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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9月访华之旅非常清晰地印上了新加坡“小国大外交”的传统色彩，即在中美之间游走，发挥特殊作用。
2015年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去世的时候，笔者曾撰文论述新加坡“小国大外交”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后李光耀时代可能面临的困惑和挑战。在该文中笔者断言，“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依然会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具体方向上，也许会进入一段困惑时期，最主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新加坡在地区和国际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难以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也不能轻易决定站在哪一边”。
过去两年来围绕新加坡外交所发生的风波和争论，基本上没有背离笔者当初的判断。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外交政策很快驶入了一个风高浪急的未知水域，高烈度地考验新加坡领导人对新的复杂局面的应对能力。这个考验主要是针对两个论题：第一，新加坡如何在大国博弈中——尤其是在中美之间——自处？第二，在更广泛地意义上，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在这个仍具有丛林性质的世界上如何展现自身的外交姿态？
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新加坡这个岛国置于建国以来少见的需要选边站的艰难而尴尬的情势之中。在这之前，新加坡与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基于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中间虽偶有龃龉，但都算是昙花一现的矛盾。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民党主席作为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选择在新加坡会面
（即所谓的“习马会“）
，代表中新友好互信的一个高峰。习马会面，其中既有内战历史旧痕，又有国家统一的当下问题，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而双方领导人同意在陆台之外的第三地新加坡见面，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毫无疑问彰显了中国官民各界对新加坡非同寻常的信任和认可。
但一年之后两国关系就有了风云突变的迹象。2016年7月12日，设立于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的一个仲裁庭就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纠纷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最终裁决。中国对这个仲裁案的立场向来非常明确，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裁决出来后，相关各国但表态为各方所关注。作为南海非声索国的新加坡，通过其访美的总理李显龙称裁决对各国但主权声索作了“强而有力”的定义，新加坡外交部也敦促各方充分尊重相关的法律和外交过程，但并没有强烈要求中国执行裁决。不管怎样，新加坡的声音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这也是中新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转向紧张的主要原因。
抛开这件事对中新关系的具体影响，值得观察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及新加坡在这一问题上和相关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强的互动。一个表现是新加坡政府在态度上对国际法不折不扣的坚持。诚然，新加坡可谓一直是国际社会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但李光耀本人在世时作为新加坡的“首席外交官”，并没有对国际法抱以很强的信心。
这大概是因为李光耀作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还是将国际社会的本质视为丛林世界，不认为靠国际法能维护新加坡的最大利益。李显龙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做出后的访美期间，就这个案子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层面的表态，其实听起来合情合理。他说，作为小国，新加坡必然希望国际争端能够根据既定的规则去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但是新加坡也明白大国有其利益要维护从而不愿意走上仲裁这条路的现实。但当新加坡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政府和政客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维护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理由来正当化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取向。而新加坡“维护国际法”的声调越高，越容易招致来自中国的不满。
对新加坡的外交姿态做精细的分析可以看出，坚持维护国际法，是一种可以让新加坡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首先，在当今社会，国际法如果得到遵守，确实能对在国际社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小国提供保护，对这一点新加坡真诚相信。其次，维护国际法无论如何也是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是国家行为正当性的来源。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从来也没说自己不要遵守国际法或者这个问题不需要根据国际法来解决。中国的立场是其对南海的主权和其他诉求在国际法上有着坚实的基础，认为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对此案在国际法上既没有管辖权，其做出的最终裁决也“非法无效”，本身就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这个意义上，对任何“维护国际法”的声音，泛泛而论并无法反驳，长远来看也无法仅仅因为其他国家声称要遵守国际法而与其持久结怨。
但引起争议、困惑和不满的，也许不仅仅是坚持国际法的声音，而是对新加坡是否“选边站”的怀疑。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史的实证角度看，在国际关系彻底两极化之前，小国最好的策略都不是选边站，而是左右逢源。尤其是，当大国之间虽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但总体上仍处于一种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状态而不是生死相搏之时，小国选边站是一种最差的策略。
设若有A和B两个大国，它们在国际或地区关系中有一定竞争，但彼此也有很大合作，某小国C若只看到它们之间当竞争而选择站在A国一边，那么它会被B国怨憎，但在受到B国的报复时，却未必能得到A国的保护，因为对A国来说，保护C的利益远不能抵消因此对抗B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但如果C选择在A和B之间左右逢源，A和B之间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可以为C提供相当大的回旋获利空间。新加坡领导人向来被认为具有世界一流的治国能力，在对外政策上也以“小国大外交”著称于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道理。
不绝于耳的关于新加坡“联美制华”的声音虽说颇为荒谬夸张，但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产物。新加坡确实与美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没有正式盟约的盟国。坊间所谓新加坡以及中国周边小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说法有些过于简化，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美两个强国的“比较优势”，即它们各自所能提供给这些小国的东西中更为重要的那一部分。
新美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也是新加坡的大市场，但相形之下，新加坡更依赖美国所维持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以及在防务上与美国绑定所带来的安全感。但如果要因此而牺牲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对新加坡来说完全得不偿失。此外，新加坡也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大，其军事力量也在日益增长，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体系中迟早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也要不失时机地以适当的节奏发展与中国的防务关系。所以无论新加坡如何被认为在中美之间曾经偏向哪一方，它迟早会调整到中间道路，因为这样符合它的最大利益。当然，新加坡的底线是，首先国家安全和主权要得到保障，其次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要得到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