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航运史上，曾常年有人驻守在滩上保平安，他们叫“喊滩人”。
江津龙门场位于川江南岸，其岸边有一大石梁直插江心，即龙门滩。清乾隆《江津县志》载：“龙门滩：县（东）二十四里，水势甚险，蜀王（杨秀）命工凿去石梁如门。”这“门”是一道宽口子，为行船航槽，因水流湍急，时有木船撞石而毁。大约一千二百年后，清道光元年（1821）,江津县一个名叫郑飚的秀才，捐钱在滩石上树立一根铁桅杆，提醒木船驾长们注意避险。却不料，铁桅杆竟被行船撞折。当地人另设置木桅杆导航，至今桅杆洞尚存。铁桅杆都能被撞折，何况木质的，只是更换起来容易一些。此处由船帮商户出资，雇专人管理，看见有木船将要过滩时，便一边敲锣，一边叫喊：“船——走——北——面！”
罐口滩在合江县神臂嘴下，是川江著名的急流险滩。江流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形成江心岛大中坝。坝首端有一条千米长的石梁横阻江流，滩浪汹涌，每年打烂船只上百条，淹死的人数更是其几倍之多。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邻县江津的乡绅孙世芳、孙世瑞兄弟俩路过这里，因赶路有些累，便坐在江岸一块岩石上休息，闲看江上过往船只。这一看，震骇了兄弟俩，先后七条顺流而下的木船至罐口滩时，全部被江浪打翻沉没。如此凶猛的滩势，让兄弟俩坐不住了，决定捐资凿打碍航石梁。说到做到，他俩捐资两万余金，雇请几百名民工，向泸州府、合江县衙立案治滩。施工期间，孙氏兄弟亲自到现场督工。因施工需避开汛期，前后用七年时间，凿去最碍航的豆腐石，滩势大减。泸州府、合江县衙为褒扬孙家兄弟的义举，在江心石梁上刻下“利济群生”四个字。
▲货运船舶行驶在瞿塘峡与白帝城江段。 图源：图虫创意
一百七十多年后，我前去谒拜神臂嘴，缅想古人，意外地在神臂嘴临江石壁上看到几个凿刻大字。因石斑和杂草遮掩，只辨认出其中四个：放船依□西□。弄清楚不难，立即在手机上搜索，马上跳出完整的“放船依近西流”六个字。川江水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西流为洄流，即川江人常说“洄水”。“放船依近西流”也是短句，其意好懂——下水船顺流速度快，要靠西，有洄流，慢一点。
这六个字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船帮和盐商共同凿刻的。同时，在神臂嘴岩石上还修建了一间竹木房子，雇请识水性的壮汉，用一截南竹筒做喇叭，看见上游有下水木船驶来后，便一阵长呼“哟——哟——哟——”提醒船工们要过滩了，集中精神，全力以赴。当木船快进罐口滩时，壮汉的声音不仅提高八度，而且语速加快，时而一短声“哟”，时而连续发出两个短声“哟哟”，就像是喊号子一样，鼓舞船工们搏击险滩。自从有了这个“喊滩人”，过往船只出事率下降十之八九。1935年，“喊滩人”不再“喊”了，改用红、白旗指挥。
早在唐代，川江上已有挥旗导航的记载。
唐元和十四年（819），大诗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从江西溯江而上至三峡，看到有人举旗击鼓，引导船只过滩。于是，在《入峡次巴东》诗中描绘：“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艛艓上巴东。”到了宋代，这办法仍然沿用。南宋诗人、资政殿大学士范成大，在游记《吴船录》里记述了坐船过瞿塘峡的情景：前面一只船进峡几里后，后面的船才可入峡，不然无法避让，会碰撞在一起。具体办法是，官府派士兵手执旗帜，分别站在山岩的上下，见前面的船平安前驶后，再摇旗示意后面的船进峡。
一位长江航道老专家告诉我：
“举旗击鼓的导航办法，开创了川江信号台的历史。”
他解释信号台类似陆上红黄绿交通信号灯，但有人值守，是川江上特有的助航设施，其他内河少见，连长江中下游都没有。
1915年8月17日，一个名叫蒲兰田的英国人，乘坐小船来到万县狐滩南岸。此滩因水势出没无常，如狐狸一样狡猾而得名。枯水期航道狭窄，上下船只避让不开，多次发生碰撞翻沉的灾难。
蒲兰田指挥工人挖坑、垒石，树起一根南竹标杆，并配备三角形黑色竹篾牌子，雇专人值守此处。每当有船只即将进入狐滩航道时，立刻在标杆顶端挂起竹篾牌，行船远远就能看见。如果尖角朝上，允许上水船只通过；尖角朝下，下行船只才可进入航道。这样避免了碰撞事故发生。虽然设施和手段都很简陋、原始，但这是川江第一座信号台。之前，蒲兰田已派人向川江行船发布《航行通告》，说明了信号标志的设置和使用办法。
接着，他把狐滩信号台作为标杆看守员培训点，亲自讲授信号规范，培养出川江第一代信号员——即一种新的“喊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