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时，我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
我必须深入人类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他们的秘密；
我必须与那些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争取那半点光辉……然后，我渴望把这些秘密与光辉与周围的人群共同分享。
”
18 年前，年轻的许知远在他第一部作品的序言中，郑重其事地写下上面这段话。
老许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大学四年里，那些”秘密与光辉“的声音反复在他耳边响起，以不同的音色、语言，不同的口吻、调门，落在他肩头，怂恿他逃课、休学，跟他浪荡在柿子林的书摊，醉倒在未名酒馆……这个年轻人穿着澡堂的深蓝色拖鞋，进入三教几乎所有的教室。然后走出来，去找时空深处的人。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向左滑行看更多
他穿过灰色的楼群、翻新的百年讲堂，思想沉寂的三角地、图书馆和未名湖。未名湖畔的诗人已经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崔健的歌声远去了。
他晃出北大南门，骑车去风入松——那个北京最早有敞开式书架的地下书店。2001 年，许知远 25 岁。
北京最早的独立书店之一，1995 年由北大哲学系王炜教授创立。
那年夏天，风入松迎来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简洁的深蓝色装帧，封面设计者叫邹波。许知远将四年来那些总在耳畔响起的声音写在了这本书里。他们来自：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卡尔维诺、托尼·朱特、鲍勃·迪伦、凯鲁亚克、沃尔特·李普曼……
他们彼此懂得。那些肆无忌惮和狂妄不羁，那些挑衅、渴望、失落，迷惘；那灰色楼群里回荡的欢乐、梦想、争论、吵闹、躁动。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初版 2001 年
18 年后，43 岁的许知远拥有了自己的书店——单向空间。他说这是一个小小的 Academy——18 年前他向往的理想大学的模样。他在这里，开始用各种新的语言和媒介形式，完成着新技术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
这是一项远远大于自我、也长于 18 年的任务。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许知远竟早已想过自己更老时候的样子，他写道，“那时候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与灵魂。”
那时候的他会缓缓地讲道：“其实我的样子，在2001年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已经尽显出来，那是我的第一本书，那时候我是多么年轻……”
自 2001 年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迎来自己的 18 岁。
对一本书来讲，这是它的成年礼，对于所有钟爱它的读者来讲，这是对过往年华的一个特别注解。
18 年前，新世纪伊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曾经为读者打开一个陌生而崭新的世界，它突破了漫长而封闭的社会传统，展现出一个不断向外延伸、同时忠于自我与内心的空间，鼓励他们重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为理想寻找一个位置。
生于 70 年代的许知远，于是成了这样一类人的代表。
他们珍视独立与反叛的价值，拥抱全球经验，渴望新的发现，并始终深信，个体的迷惘、挣扎与忧伤，正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18 年的第一批读者如今早已步入中年，之后更年轻的读者也进入社会。
我们找到他们，请他们谈谈这些年来他们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他们对于自己、社会的希望与失望，又如何看待自己昔日的年轻。
我们“忧伤”地发现，当社会进入物质丰沛却思想匮乏、技术革新的节奏更加迅猛的阶段，18 年前那些的感怀和预警，依然有效，甚至更加强烈。
18 年后，我们仍然是同类
我比老许年长些。
1999 年我调入海淀区工作，借地利之便成为独立书店的常客。
在他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出版时，我已经在司法战线从业多年。
买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对一个敢于用菲茨杰拉德作品同名出书的人的好奇，却从中发现了一个自己的同类。
我一直自认为七十年代的人，没有经历最动荡的年代，求知时又赶上短暂文化复兴的八十年代，是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人。
我自己身在体制，不求做官只想做事，自己钻研法理学、法哲学，只为去追求心中的正义，无愧于心，哪怕骨感的理想被吹得凌乱。
而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同类，努力的去找寻他的理想，不断的追问，尽管彼时千年虫未至而社会上却已物欲横流。
08 奥运之后，我深感无力维系骨感的理想，终于离开体制，去找寻个体的自由。
而老许依然如故，用他自己的方式坚守知识分子这一标签，即使知识分子从被热捧到被唾弃，如同那个一次次冲向风车的骑士。
我自己，努力去成为一个单纯的独立学者，将兴趣转向社会学、历史学，只希望结庐在人境，却远离尘烦。
这也许是年轻时理想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吧。
我仍是一个骨子里怀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即使我今天不再忧伤。
18 年后，老许因为一档文化访谈节目成为热搜人物，但不惑之年的他仍然像那个十八年前的年轻人，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而不为外界所动。
在这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时代，老许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整全的自我，去发现人生可以更美的路径。
就像村上春树所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是的，我们仍然是同类。
刘幸，教育学博士，90 后
1990 年我出生在重庆涪陵，就是出榨菜那个地方。
小城闭塞，很少有人把读书当成一个多重要的事情。
当年我的知识半径，基本上就是当地新华书店卖什么，我就知道什么。
我的家同样闭塞在这个小城里。
我爸是一位针灸医生，妈妈在涪陵当地电视台做技术员。
就是每天盯着屏幕看好几个电视，看这个台放什么那个台放什么。
我很庆幸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们并不逼着我每天读教材，我可以有自己的阅读空间。
高三那年，互联网完全打破了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我的世界被一个个打开。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在电子书城看到了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它的封面很漂亮，许知远坐在窗台边，目光锐利。
再看题目，嗯，很符合自己的心情。
现在回想起来，老许身上挺可怕的东西是，他给你描绘一个景象，尽管他不给你任何答案。
可愿景这个东西一旦有了之后，人就不会安分了。
高中毕业，我决定听从内心那个不安分的自己。
老许在书里提到的大学精神，某种程度上孕育了我对大学的期许。
所以当时我没有报经济或英语之类工具型的专业。
我希望选择一种能对我们作为“人”有价值，对“思想”的健全有价值的学科，于是选择了念中文系，我渴望广阔的历史和人性视野。
读研究生时，我发现自己需要更多社会学方面的训练，选择了教育专业。
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发现日本像个巨大影子，落在我身上逃也逃不掉。
我希望能够了解日本。
完全从零开始，我来到广岛，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学日语。
老许写的拖鞋，让人印象深刻。
我也想试着穿着拖鞋在大学里看世界，并且越来越认同他。
直到现在我仍觉得穿拖鞋是最舒服的状态，在校园里我的学生看到我松散的样子，还不好意思跟我打招呼。
其实，我很希望现在的学生也能体会到那种自由，那意味着你在校园里，你是很放松的，你跟所有人都是一个相对平等的风格，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跟我的学生讲，希望他们别把学问或者学者这些东西看得太严肃。
学问本身应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你可以放下所有戒备去交流的东西。
如果你是天才，要知道天才和天才之间是需要交流的，需要相互讨论，相互看不惯，相互激发出来的，不要被身份扭曲了。
后来在日本我看到一些大教授，不管他们在外面怎样穿得西装革履，但当他真正进入学术状态的时候，他就换一双拖鞋。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还说到了工具化，我在大学里是有点体会的。
虽然我觉得北师大已经让我很幸福，但我同时知道，她其实也不是最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