界并游历欧洲的经历。

1929 年4 月，美籍华裔、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获得者黄宗霑从美国来华访问，到“ 明星影片公司”参观，这一次的交流让胡蝶了解到了美国女演员的化妆和表演艺术的知识，这些经验都是她从未听到过的新鲜材料。

1929 年底，美国第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和丈夫美国著名西部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来中国访问，胡蝶又有机会与他们进行座谈。

玛丽・璧克馥

我们无法知晓这些经验在事业上对胡蝶的帮助多少，然而确是开阔视野的机会。

与胡蝶相比，阮玲玉没有太多的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相反她深深地陷入与张达民、唐季珊的情感纠葛之中（同样遇到感情挫折的胡蝶却可以利落地与林雪怀解除婚约迎接自己的幸福）。

在当年的《联华画报》中，就记述着银幕上下的阮玲玉：照像、拍戏，阮玲玉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嫣然一笑，在人前的阮玲玉，总是“笑嘻嘻的”，可是“ 除去照像拍戏之外很少见她笑的时候” 。这种反差在当时就已经为人们所注意。

对于明星而言，出镜率是很重要的。大量的表演机会—— 即便是武侠片这样艺术价值有限的电影—— 对明星而言是建立自己风格的必要的积累，更是获得观众熟悉、赢得市场关注率的前提。有“影后”之誉的胡蝶，也正是得益于此。

胡蝶，这个当年最红的中国一代“影后”，拥有无数的影迷，但是胡蝶事业的发端正是从武侠片时代开始的。胡蝶拍电影一百多部，在她磨炼技艺的“友联”和“天一”时期，就已经有相当的观众基础，尤其在天一公司，胡蝶前后待了两年（1926 — 1927）就拍了15 部片子，其中多为古装片。大量的镜头实践，使她的观众群越来越庞大，观众越来越喜爱胡蝶型的美和她特有的气质风格。

商美社阮玲玉女士遗影集

吴村曾经导演过胡蝶主演的戏，他评价说：“至于演员，自然是胡蝶女士最值得系念，她以丰富的演技经验，来接受我肤浅的理解，固是绰有余裕，她在我眼底的特点是交际修养造就的规则动作，若眼，若眉，若发音，都有修整，也则是所谓已成为‘ 胡蝶型’的了。”

1927 年进入影界的阮玲玉一生拍了29 部电影，从数量上与胡蝶无法同日而语。

当年就有这样的说法：阮玲玉为什么不普遍地被小市民电影观众所欢迎呢？其间原因，一方面因为她所演的戏太少，另一方面却是她没有演过在过去被广大的观众所拥护的武侠片。

阮玲玉显然比胡蝶的戏路广得多。从这中间，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演员的演艺更是受着她的物质生活而决定。

胡蝶的生活使她演富丽华贵、温柔敦厚的角色来得那么惟妙惟肖，但对于下层职业女性的角色却很难胜任。

阮玲玉的人生境遇坎坷得多，所以阮玲玉的戏路也广得多。在《城市之夜》的暴雨之夜一场戏中她想起了失去父亲的童年阴影、《新女性》根据艾霞生前死后的经历编写，她在戏里面投入了太多自己的人生境况。

《新女性》（1934）

在《故都春梦》，所有人都以为她最适宜于表演风骚放荡的妓女，然而，几部角色绝对不同的影片：妓女、乡女，特别是在《恋爱与义务》中，她以一人而饰演4个不同时期的角色，从一个女学生、少妇、中年，又回复至另一个少女时代，她的表演、化装，以至于动作，都是那么逼肖，尽职。

《恋爱与义务》（1931）

当《三个摩登女性》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因为剧中人的个性关系，她没有被选在演员中。这时的阮玲玉，已感觉到她悠长地隔离电影界，是会渐渐地被观众遗忘的，于是她要求在这部片给她一个角色。

《三个摩登女性》（1933）

可是，编剧的意思是女工在这部片中比较重要，以一个善于饰演风骚放荡的妓女的演员，来演这个女工，很容易演成骚女工，如此则使观众对剧中人的行动引起反感。

阮玲玉立刻对这个“危险”担负起责任，她表示假如片中她所饰演的女工会变成“骚女工”，她负责赔偿因她使影片所受到的损失。《三个摩登女性》出演后，阮玲玉成为多方面的演员，实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她总是不使观众对她的表演感到失望。

《联华画报》对阮玲玉演技的评价是：“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望水准之上者，此密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吴永刚对阮玲玉充满了感激。他曾屡次表达自己对阮玲玉的敬仰之情，对她的领悟能力和表演天赋更是由衷敬佩，曾在《我和影片〈神女〉》一文中写道，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

《神女》（1934）

罗明佑曾说：“如果胡蝶的观众是‘掌柜’们，阮玲玉的观众当是穷学生。”

从表演艺术而言，阮玲玉远远高于胡蝶。在知识界，阮玲玉的声誉尤其崇高—— 这也是她的主要观众群。

然而胡蝶的观众群更加广泛，特别是在小市民阶层。胡蝶主演的《姊妹花》是她表演艺术的高峰。这部影片30 年代在国内打破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直至让胡蝶走上了“ 电影皇后”的宝座。

胡蝶经常被请去做各种商业炒作活动。她经常为牙粉、化妆品商标代言，为公司开幕剪彩，被邀请参加各种时装大会或者仪式典礼。而阮玲玉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

《电通》三卷三十二期这么记述：“胡蝶的照片销路最好，据卖照片的人说，徐来王人美陈燕燕次之。男人则只有高占非和金焰的有点销路。”

1933 年《明星日报》举行的电影皇帝和皇后选举，胡蝶以最高的票数，当选为“ 电影皇后”。

很难说这些商业炒作能够说明什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相差如此之多的曝光率，对于二人的社会关注度影响极大。

胡阮二人的地位高下的争论，其实早已见诸当年的报端，比如人们评论：“静时，为胡蝶最美。动作时，却要阮玲玉了…… 胡蝶宜饰贵族妇人，阮玲玉宜饰淫荡少妇。”

胡蝶

《电声》自三卷三期起举行中国电影明星选举，结果胡蝶获得“最美丽的女明星”称号，阮玲玉则获得“ 我最爱慕的明星”和“表演最佳的明星”。

阮玲玉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明星，她属于明星范畴的个性特点并不明显，相反她“演什么像什么”；与她相反，胡蝶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明星：她处世圆熟，很传统地恪守中国传统女性的道德准则，生活中的胡蝶，参加各种商业、社交活动，报刊也经常报道她的一举一动，所以胡蝶更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巨星。

从艺术成就而言，阮玲玉远远超出胡蝶；但从商业的角度，胡蝶的价值显然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