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11
年，从突尼斯到开罗，数以百万的阿拉伯公民走上街头，多场人民起义立志要推翻独裁统治并推行民主改革。陈腐的中东曾经一度显露出颓势，一个更好的全新的中东看似将要取代她，但是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2011年1月，一名突尼斯妇女参加了突尼斯示威者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
一些国家在重压下变得支离破碎，并爆发内战；其他国家则想办法蒙混过关，并很快回到了起义前的国家状态。七年过去了，曾经那些旨在使中东政治有一个根本性转变的希望看起来已经完全变了味儿。
虽然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但是这些起义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秩序。阿拉伯起义并没有开创一个成功的阿拉伯民主政治，但他们确实重塑了地区关系。
曾
经的阿拉伯大国——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现在已经成了空有其表的壳子。富有却极度保守的海湾国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在日益壮大。大量涌现的脆弱的阿拉伯国家给了其他国家新的干预和竞争的机会，也提供了培育新势力的机会。地区变动不再被大国之间明面上的结盟和冲突主导了。权利的分配现在靠的是影响力的传播和代理人战争。
今天，在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都是由可预见的威胁和机会两部分推动形成的。因为担心国内起义再次爆发、害怕伊朗势力和被美国抛弃，中东国家极力要从脆弱的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混乱中牟利。
而这又将地区势力推到了毁灭性的地区代理战争中，同时将混乱的种子散播到整个阿拉伯地区。因此，希望在该地区平衡各方势力注定是海市蜃楼，因为中东新秩序就是中东混乱的基础。
新的秩序
今天的中东地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绝望。叙利亚战争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之一，至少50万的平民被杀，超过1000万人口被迫转移；伊拉克虽然在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住在解放区的人们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内战使也门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霍乱疫情，也使840万人民忍饥挨饿；利比亚则仍然保持着灾难性的溃败状态。
“伊斯兰”组织士兵
即使那些没有崩溃的国家也在苟延残喘。埃及仍受到2013年军事政变的后续影响，军事政变压迫了政治进步、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民众不满而上街游行。巴林在2011年血腥的宗教镇压后持续动荡，目前除了镇压反对派没有其它解决方法。
相对成功的国家，比如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正在忙着和重大的经济问题、不满的年轻人和不稳定的邻国做对抗。几乎在每一个国家，7年前使其爆发民众起义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今天都变得更严重了。
但是，这个地区却从不缺少更多的混乱。美国撤回伊核协议的行为重新开启了美国或以色列军事打击造成战争的可能性；由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对卡塔尔的制裁分裂了海合会——这个阿拉伯最成功的国家组织；在叙利亚，即使针对阿萨德政府的军事行动已经渐渐取消了，以色列越来越频繁的空袭、土耳其的跨境管理和伊朗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正在将内战推向一个新的方向。
也门战争陷入了难以解决的僵局，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了导弹，沙特的空袭导致大范围的平民死亡，而阿联酋则在非洲之角建立海军基地，帮助沙特进行封锁，也为了加强其在也门南部的影响。与此同时，屡次爆发的加沙暴力事件和巴以两国解决方案的死局预示着巴勒斯坦领土归还问题重新成为国际焦点。
废墟上的也门儿童
在这一切的混乱中，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和其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了轴心，包括埃及、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但这一试图恢复2011年之前中东秩序的举措实际上摇摇欲坠。
当今的中东地区，大量的失败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治理和贯穿各领域的竞争削弱了每一个权力。当国家试图掌控自己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时，他们只会感到更加不安。特朗普政府决定加倍支持独裁政府，而忽视了在恢复旧秩序道路上的障碍——深刻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既不会巩固美国的利益，更不会使其增加。
变化的平衡
中东的跨界政治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该地区的结构和动态已与以前大不相同。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学者马尔科姆·克尔（Malcolm Kerr）称为“阿拉伯冷战”。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埃及与西方支持的政权和沙特阿拉伯的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范围从也门的直接军事干预到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国内政治的代理人利益争夺。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
与此同时，泛阿拉伯主义——希望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思想——确立了该地区领导人们在反殖民主义、阿拉伯统一和对抗以色列三个层面上合作与竞争的基础。
中东历史的传统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这些跨界意识形态战争的终结。随着纳塞尔的去世和大量石油的发掘，国家变得更关心政权的生存，而不是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安全部门，阻止了国内起义。
随着国家内部安全的加强，外国干预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不幸的是，黎巴嫩是这条规则的例外，1975年至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成为代理人冲突的主要舞台。）甚至1979年的伊朗革命，即使民众受到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被成功推翻的激励，却也没有重现同样的代理人战争。相反，阿拉伯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并加倍镇压国内的伊斯兰主义挑战者。
然而，在2011年民主改革爆发前，强硬国家的时代就已经渐渐消退了。在20世纪90年代，
全球化开始给中东秩序带来根本性的挑战。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促使各国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就业。阿拉伯大国要面对贫困人口的增长和基础设施的衰败。即使是富有的石油国家也发现自己受到了全球经济形势的摆布，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波动。
同时，卫星电视、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其他新技术削弱了曾经垄断信息和观点表达的政府。
2001
年全球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占领伊拉克引发的敌意和巴以和平进程的崩溃破坏了区域合作的基础。到
2010
年时，阿拉伯世界已经没有能力限制伊朗、扼杀民主变革了。
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是地区结构变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人民对国家经济和政治不自由的不满至少持续了十年。该地区的政治空间已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及其他跨国网络统一起来，致使抗议活动迅速蔓延，从突尼斯到埃及，然后横跨整个阿拉伯地区。这些同时发生的暴动揭露了关于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力量情况：有一些马上适应了，有的勉强通过了，剩下的则都崩溃了。
虽然起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是明显的，观察者却很少关注起义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平衡地区势力。传统势力，如埃及和叙利亚，被国内冲突所吞噬，使其无法向海外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富裕的海湾国家几乎完全适应该地区的新结构。金钱、媒体帝国与在跨国网络中稳健的核心地位——如穆斯林兄弟会（卡塔尔）或国际商业（阿联酋）——允许他们
发展软实力。尽管它们的规模很小，但这些国家高额雇佣雇佣军，打造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使他们可以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具优势地在利比亚和也门发展硬实力。
最重要的是，这些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他们的人口，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排除外界的干扰，这是那些小国、穷国和集权力度小的国家所不能的。即使他们面对彼此时也是这样。沙特和阿联酋通过断交、散播谣言，实行经济贸易禁运等措施对卡塔尔进行的长达一年的制裁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卡塔尔的财力和对国内局势的掌控能力。
代理权
在这个新的区域秩序中，权力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着。
阿拉伯政坛全部发生暴动的强烈经历使各国把该地区的每一件事都视为一个势力的上升或是潜在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退出的代价。无论是出于自身权力扩张的愿望，还是出于防止对手这么做的目的，几乎每个政权都发现自己卷入了内战和其他权力游戏中。
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向人们展示了民众起义是如何挑战政府权力的，那么利比亚就为外部势力如何利用这些动荡提供了第一个模板。当阿拉伯起义到达利比亚时，三个海湾国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以及土耳其抓住了打击恶名远扬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机会。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
海湾国家利用他们的媒体帝国来聚焦利比亚的暴行，同时淡化了巴林也在发生的暴力。并且他们通过了一项阿拉伯联盟决议来支持美国和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他们还把大量的武器和钱捐给了他们支持的当地民兵。
这些间接干预具有长期的、负面的影响。卡塔尔和阿联酋都支持反对卡扎菲，但它们有不同的当地代理人。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这些部队仍保留他们的武器和势力，从而阻碍了利比亚国家基础的巩固并使该国陷入到内战中。即使在今天，埃及和阿联酋军方支持的指挥官哈夫塔尔的“尊严”行动——他的军队掌控了利比亚大部分的东部地区——也正在使战争恶化。
但外部参与的破坏性后果并不会立即显现。在2011年的繁荣时期，海湾国家和土耳其（像美国一样）把他们对利比亚的干预视为一个成功的故事：他们认识到支持当地代理人的好处，并认识到他们可以确保美国、欧洲以及联合国支持针对他们的对手的干预。
即使是管理这些有限的干预，在面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时，它的复杂性也是令人震惊的，同时也无意地产生了更多的义务。过去几年，美国和俄罗斯在努力管理他们在叙利亚的竞争。与此同时，伊朗和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权已经从外部支持的起义组织那里逐步收回了领土。
但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崩溃和阿萨德政府收回大量领土并没有结束冲突。失败的叙利亚状态仍在持续吸引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例如，反对ISIS的运动最终吸引了土耳其的广泛参与。
在2015年，由于急需地方代理人打击ISIS，美国转向了和其他武装部队一起打着“叙利亚民主军”（SDF）旗号的库尔德军队——“人民保护部队”（YDF）。这些势力的成功引发了土耳其对库尔德分离主义的恐惧。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加大对叙利亚境内伊朗和真主党的空袭力度。尽管对抗ISIS的政府和运动联盟现在似乎都在逐渐淡化，但是叙利亚的战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际化。
尽管叙利亚是目前最大的灾难，区域势力也在寻求影响力和声望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政治损失。他们甚至动摇了那些没有卷入内战的国家。最坏的例子就是埃及。
2013年，沙特和阿联酋支持了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的军事政变，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并得到了卡塔尔的支持。但是，尽管有数百亿美元的海湾援助，塞西政府并未能恢复埃及的正常和稳定。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突尼斯，卡塔尔和阿联酋之间的竞争也导致了不安定。 大量注入的外国资金和对当地盟友的政治支持已经污染了该国新生的民主政治。
安全困境比比皆是
这些动荡的地区动态是典型的“安全困境”的产物：即当国家试图增加自己的安全时，他们实行的对策却使他们比以前更加不安全。当今阿拉伯的每个政府都有着深刻的不安全感。
他们虚张声势，害怕另一场民众抗议活动的爆发。2011年，抗议活动曾迅速蔓延，这让各国相信，中东地区任何地方的起义都可能引发国内的响应。今年5月，当约旦发生经济抗议时，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立即重新向安曼提供经济援助以遏制动乱。
但是，当国家试图通过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来压制潜在的抗议者时，他们通常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他们打击得越厉害，产生的愤怒和怨恨就越多，限制民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些国内安全困境也解释了其他令人费解的外交决策。比如，沙特阿拉伯的新任王储小萨勒曼在迅速巩固政权后，在国内政策上做出了巨大的转变。他引进了社会改革，比如允许妇女开车和进电影院。但与此同时，他镇压妇女权利活动家，逮捕并恐吓了国内一大批精英，并将关键的宗教既得利益群体搁置一边。
但是，不能将小萨勒曼在国内异常成功的权力巩固与他在国外灾难性的、过于激进的干预来分开看待。甚至在他夺取国内政权之前，他就决定干涉也门的内战，他曾预估也门的迅速取胜将稳固其国内政权。但与预期相反，沙特军队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潭中。
同样，他希望通过2017年对卡塔尔的封锁和抵制确立沙特在海合会的主导地位，并削弱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挑战，现实却完全与之相反：卡塔尔超乎预期得更有韧性。封锁卡塔尔还破坏了沙特与华盛顿的关系，破坏了遏制伊朗的企图，也许还致命地削弱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也门和卡塔尔，沙特都陷入了困境，无法向前一步取胜，也因为担心国内的政治后果而不敢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