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这些都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往对于清代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或偏重生产，或偏重流通；生产是流通的基础，“生产既支配着与生产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本文试图将粮食的生产和流通贯通起来，探索上述宏观背景下山东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详细考证了18世纪山东省的耕地、人口、亩产量、耕作制度等，并且对全省人地关系、人均粮食占有量、仓储存粮进行了量化估算，进而从总体上确定了全省的粮食供求状况。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探究18世纪山东省粮食价格的时间序列特征，包括季节性、不规则波动、长期趋势。此外，还用统计和计量方法分析了山东省内粮食市场的整合。
本文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在资料使用方面：综合利用了四大类志书、典籍和数据资料：其一，王业键先生的“清代粮价资料库”；其二，清代至民国时期山东省的县志、州志和府志；其三，清代各朝皇帝的实录、《朱批奏折》、《大清会典》、《文献通考》、《户部则例》、《大清一统志》等较权威的国家典籍；其四，民国时期卜凯（John Lossing Buck）教授的农业调查资料。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针对某些府志中人口资料缺乏的情况，充分利用其辖下州县的志书资料，并根据这些州县的户均口数、年均人口增长率等指标来修正、估算全府户口，从而最终得出18世纪山东各府的户口数字；第二，在估计18世纪山东各府耕地时，不以某个或某几个州县的折亩比率为代表，而是将折亩县逐个分析。对于没有折亩资料的州县，充分考虑其地貌特征、土壤成分等地理因素，谨慎估计；第三，使用民国时期的农业调查资料反推清代的复种指数和亩产量，使得结果更具代表性；第四，充分利用民国调查资料和清代档案，从能量（卡路里）消耗入手估算一般情况下平均每成人每年的粮食消耗量；第五，利用经济学理论中的货币恒等式对长期粮食价格增长缓慢的原因展开讨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18世纪山东省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大约在3‰左右，不支持康乾盛世“人口爆炸”的说法；就人地关系而言，直到嘉庆时期全省人均耕地仍在4亩左右，因此不存在明显的人地紧张关系；就粮食占有量而言，从乾隆中期到嘉庆后期，全省平均每成人每年粮食剩余量都在150斤左右或者更高，证明当时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
第二，粮食价格的季节差价变动形式与耕作制度高度相关，在粮食收获的夏秋两季下降趋势明显，在青黄不接的冬春两季则上升较快；各府的季节差价的变动幅度受到各府粮食禀赋和全省粮食市场有效性的影响，与政府的仓储关系不大。粮价的波动与旱涝灾害呈现复杂的关系，一般而言，灾害越大，粮价的波动程度也越大，但是还要受到灾害发生前后几年灾害状况的影响。从长期来看，18世纪山东省的粮食价格增长极为缓慢，高粱、粟谷、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价格的年均增长率在2‰到3‰左右，明显低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省内的粮食市场很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地缘市场，各府一般只和与其相邻的府发生粮食贸易，而和不相邻的府的粮食贸易是有限的。
第三，乾隆时期全省常平仓平均实贮约为182万石，折合粮食不到1.3亿斤，仓储存粮数量之大可见一斑。而当时全省粮食总产约142亿斤，即便扣除种子耗粮、漕粮和全年食用，全省余粮仍有约36亿斤。按照“存七粜三”之法，常平仓每年出粜应不超过0.4亿斤，这与全省庞大的粮食剩余相比相形见绌。因此，常平仓的平粜不太可能对市场价格产生长期性、系统性的影响。实际上，国家仓储的主要作用乃是提供最低福利，保障灾荒年份中灾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非在正常时期干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