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管岁数大小，送入世界的总是一本书，而不是他自己。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尊老杯”高尔夫球赛，你不能把发球区往前摆二十码，也喊不来代步车。书评人不会对你网开一面；但话说回来，新人作家他们也没有手下留情。当一个皓首苍髯的捉笔者，还在占着空间，在越发狭小的印刷世界里消耗着氧气，年轻人会觉得这些前辈地位已然确立，荣耀也是既成事实，当然占便宜的是这些老人。大学里我们曾多么崇拜和嫉妒那时的偶像——海明威和福克纳，弗罗斯特和艾略特，玛丽·麦卡锡、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尤多拉·韦尔蒂！我们想象着他们就逍遥在天庭的光辉中，愉悦的心境和崇高的地位从不会损减，就像天使在永远歌唱。 现在我到了他们的年纪——真要说的话，已经比他们中的好几位要长寿了——我反倒能明白一个作家年少未成名的状态有哪些可贵之处。你还没有被归到某一个类型中去。你可以冷冷地在远处判断整个文坛。你的材料俯拾皆是——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地域、你的时代——都显得特别新鲜，等不及地要交代给读者。学到再多的高深技艺，也不能取代那种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冲动，和“带去消息”的使命感。大多数作家的主要材料就是二十岁之前的记忆、印象和情绪；过了那个岁数，这些东西往往就没有那么丰沛，那么能引发回响了。到了四十岁，这个珍贵矿藏里杂质最少的那一脉大概开采殆尽，要维持创造力只能是筛检残渣。你变得更玩弄手法，更加理论化；你发明续集，或者尝试着写起历史小说。如此产生的小说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巧妙，甚至比之前的作品更关切人间苦痛；但它们都再也不能重复那些撼天动地、触及本质的创作了；这一点，长居于“现实和想象相遇”那个明暗交界处的作家霍桑在赞赏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时候就曾提及，他形容那种作品“真实得好像是巨人掘出一大块土地，放在了玻璃展示柜之中”。 第二个引号里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倾心于某个他自己无法达到的境界——在我第一次读到时就很打动我，而且我之前也曾引用过。作家上了年纪之后，一些画面、几次难忘的相识、若干个珍爱的短语，会在他漫步于暮色下的夏日树林时，如蚊蚋般盘旋于他的头脑中。当他坐在嗡嗡作响的文字处理器，看着满是期待的屏幕，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他正在苦心推敲要表达的意思很可能早就表达过了。 我的文字处理器——这个词用来形容我本人也很允当——是我一系列表达自我工具中的最新一样。这个系列最开始是我幼小的拳头里握着的蜡笔和彩色铅笔，手长大一些之后，就迁移到了我母亲的打字机上，那是一台便携的雷明顿；等我的盲打之术小有所成，它们又移到了我自己的机器上——一台浅棕色的史密斯科罗娜，是疼爱我的父母特地买来让我带去大学的。后来在《纽约客》的总部，我升级换代了一台办公型的打字机，它会随着令人兴奋的抬升，从桌下蓦然耸立在金属台面上。躲在新英格兰当我的自由撰稿人时，我花重金购置了一台电子打字机，它会急着从我指尖抢去我要输入的字母，并等不及地发出一记清脆的“咔嚓”声；里面不仅装了黑色的色带，还有白色的，用来改正我频繁的错误。没过多久，这个精巧的机械装置就让位给了一个居然更先进的器械——早期的“王安文字处理器”[1]，不但能自己打字[2]，而且速度飞快、从不犯错。我接下来的机器是一台IBM，就让“王先生”显得迟缓笨重了，然后它又被“戴尔”取代，后者可以调用几十种字体，还内置了拼写检查。在这不让人喘息的一代代技术革新中，一颗不变的大脑用不断衰退的神经细胞费力搜寻着意象和故事，期望能掘起一块土地，把它放到印刷出版物的玻璃展示柜中。 我越来越频繁地想不到那个要用的词，这个趋势让人心惊。我知道那个词就在那里；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它在英文这个语言的拼图里占据的形状。但这个词本身，虽然我准确地知晓它的边缘，意义上的色彩也无可替代，但它依然只是悬于我意识的雾霭之外。最后，我只能满面羞愧地求助于那本被翻旧了的近义词词典，或相关的百科词条；这样或许能逮住那个词，但却发现它和句子中相邻的词不幸撞了韵脚。与此同时，我正在成形的那个想法的节奏和结构统统丢失，整个段落（就像现在这个一样）滑向未知。 有时，明知是不智之举，我会扫几眼二三十年前自己的文字，其中有种特质我最为羡慕，也最怕自己现在已经丧失，那就是一种不瞻前顾后的活力，一种劲头，一种甚至可能略微有些过分的放纵。那些文字的作者年少天真，就像一个男巫的学徒一般，正召唤着一些无形的能量，也就是这门语言庞大词汇库中的丰饶潜能。散文应该流淌，文字的份量被激活之后应该有种向前的势头；它应该像前赴后继跌落进你耳朵里的一串话语。 作家到了暮年，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再也没有办法构想一个完整的作品，里面的空间关系对自己是否变得太过复杂了。他本该准备好一个引发兴致的开头，和一个让人觉得顺理成章的结尾；但是，当他抵达结局之时，他是困惑的，那个他心目中故事的弧线早已支离破碎。各种线索捻不到一起。“信仰的一跃”[3]是每个故事得以讲述的基础，但现在这一跃却没有安然落在远方的彼岸，而是直接坠落在水中央。最后发现故事讲不通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作家身上会更明显，她最后的几个悬疑故事往往留下了没有解答的谜题，而对于艾丽丝·默多克这样眼力更远、用意更宽的作家，困惑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那就会稍稍好一些。但即使是在最松散的故事中，各个部分连起来也总要言之成理。 要将某个构思充分实施几乎是种体育运动，考验耐力和灵巧，它所需要动用的心灵肌肉也是数学家以及音乐家成长时所要锻炼的。虽然写作一部分靠的是经验，真正的早熟在这个行业里其实罕有，但美国作家少事了了，却难以为继的例子，也常见得叫人痛心。心灵的肌肉会松垮下来，曾经的锐意也会黯淡。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虽然也算勤奋，但我最有名的几乎都是早期的作品，还被拿来作为参照，指出我后来创作的不足。暮年作家群敌环肆，其中就有他更年轻、更敏捷的自己——那个不可一世的抢手新货。 我十五六岁就开始把自己的画、诗歌和短篇投给《纽约客》；无一例外都被退稿，打印的退稿信上都是一样优雅而简短的文字。我的第一次突破是在大学都快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故事，是关于祖母得了帕金森病去世的漫长过程，这次的退稿信上有人用铅笔在底下加了一句话。要是我衰退的记忆尚可信赖的话，那句话应该是：“这么说吧——我们不登晚年故事，但你可以投些其他的再试试。” 可现在我能讲的差不多也只剩“晚年故事”了。我之前没有体会过的新鲜经历只有“变老”这一种，而即使老人们也不太想读这些东西。根据现在市面上的小说判断，我们爱读的，是风起云涌之时的人生，是爱和战争——枪林弹雨中发回的最新消息，悲惨的童年，心酸的求爱史，刺激的偷情戏，大交易，丑闻，以及在职场和卧室里都还很有干劲的成年人如何遭遇危机。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写的就是老年人；主人公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头。我的童年跟上了岁数的祖父母一起度过，当时笔下的老年人虽然是虚构的，下笔却比现在更有活力、色彩和好奇心。 我不是要抱怨什么。变老这件事对于自由作家来说下手算是温柔的。他们没有在自己职位上的强制退休期，也没有运动伤病告诉他这一切都无可挽回地结束了。即使有当代社会这些抵抗衰老的技术，球类运动员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延伸到四十出头已是极限，而在那个岁数，女演员也只能把浪漫感情戏的主角让给更年轻的女子。热爱某个作家的读者群，不像摇滚明星的追随者们，一般都过了青春期，相较之下对时间留下的疤痕更宽容；我读到有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正巧在“超级碗”的中场表演看到“滚石”，很奇怪这个瘦骨嶙峋的老头（Mick Jagger）干嘛老是脱掉衬衫到处乱窜，这真是让我有些难受。海明威后期也写了本硬汉风格的小说叫《渡河入林》，我看很多文学评论人提出的疑问也和那些小孩差不多。 总体而言，写作的世界是一个老派的世界，时间流转的速度慢得仁慈。八十八岁的多丽丝·莱辛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到了耄耋之年的艾尔诺·莱纳德和P·D·詹姆斯依然在产出热卖的惊险故事。虽然现在书本铺到书店或收回给出版社比以往都快，但读者的节奏依然是舒缓的。好书的名声还是靠他们口耳相传，可能心里记着要读的书有好几年都“还没来得及读”。一部电影要找到自己的观众只有几个星期的机会，电视剧一个小时之内就从屏幕上闪过，但书本有它的体积和分量，会在公共和私人的图书馆里比山河变色、人世更迭留得更久。被埋没的声名，像梅尔维尔，会在学院里重见天日；值得推崇的先锋作家，像科马克·麦卡锡，在晚年登上了畅销榜和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 在文学的竞技场里，因为随处是不可预知，让最老朽的参赛者也能因此燃起几分憧憬。成功的标准不止一种。薄薄的一卷诗歌，可能销量不足一千册，书评虽然都是溢美之词，也不过只有五六篇，但作者的自豪和成就感却是那些为钱而产字的文人所感受不到的。说到坏书评和低销量，要抛诸脑后也容易：愚钝的书评人和购书者根本欣赏不了真正伟大的作品，这个假设倒的确很难驳斥。从长远来看，很多书绽放得快，然后立马就消失了；只有极少数会一瓣一瓣地展开自己，成为经典。 一个暮年的作家留在他身后的一架子书，能带给他的满足不可谓不大，因为让它们在那里等着理想的读者去发现，其实就是比作者活得更久了一些。对他来说，造出一本书的快乐——灵感来时的兴奋，几个月耐心的调查和构思，激光打印的最后一稿，和纽约那边出版商的来来回回，发来的那几页样书，封面的草图，校样，直到最后从印刷厂寄来的几个书箱，它们迷人的份量和装订胶水的气味——始终是，也将永远留存，“创造”这件事让人忘乎所以的幸福。而在那些衰退着的脑细胞之间，还有一个没有什么道理的期待潜伏其中，那就是这个作家的最后一本书会是他写得最好的。 译者注： [1]指“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y）1972年开始推出的一系列文字处理器，输入的文字会出现在小屏幕上，可以修改之后再打印。 [2]此处原文：“...an early Wang word processor that did the typing itself，”费解。厄普代克1983年购置了一台Wangwriter II，用了大概十年，它的“先进”是可以将输入的文字存储在卡带上，修改后再打印；厄普代克依然主要用打字机和纸笔写作，但在最后改稿阶段这台机器取代了秘书/打字员。也是1983年，厄普代克在给《纽约客》的一篇稿件中，描写落在街上的雨点，也很难确解地写道：“像文字处理器上满屏杂乱的字母，等待完结的电光将它们清理出明白无误的含义。”或许，厄普代克两处都是在诗化新技术的强大。 [3]Leap of faith，指暂且搁置怀疑，相信一些难以证明、不可思议之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