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公众号
点击右上角“...”设
置星标
↓
【导读】
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的两副面孔。
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联结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主要桥
梁。
随着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未来城镇化的潜力虽仍在农村的人口城镇化，但承接的载体将会是具有成长潜力的县域和中小城市群，由此将会形成一批
“小县域、大城关”
，即空间体量较小、城镇化率较高的小县大城。
小县大城战略是针对我国部分县域面积小、人口分散、经济基础
薄弱等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城镇化发展模式。
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引导人口、产业向县城及周边重点镇集聚，打造县域经济
的核心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周立教授与罗建章博士深耕城乡可持续发展领域
多年，
以学术洞见与政策实践的双重视角，
系统阐释了小县大城战
略
的理论逻辑与地方经验。
书中既对小县大城演进脉络进行了宏观梳
理，又聚焦德化县等典型案例，剖析基层政府如何以“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韧劲，破解土地、资金、人口等核心难题。
《小县大城》
为文化纵横合作策划图书，本文节取书中第三章的部分内容，
欢迎诸君阅读参考。
“大城市的卷，相比县城的惬意毫无性价比”，事实是否如此？其实， 这是存在于返乡见闻落差背后的幸福悖论。从宏观数据来看，县城的状况并不算好。2023 年，36 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的合计名义经济增速是 5.2%，而剩余城市的平均名义增速只有 3.5%。其中省会及以上城市占全国 GDP 的比例从 2022 年的 38.4% 提高到38.8%，而相应的其他城市的占比下降了 0.4%。
从 2022 年的人口数据来看，省会以下城市的人口从 2020 年以来减少了 525 万人，
人口占比也从 73.6% 降到了 73.2%。从宏观数据来看，大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增长优于县域地区，人口从县乡流动到大都市的趋势也从未停止。从县域层面数据来看，中西部的县域人口出现大幅回流。
如果县城真的那么“香”，为什么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仍“用脚投票”离开县城，同时又有青年认为“大城市的卷毫无性价比”呢？
基于我们的观察，可能的解释是宏观数据呈现的县域向都市流入的大趋势背后还存在城市向县域流入的反向流动。过去几十年，“孔雀东南飞”是人口大迁徙的常态：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从北方奔向南方、从小县城涌入大城市。然而，最近几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始迎来人口回流，就连一些面临劳动力持续流失之困的小县城，也迎来反弹时刻。这些县域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的地区，
如东南沿海的福建德化县、闽侯县，广东揭阳普宁市、茂名高州市，中西部的四川成都邛崃市等。
这些崛起县域的共同特征是有明显的产业优势和市场规模。
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县域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职业发展及生活品质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是县域在“内卷”和“躺平”之间提供了第三种生活方式。
大城市拥有更多发展机遇的背后是更大的竞争和压力，随着人们对“内卷”的反思，“躺平”一度成为社会热词，在“卷又卷不赢、躺又躺不平”的时候，县域的“慢生活”状态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这让青年奋斗者兼顾事业的同时，能够抽身回归家庭和社区，享受小县城的宁静和和谐。
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平衡、简单和舒适，与大城市的竞争和压力相比，前者更注重内心的平静和生活品质。
二是县域为“业随人走”提供了新载体。
古往今来，“人随业走”一直是产业发展和城市集聚的核心因素，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产业衍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消费能够在较短时间实现产业的链接和转移，而
具有成本和空间优势的县域成为承载新业态的载体
。近年来，大城市出现的本地零售、直播电商等新经济，迅速在广大县城得以复制；过去只能在大城市体验的剧本杀、猫咪咖啡馆、围炉煮茶、新式烘焙店，如今在县城早已遍地开花。
三是县域为提高生活品质提供了新选择。
虽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未来仍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但“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成为人们的新选项。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四亿人，他们有在乡村生活中“洗胃”“洗肺”“洗眼”“洗心”，享受乡村的慢食、慢村、慢生活，在乡村养老、养生的“四洗三慢两养”新需求。
不过，人们也会常常揶揄道，“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道路滑，人心更复杂”。随着新基建的开展和乡村的全面振兴，县域作为联结城市与乡村的纽带，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的新选择。在市民下乡和青年返乡的浪潮中，也出现了城里人“我在村里有亩田”“我在山上有棵树”等新现象。
由此可见，县域是一个宜居宜业的选择，国内诸多县域近年来实现了人口、产业的快速集聚，形成了许多“小县域、大城关”的样态，这些县域是如何逐渐由一个小县城成为集聚县域内大部分人口并使其安居乐业的载体的？本章希望通过剖析小县大城的形成机制，厘清小县大城的来龙去脉。
县域作为联结城乡的行政层级和社会单位，逐渐成为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中间层，也成为城镇化的新一轮承接载体。这种类型的城镇化被称为
小县大城
，即附近乡村人口流入县城、为县城制造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几十年来，这一模式创造出不少山区县后发赶超、后发先至的城镇化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加速狂奔的城镇化进程也已经转换为
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县域城镇
。2020年以来，中国县域第三产业占比稳步提升，逐渐超越第二产业。但从区域分布来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主导县域经济结构并无明显的东西分野，反而出现了以山区丘陵地形为主的山区县，其县域经济结构仍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平原县域经济结构的第三产业占比正稳步提升。
人们通常的认识是，发展县域经济既可以缓解中国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问题，又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战略支点，还可以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扎实基础。
中国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不平衡，
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缓解城乡不平衡，具有特别关键的作用。因此，全国几乎所有省级政府都进行了扩权强县改革，以期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县级领导人也都在积极经营县城，以推动县域经济超常规发展。研究也证明，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法团主义，也就是
地方政府类似公司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个县都通过经营县城，将所有资源调配用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就具有巨大活力，也必然可以创造出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由图 3-1 可以了解到，
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趋向良性变动。
总体而言，县域经济的传统优势在于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第一产业，即农业
，仍然是县域经济的基础。但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农业的产值和效率都在提升。
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
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些县域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工业园区，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旅游业、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等服务业在一些县域经济中表现突出。此外，在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之外的现象是，
县域经济发展正逐渐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转变， 一、 二、 三产的融合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国家对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县域经济结构调整也呈现新的趋势，如发展定位从国内大循环“供给泵”向双循环末端“压舱石”加速转变
（见表 3-5）
。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作为流入者的农民市民化角度来看，城镇化承载着一个个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洗脚上田梦。
城镇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拉力，农业人口非农转移也是推动农民这一称谓由身份象征转向职业象征的起点。
农民告别沉重的农活，取而代之的是新型职业农民，享受着城市文明和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和机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乡村也让城市更向往。
虽然每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受限于早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数较大，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仍在扩大
（见图 3-2）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长期以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的
城乡收入剪刀差
，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起点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城乡收入结构的差异，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相对多元化，包括工资、退休金、投资收益等，而
农民的收入更多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劳务输出，
同时农民从土地流转、房屋出租等获得的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第三，
城乡教育的代际差异。
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均，城镇居民通常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影响了农民及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由此可见，国家虽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缩小城乡差距，但这些政策效果的显现需要时间。
从作为主政者的县域城镇化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好体现。推动城镇化进程，主政者可以有效地提升县域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城镇化还可以带动就业增长，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乡环境，为县域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主政者而言，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对自身政绩的检验，更是对百姓福祉的责任和对县域未来的承诺。
城镇化的三种主要类型，
如表 3-6 所示。
通过推动城镇化实现晋升的
县乡干部
也不胜枚举。一旦县域选准了小县大城这种集聚要素发展城关镇的实施策略，县乡干部将获得强化城镇化战略的权威地位，并给予资源和政策倾斜的“路径依赖”。
县乡干部在推动小县大城发展策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谓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主政者的政治智慧和行政能力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和县域经济的繁荣。“火车头”们通常具备敏锐的政策洞察力和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能够将上级政府的任务和目标分解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确保这些计划得到有效实施。
在行政体系中，县域主政者的职位和晋升路径往往与他们的政绩紧密相关。通过推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不仅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能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铺平道路。这种以政绩为导向的晋升机制，激励着县乡干部不断寻求创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个人价值和地方发展的双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