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
发完这条状态三小时后，我就成了杨哥的女友。
他把饥肠辘辘的我叫出宿舍楼，问我：“想吃什么？”
“糊汤粉。”我脱口而出，眼巴巴望着他。
杨哥紧皱眉头，但还是立马揪着我直奔司门口户部巷。
两天没吃东西的我，一脸生无可恋的我，在一碗飘着鲜美鱼香味的糊汤粉面前，现了原形。
我口含米线，感激涕零地问：杨哥，你怎么不吃啊？”
杨哥顿了顿，抬头望天，又盯着我说：“哥只有十块钱。”
我差点噎住，吸了吸鼻涕，说了句：“哥，我身无分文，你若不嫌弃，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好！”杨哥眼睛一亮，笑开了花。
热气腾腾中，我红了眼眶，杨哥那张好看的脸渐渐模糊起来。
杂乱的店铺，我们用筷子夹起饱蘸鱼汤的热油条，趁热送进嘴里，那种鲜香和酥软的口感，很多年都忘不掉
2010年4月，我们大三，读大学的第三个年头。
那段日子我真的太他妈穷了,吃了上顿没下顿。
说来心酸又励志，读大学起，我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一贫如洗、三餐不济、家徒四壁”，大概这些词语都是为我量身创造的。
北方小镇的老家，我妈常年体弱多病，吃了几十年的药，我硬是给自己申请了四年助学贷款。
周末也不闲着，风风火火到处找兼职，发传单、摆地摊、做家教、当服务员。比我们校长还忙。
杨哥，我们这所不知名学校的不知名学霸，低调寡言。在我弄丢800元生活费的第三天，用他那个月仅剩的10块钱解救了我。
我一直觉得，这世上最好听的三个字，绝对不是“我爱你”，而是“有我在，别饿着，多吃点”。
好的爱情从来不用说，用做的。
跟杨哥相识于自习室，一有空我就去自习，要不是那天他向我借英语课本，两年下来我都不知道后面坐着他。
我们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浪漫。
杨哥大四时已经开始在外面接项目，从来不用为生活费和明天担忧。而我，一个文弱的穷酸文科女，找工作屡屡碰壁，在拥挤的招聘会现场挤得找不到方向。
“杨哥，我太穷了，什么都没有。”
“我也是。”
“你怕吗？”
“现在有你了，一切都会有的。”
2011年6月，拍完毕业照的第二天，我就跟杨哥坐着12个小时的火车硬座，风尘仆仆从武汉奔向魔都。
杨哥不顾父母反对毕业来上海，打算跟着学长一起创业，正好我也有个面试。
上海每天都有人来，也有人走。从上海火车站出来，杨哥提着一大包行李走在我前面，周围霓虹闪耀，夜上海迎来了一千万外地人中最普通的两个。
“小七，你快点啊。”杨哥转身，眼带笑意向我招手。
“好，我来了。”我提着行李箱，加快了脚步。
车水马龙的喧嚣，敌不过此刻的有你真好。
我跟杨哥辗转在长宁租了个隔断间，距离地铁口两公里。
租房合同付一押一，只好一次性忍痛交了2000块。交完房租，我们全身上下只剩215块钱。
坐在不足5平米的房间，我跟杨哥长时间的沉默。
过道窄仄，灯光昏暗，房间密不透风，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一个柜子和一张小桌子，就把房间塞满了。
妈的，原来真的毕业了啊，第一次有这种可怕的感觉。
隔断间这里聚集全国各地的外地人，有我们这样刚毕业的情侣，有卖麻辣烫的一对年轻夫妻，有一对总是把音响开到很大的基佬，还有一些愁云满面的单身男女。
大家各忙各的，从不交流。
每天，我要跟十多个人抢马桶、洗衣机、水浴淋头，排队刷牙、洗澡、洗衣服。马桶一堵，恶臭熏天。
糟糕的隔音最让我崩溃，隔壁连咳嗽下、翻个身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那些日子，我每晚在杨哥的轻鼾声中，听着隔壁情侣的嬉笑怒骂失眠到深夜。对着黑暗的墙，漫谈着微不足道的理想。
早上杨哥起床拉肚子，蹲在里面二十多分钟，隔壁一个男生敲着门怒骂：“便秘还是死了？能快点吗？”
一向处变不惊的杨哥，那天脸色阴沉。
“没事啦，有得住总比没得好！”我对着杨哥嘿嘿笑。
“委屈你了，等赚钱了咱们搬个大房子。”
“跟你在一起，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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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试很顺利，就是薪水太低：试用期每月2500，转正后3200，偶尔会有奖金。刚毕业，慢慢来，先到大平台学点东西，工资是其次。
我给自己脑补了几天鸡汤，就正式入了职。
杨哥进入学长的公司参与项目，工资是我的两倍，每天朝九晚九，回到家已是深夜。我也是。
我们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这200块钱撑到发工资那天。
十几块钱的外卖肯定是吃不起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隔壁男生扔给我们一个小电饭锅，拍拍屁股回老家了。
我一激动让杨哥赶紧到超市扛一小口袋米回来，米香味每天飘满整个房间。
我们中午吃着米饭，就着榨菜，躲在格子间勉强度日。晚上就喝燕麦片，杨哥喝不习惯，我给他买了一袋糖，他也吃得津津有味。但还是很饿很饿很饿啊。
我昏昏沉沉中被杨哥推醒：“面包，酸奶，卧槽你偷来的？”
杨哥噗嗤一笑：“公司发的。”
“哪个公司发这个？不信！”我满是怀疑。
“没事，正好路过，献血时送的。”
我心咯噔一下，眼泪哗啦呼啦往下掉，边吃边哭：“杨哥，我他妈这是喝你的血啊！”
“放心，哥肾还在。”杨哥像个孩子样笑我。
我哈哈哈哈哭得更厉害了。
到最后几日弹尽粮绝，我俩干脆就喝水，一饿起来，就咕噜咕噜一碗水下肚，然后立马躺在床上不敢动。
“杨哥，要是能来一碗糊汤粉就好了。”
“是啊，放点辣椒、泡着油条。”
“杨哥，突然好想武汉啊。”
“是啊，去江滩、去东湖。”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说上半天，睡意昏沉就抱着彼此睡过去。
这张一米宽的床有一块板塌陷下去，住进来当天我就让房东换，眼看着快一个月了都没动静。为了避开那个破洞，我俩只能裹在一起挪到最墙角。
那时候我们最穷，却在深夜抱得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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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什么都顾不上，只想租好点的房子，我们努力攒钱，加班加班还是加班。每晚我跟杨哥敲着电脑入睡，他在查资料，我在写稿子。
别人房间啪啪啪，我们键盘啪啪啪。
半年后，我们搬到了徐汇两居室老公房，跟一对情侣合租。我跟杨哥兴奋地跑去买各种东西。
第一次，终于在房间里添置了落地镜、书架、衣帽架、地毯，贴了墙纸，挂起了照片墙，在阳台摆上花草盆栽。
开始认真做饭烧菜，我们尽量不吃荤菜，一个月能省下不少钱。为了省地铁费，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每天来回骑行十几公里。
2012年，我们过得清贫又自在。周末偶尔出去吃顿好的，看场电影，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消磨一个下午。
杨哥每次发工资的那天，都要请我吃一顿火锅。他又恢复了往日轻松的神气。
“杨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长得好看。”
“这个我知道，不算。”
“你又瘦了，多吃点。”
“我很能吃的，小心被我吃穷呀！”
“没事，让你吃一辈子！”
不知道是火锅太辣还是太辣，吃着吃着眼泪就被呛下来。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爱情也是。
上海房价涨一涨，我们心脏抖三抖。意料之中，房东给我们涨房租了。一个月加了800块，我们一合计，妈的不划算，30岁钱要省钱攒首付，搬家吧！
在上海找房是场艰难的争夺战，一个小时前发布的信息，两个小时后房子就能被抢掉。
搬家那天，耳机里正好听到宋胖子《斑马》里那句“我要卖掉我的房子，浪迹天涯”，把我的心听得一颤一颤的。
怎么？有房子就好好待着，浪什么浪哟真是！
2013年，股市市场一段时间连续涨停，我们身边同事都在炒股，杨哥也开始琢磨投点钱进去，他把这两年攒下的几万块全部放进去。
我对股票不懂，劝他还是见好就收。
他一脸兴奋：“现在一周就能赚到大半年房租了。”
我也没法，只能由着他。接下来大盘跌得我跟杨哥大眼瞪小眼，四眼泪汪汪。完了。
没想到，此后事情更糟。杨哥已经三个月没有工资了。
那几年，多少创业公司崛起，就有多少多少倍的创业公司倒下。他那段时间常常通宵加班，回来倒头就睡。
看他这个样子，我每天战战兢兢。我告诉自己，要振作啊老子可不能倒下，不能没了经济来源。杨哥养我一场，现在我要好好养他。
我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来接软文、写小说到凌晨两三点。每天眼睛肿成熊样。
虽然稿费很低，但总比没有好。我心想：写完这几篇稿子，这周饭钱就有着落了。写啊写啊写啊。
杨哥那时很有挫败感，终日闷闷不乐。
本以为靠着我能挺一段时间，可我脑袋一热，就他妈把工作丢了。
我的新领导，在反锁的办公室里对我动手动脚的那刻，我终于爆发了。
操，为了五千不到的月薪，我干嘛在这种贱人手下糟蹋自己，老子不干了！领导怒吼：“滚！赶紧滚！”
上了回家的地铁，我就后悔了，加上连续一个月来无休止熬夜和无规律饮食，肚子突然疼痛难耐直冒冷汗。
晚高峰的地铁挤满了人，我扶着把手不敢坐下，这个连蹲着都要被拍照的上海，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概会红遍全中国吧。
迷迷糊糊摸到家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来上海这两年，我第一次觉得累。
等我醒来，被杨哥的臂膀包围着，他拥着我，昏暗的灯光照在他憔悴的脸上，空气让人心安温暖。
“杨哥，我们来上海是为什么？”
“生活。”
“你累吗？”
“累，但没法。”
一个月后，我们各自找到工作。杨哥在杨浦，我在闵行。相距三十公里的我们，只得分开住。
灯火辉煌的地铁口，杨哥在前面拎着行李箱。跟初来上海在火车站时不同，他的身子消瘦了很多、背影更加落寂。
我提着行李袋的手在发抖。太沉了太沉了。
满是名车豪宅的灯红酒绿里，我们拎着大袋子，失魂落魄，像个逃荒而来的流民，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本来，我们也没融入进去。
我突然心慌起来，没有安全感。
人的心理防线，可以在一瞬间就能崩溃瓦解。
上海很大，我们很小。我们走得很慢，这次杨哥没有让我快点。两年了，我们还是我们，也不再是我们。
工作日我们各忙各的，周末就待在一起。有时周末加班，我们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见上一次。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学生时代独来独往的日子又回来了。
没日没夜加班的我，终于在新公司得到赏识，开始升职加薪。
不知道是真的忙，还是为了忙而忙。我们的话越来越少。只是杨哥会主动给我电话，让我多吃点、早点睡、还有钱够用吗？
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全是嗯嗯嗯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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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
两周后杨哥电话我，语气低沉：“怎么办，我妈只有我一人了。”
“我知道了，你好好照顾她。”眼泪在眼眶打转。
“你来吗？”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憋了几分钟，终于说出：“杨哥，我快28了，穷怕了。”
杨哥沉默良久，几乎哽咽：“对不起，没能好好养你。”
“很好了...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啊。”
我挂了电话，躲在公司卫生间，泣不成声。心被掏空了一样。
杨哥走了，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去给杨哥退房，他的房间东西不多。
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我不觉得，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一到周末，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下载一部电影。我俩带着耳机，窝在床上，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
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吃得心花怒放，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他会突然亲上来。
我们刚来上海买的脸盆也还在。搬了几次家都没扔。记得那会儿我忙的五天没洗头，第二天要见客户，我们当时穷的连20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
我看到了一袋洗衣粉，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一头扎进脸盆里。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
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五年十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掉手机，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可没有什么，能比得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我说：“好呀好呀，明年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说着说着眼泪花花。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
春节杨哥举行婚礼，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
后来小章跟我说，结婚那天，杨哥喝得烂醉，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
是啊，上海没有糊汤粉。
武汉有，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