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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说：
做设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中国美学的核心内容是“万法自然，天人合一”，中国自唐宋五代时开始的文人画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理论。国际大师王澍博导很好的通过建筑来诠释这一美学。
王澍（1963年11月4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汉族，建筑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建筑学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012年2月27日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全球建筑届的顶尖奖项，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做的建筑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
王澍花了12年学建筑，但觉得“这套教育和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没有关系”，于是，他决定忘掉它。在1992~2000年间，他停薪留职，在西湖边爬山喝茶，陪太太逛商场，在家洗衣做饭拖地板。
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他也接了一些“装修”的活，不仅做设计，还包施工——因为想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怎样的——后来他的学生也都是很好的装修工。“甲方特别喜欢我。墙上的木龙骨，人家都拿破木条钉，我用标准龙骨，不懂偷工减料，经常亏损，但这是建筑学的原则。”
就这样，王澍明白了每一个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搞清楚了工匠的每一个步骤，后来他的作品一般建筑师很难模仿，因为这建立在对材料和施工的足够了解上。
象山校园是王澍带着青年教师团队做的，所有的图纸、建筑施工图都是自己画。建造过程中，他一直在临一本字帖。“我的建筑上的那一根曲线，相当于王羲之那个年代的一根曲线，经过我临帖十几年，变成我血液一样的东西，别人无法模仿。”王澍说，至于拿了普利兹克奖，那只是“我们偶然被世界发现”。
有人说，在王澍设计的房子里特别容易迷路。王澍回应，英文里有一个词叫enjoy，中国人现在都行色匆匆，不愿意徜徉，这需要恢复。
在建浙江富阳的公望美术馆（2016年开馆）时，工人一直砌不好屋顶，王澍也不知如何表达他想要的效果。正好有一天，彩霞满天，王澍赶紧找到工人：“你看天和云的这个关系，我要的就是这个。”于是，工人一边砌，一边不时抬头望天，果然成了。
王澍说：“我做的建筑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中国的现实蒙着一片灰尘，我只是拿一块布擦了一下，然后你发现，怎么那么好看，其实它一直在那儿。中国建筑是非常高水平的文明，但被拍到了地上，我们现在只是在重建。”
教学资料图（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不培养大师，培养能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建筑师
王澍一直自称是“中国建筑教育制度的叛逆者”，当年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就批判了中国整个建筑学界。时至今日，这种批判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圆润。
“雅园不仅是舒适优雅的生活，‘雅’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是带有批判精神的，是对所有庸俗的批判。”王澍说，“为什么要在一个美术学院里办一个建筑学院？因为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获得答案——有着世界最大建造量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性的新建筑？有这么多的建筑活动，为什么没有真正本土文化特征的新建筑？当社会经济整个被房地产绑架和裹挟的时候，建筑师为什么集体沉沦、堕落、与房地产商成为共谋？”
中国的建筑教育究竟缺什么，艺术、资金，还是方法、设备？“都不缺。”王澍说，“我在工科大学里念了12年建筑学，最深刻的体会是，我们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态度——只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模仿欧洲、美国、日本、香港，却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所知甚少。”
建筑艺术学院刚成立时，王澍就提出，整个学院至少10年、20年的方向是，重建一种中国当代的本土建筑学。有趣的是，一个强调本土的学院，却是中国美院最国际化的学院，现在全职外籍教师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本土化一定要在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定义”。
10年过去了，学院从一名教师到有了40多名在编教师，拿着不高的工资，做着理想主义的事情。王澍说：“造城运动还在继续，我的学生会很痛苦，但我要为未来留下希望，留下一些人思考这些问题。肯定会有大量人消失在现实里，但只要有幸存者，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30年前，王澍常常和师兄们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激情飞扬地批判中国建筑。如今，师兄们有的已经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次也应邀来参观展览，“他们很高兴我没有变化，也希望我不要变”。
“想当大师，成功率不到2%。我不是培养大师，我培养的是面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能做出相应设计的建筑师。学院走过10年，实验刚刚开始。”王澍说。
他，建造了一个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位于浙江中部的富春江，长约110公里，流贯浙江省桐庐、富阳两行政区。泱泱江水，宛若明镜，两岸青山点点，似如粉黛。
元代黄公望的一尺《富春山居图》，更是画出了富春江两岸的诗意生活。
如今，富春江两岸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村落集镇，吸引了各地设计师、艺术家和商人来此改造老宅，或在此常住，在这些偏僻村落发起乌托邦似的理想。外来者的举动可以视为对当下急遽推进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反思，也是一股时代的“逆流”。
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王澍，用3年时间，率先在富阳文村打造出了14幢民居。他的经验和观点，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对乡村规划设计的新思考。
从2012年开始，王澍和同是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一趟趟地奔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用灰、黄、白的三色基调，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设计，呈现他理想中的美丽宜居乡村。
建筑师王澍说，自己正在挑战建筑界最难的领域：农居房。当然，“最难”两个字是王澍自己加的。在全国范围内，每一天都出产着各种类型的农居设计图，每一天都涌现出各种风格的乡村民居，但他在富阳洞桥镇文村设计建造的14幢24户农居，从规划到落地，整整花了3年。
十多年对浙江乡村的观察和理解，让王澍这位出生于新疆的西北汉子有惊喜有遗憾：“浙江的古村落里，有一大批代表很高建筑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的建造风气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乡村，大家向往高楼洋房，这些民居也难逃被拆的命运。”王澍说，“老房子就是活着的历史，历史都没了，还有什么根基？”
王澍记得在2012年，他在富阳的村子里转悠时，遇到了洞桥镇大溪村的村支书王荣华。那时，王荣华正指挥着一辆铲车，拆除村里的一幢老屋。王澍激动地跑过去，大声喊停，陆文宇则一路跟着小跑，拦下了王荣华手中正在挥动的小旗子。
“要是不拆掉，老房子留着做什么用？”王荣华的一句反问倒是激发了王澍的信心，他拍了拍王荣华的肩膀：“你等等，我来想办法！”
那时，富阳正力邀王澍为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三馆”项目做规划，从不轻易对外接项目的王澍一口答应下来，但他的条件是要在洞桥镇文村、大溪村一带，做乡村民居的整体规划。
“农居设计，也许是个无解的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很好的样本。“王澍说，“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只有最强的设计力量对乡村感兴趣了，只有最强的建筑师团队进驻乡村了，才可能做出好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义不容辞。”
杭州日报记者：
文村这片古民居，非常漂亮，你是怎么发现的？
王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课题。现在城市的大拆大建，使得城市里的建筑文化传承几乎没有希望了，仅剩的一点“种子”就在乡村，我希望它还能发芽。
从2010年开始，我们对全省的传统村落做了一个为期4年的调研，可以说跑遍了浙江，情况很严峻。光是在富阳，200多个村子，如果以半旧半新、文脉可续为标准，其中仅剩20多个村还有点希望。当然这个数据不是绝对的，或许还有意外的惊喜隐藏在哪个山沟沟里。文村就是我们调研中的一个惊喜。
我的想法是在不改变古村落面貌的同时，实现隐形城市化。改造一个村落称不上“化”，一定要三四个，并能连成一片，坐两站村际公交车，转一个山湾就能到另一个村庄了，这隐含着一种密度和自然同时并存的新型城市结构，特别适合浙江的情况，而洞桥镇的大溪村、文村这一片古村落，正是我们要找的“种子”。
杭州日报记者：
在文村古民居改造过程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题？在建筑与环境之间，又怎样权衡？
王澍：农居问题是很难解决的，甚至一个屋檐、一堵墙，都可能招来村民的抵触，这就要求我们设计师放低身段，不断修改设计方案。此外，在技术上，夯土、抹泥等一些老的建筑技术要不断创新，寻找新材料、探索新方法，说服村民接受它。为了延续传统村落的多样性面貌，我设计了8种不同的房子，同样的土地上布局了24户，错落有致，和谐自然，设计中考虑到了小院、堂屋、农具室、灶屋等，村民们也能接受了。
我的基本观点是，建筑与环境的和谐，我们既需要民族的审美，也需要时代的创新和表达，二者是不冲突的。富阳在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推进中，能把这么多连片的古民居完好地保存下来，又混合以有文脉传承的新创造，将为浙江地域建筑文化特征的重塑带来不可估量的研究示范价值，也为保持地域乡愁的新型城市化探索了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