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关中刀客》中的刀客形象
经公众号“中国国家历史"（微信ID：zggjls）授权转载。
晚近以来，以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为中心，曾经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刀客。他们武艺高强，美名与恶名并存，因亲缘和地缘等关系，在一些特定事件中，一部分刀客扮演者保护本土乡民，扶危解困，反抗贪官污吏的角色，颇受地方民众敬重。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至今仍流为风气。
与此同时，刀客也是基层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手持关山刀，交接捕役，些许刀客类同匪徒，烧杀抢掠，为害一方。至清末之际，在地方已构成“刀害”，令士绅及普通民众苦不堪言。在今天的陕西省阎良区关山镇，当地许多人仍能讲述和回忆起刀客的故事。
岁月易逝，与历史上关于其他游侠的记忆一样，在时间的沉淀中，记忆不禁寂寞，浮现出水面，时常掀起波澜，让曾经的人和事再一次涌现。2000年以后，《关中刀客》《关中匪事》《关中枪声》等影视作品热播，百多年前那些活动在渭北平原的刀客们又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以《关中刀客》系列电影为例，电影完美的展现了刀客的侠义形象。
影视剧中的十刀客——粪操子、虎头、板镢子、鹞子、花翎子、董二伯、人厨子、肉瓤子、七寸子、黑脊背，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乐人，有的甚至不会武功，有着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朱熹《诗集传》所言：“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在他们身上，有着陕人性格中的“生、冷、噌、倔、刁、野、狂、鲁”的一面，也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外在表征，几近是完美的侠客形象。
但是，影视剧是一种艺术再创作，与真实的历史仍有距离。在乱世，普通民众对于刀客存有一种情怀、想象与构建。《关中刀客》系列电影中的故事，就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以其相关事件为创造资源，对于关中刀客这一群体有相当程度的美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也不是一夜所建成的。刀客也决非突然形成的群体。自清中期始，原有社会秩序严重失控，统治结构与等级阶层不断分化，灾疫频发，流民大批出现，甚于以往，成为社会之痼疾，刀客之滥也正由于此。那么，刀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道光十六年
（18
36）
，曾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太常寺少卿的陕西泾阳人徐法绩，在其诗文中如是形容：
同州刀客昔无之，
近日成群市上嬉。
夜间作贼日间赌，
大伙横行官不知。
毋庸置疑，刀客组织的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先为小股土匪，后渐成团体。“大伙横行”，说明刀客规模已经不小，成股出现。“官不知”并非一定不知，说明官府最初并不把刀客当回事。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徐法绩因守制家居，后其家遭遇盗匪劫掠，在其与泾阳县令毛有猷的私人通信中也言及刀客。彼时关中地区刀客之兴、狂、乱、众，地方社会风气之崩坏可见一斑，几成刀害。
追根溯源，刀客虽不是一个晚近新生的群体，但刀客勃兴却在晚清。刀客发轫于乾、嘉年间，成熟于道、咸之际，而盛于同治回乱、清末“民变”风潮与辛亥革命之中，被清政府称作“刀匪”。因刀客活动范围大体集中在关中地区，故又名“关中刀客”。
时间和记忆的久远，导致刀匪形成的原因，难以追溯，故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刀客是汉代之“朱家、郭解”、唐代之“五陵年少
（英少）
”的“流风余韵”，历代相传流为风气，重侠崇信，是秦文化尚武、任侠之气的留存；也有学者认为，刀客兴起于清道光、同治年间、西北“回乱”之时，陕西汉民为求自保故，聚集亲族，招兵买马，反抗回捻之暴行，所组织的自卫团体和堡寨护卫，这部分武装力量遗存下来，从而形成刀客；还有学者认为，刀客是鸦片战争之后，社会转型导致经济衰微，乡村危机扩大，流民增多，刀客群体由此发轫。
总之，刀客的产生，遵循合力论，不是线性、单一的因素所诱发，是多个因素交杂的产物。其根本原因是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矛盾催生着民间诸种力量和各色群体的暗中组合与结社，成为正式社会结构和等级划分之外的社会存在。刀客成员集聚逐步形成刀客会，其支派与哥老会、啯噜类似，因地区差异且无统一组织，有各种名称，名目繁多，但规模小于哥老会、啯噜等秘密会社。这些组织及其支派组织不断吸纳着成分复杂、动机各异的流民——失业者、亡命之徒、乞丐、地方零散兵弁等，逐步发展壮大，自觉与不自觉的介入地方社会生态和格局，成为塑造地方社会风貌的多元力量中的一个环节。
哥老会忠义堂
刀客会其成员大多投师拜友，学拳术，练击技，携利刃游行于同辈之间，义气交往，彼此间侠义相助。刀客会有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颇具匪气，一般都称之为“某某哥”、刀首或其他有地方特色的绰号。大荔县李牛儿
（满盈）
、朝邑刀首甲午儿、兴平县刘三、富平县王寮镇刀客段学义
（四煽狼）
、杨鹤龄
（白煽狗）
、段三多
（草上飞）
、柳红
（红老九）
、宫里石象坤
（仄楞子）
、严锡龙
（野狸子）
，这些刀客的绰号，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
在“刀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班子，平素围绕着他活动。会众广泛，散居各处，集体行动以成股的形式出现。他们自称“孝义家”、“凭信家”等，形成“一摊”，结伴营生。某些刀客首领亦收“义子”，如王狮子
（振乾）
收严飞龙为义子。刀客首领来源广泛，有贫苦下层民众，也有不少地方士绅豪强。道光年间，刀匪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先后听从武生马得凤等人夺犯拒捕。朝邑县刀客，后为陕西东路刀客之首的王狮子曾中武秀才。辛亥革命中对白水光复起到重要作用的刀客高峻，便是地方豪强团绅，在当地组织团练武装。
刀客们崇尚侠义，采取“开山立堂、叩拜宣誓、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会众，尚气概，忘生轻死，鼓吹义气至上，替天行道，具有一定道德预设。部分刀客浪迹民间，路遇不平，勇于拔刀相助，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且不滥索代价，事息只供一席茶饭而已，因而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扬与爱戴。
渭南“刀客头”赵银娃手下的阳生，做了坏事，赵就对他说：“你知道的，该怎么办”。随即赵银娃给阳生小刀一把，令其自处，阳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说着，便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两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虽是小说家表述，亦可见刀客之习惯。陕东刀客领袖严孝全曾说：“谁替老百姓办事，我们就跟谁”，这使得部分刀客美名遐迩，在地方社会颇有威望，颇受民众拥戴。
对于一个合格的刀客首领来说，保证“弟兄们”吃饭是得以服众的前提。但刀客会组织之间大都规模大小不一，联系薄弱，分散在陕西各处，总会与支派之间无绝对统属关系。刀客会组织的分布空间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渭河沿岸较多，多分布在盩、鄠、乾、武、扶、郿、岐、凤、宝、陇、华、潼等十数县，关西地区
（宝鸡）
和陕南地区亦有散布。少数刀客与豫西、湖北会党常有结连。
对于刀首来说，如何利用所属区域的资源来获得经济利益，实现刀客组织的生存目的，是面临的首要问题。普通民众则身为匪徒或刀客，与地方经济起落休戚相关，多是生活难以为继者不得不选择的生存策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毕竟只是少数或朴实的想象。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刀客及其组织者多为聚集地中心周边村落的村民，有显著的亲缘与地缘表征。而铁匠、木匠、乐人、屠夫及其他失业者的自发联合，基本具备“业缘”特征，彼此之间存在互动与认同。大部分刀客游居不定，无正式职业，其谋生之行业，大致有四类：
1.盐客：清朝实行盐专卖，由于层层抬价，价之高足以让民卖儿女，质之差掺了过半的泥沙。刀客组织在富平与蒲城比邻的盐滩地区，以贩盐为生，维持自身生计及组织运转。
2.镖客：主要是护送当地商旅，防止路遇盗匪劫货，通称保镖，主要在茶行、水烟行、米行、粮行居多。
3.赌博客：在一些民间集会上排赌博，大则设赌棚，小则排赌摊，掌红吃黑。当然，有些刀客在赌博中很讲信用，绝不输打赢要。
4.土匪或游寇：不少刀客未被刀客组织吸纳，也未被社会组织所接受，只能落草成匪。
清末街头的赌博客
刀客群体一般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佃户，其生计与生存之间是同一关系。但不可否认，刀客群体中不全是“仗义行侠之流”。部分刀客因乱而起、趁火打劫、为非作歹并横霸一方，亦非仅见。他们把持着一方经济，极为危害基层秩序。
如阎良的刀客“老五”
（
张兴五）
，为“牛刀客”张明轩之弟，成为当地一霸，在乡里网络爪牙与打手30多人，横行不法，拼命敛财，抢霸田产，破坏乡村秩序。在阎良镇有商号6座，经营棉花、粮食、百货等日用商品，操纵着阎良镇的经济。同时，在乡镇大摆赌场，见十抽一，大发其财。民国后期，基本控制了阎良镇公所。
再如著名的“郭自兴杀四门”事件。1911年10月22日，郭希仁在油槐曹杨村起义，率众光复临潼。当时驻关山的县丞署人员即作鸟兽散，关山随之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散居关山的一伙“刀客”乘机而起，明火执仗，抢劫行凶，拉群众的牛，绑客商的票，敲诈勒索。消息传到临潼、西安后，郭自兴奉命于1912年4月初回到关山，鸡毛传帖于各村，动员各村丁壮数百人。大家手执土枪、刀、矛等，逮住当地有名的刀客粘眼老常、李老四、刘春成等4人，将其推到城门杀了示众。当地匪徒、歹人一时震服，地方秩序也为之一宁。
1918年，陕西韩城民众合力击毙“野狸子”严锡龙事件，也说明了一些刀客的作为不受民众拥护。严氏时任王银喜的部下，赋役严苛，常下乡派款。民间有“委员到县，百姓打颤；委员下乡，百姓遭殃”。至十二月，南乡三团
（孔乐团、勇盛团、公益团）
团正与当地村民密谋袭击严氏，使其当场死亡。当地文人高士龙作《严锡龙见毙于韩民论》，言韩城民众受刀客“剥削之苦已非一日”，其行类盗贼，“身之亡也，以作恶亡，亡有余责”，死有恶名，以合天理之昭彰。
这一类刀客，非生计或生存之故而为害一方，富江湖流氓习气，恶名流传，渭北地区普遍存在，蛮横民间，歪邪凶残，不受陕民待见。当地人憎其行径，称他们为伪侠、贼棱子或仄楞子。
刀客如同一把利剑，直指漩涡的中心。刀客的萌生与消亡，皆与地方政局息息相关，甚至处于风口浪尖，不少刀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清末的崩溃是“由内而外”的，基层秩序的失范使得社会控制发生不可遏止的衰退。在晚清几次大的政治变局之中，刀客组织于暴动—革命之间纠葛不清，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基层反抗不断侵蚀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自道光年间到清朝灭亡，大荔县李牛儿
（满盈）
、蒲城县王敢鸣、郭东生、蒲城县金祥、朝邑刀首甲午儿、华阴郭秀娃、兴平县刘三、朝邑县王振乾、渭南王银娃、关山铁匠于敏忠、蒲城杨九娃
（虎城）
等陕西刀客，分布于陕西各地，与官府的斗争从未停止。至光、宣之时，刀客已经遍及三秦，俯身于最底层的社会暗流涌动，并且扩展至河南、湖北、四川、宁夏、甘肃、山西等地，超越区域界限，成为省际之间不容忽视的一股地下力量。
至辛亥革命之时，在陕西主要有两大地下组织：哥老会和刀客会。与哥老会这样成熟的组织相比，刀客会势力逊于哥老会，且没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诉求——追求果腹、维持温饱为大部分刀客参会之目的。但与哥老会相类似的是，刀客会基本上是和当时的清朝官府对立的，不断反抗官府，官民矛盾尖锐，成为革命党人积极争取的对象。也正因为刀客群体具有这样的“革命性”，刀客会才有了参加辛亥革命反清统治的诉求与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