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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不公。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
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
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反腐与民心
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
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
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生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执政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执政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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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
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民主自由
我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做好以下几点事情，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
第一，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
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继续坚持一胎政策，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仍要“摸着石头过河”；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要善于“借桥过河”。
其实，像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也有珍贵经验。我们批评他们，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
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最现实的政治理想
就我个人而言，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
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二是法治。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 by 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of law”。而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
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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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
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最理想的政治现实
与此同时，我最理想的政治现实有两点——
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
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
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作者新书《走向善治》已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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