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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
作者：最爱君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1925年，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1919年春天，北漂青年毛泽东感觉到了深深的失落。
此前一年的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的恩师
杨昌济
（杨开慧之父）正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得以认识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大钊
，谋得了一份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月薪是8个银元。
钱很少，但更让毛泽东感觉失望的，是他这个在湖南最优秀的学生、公认的领袖人物，到了帝都北京，却在鱼潜入海一般寂寂无名，甚至只能干着管理员这种打杂的、无聊的角色，后来，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从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这段在帝都北漂的日子时说：
“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
毛泽东的内心是失落的，当时，只比他大两岁的胡适，已经是北大的教授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比他大4岁的李大钊，也已是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而比毛泽东小4岁、日后的政治对手张国焘，此时也正在学生运动中日益声名显赫，在19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毛泽东在当时的北大如此平凡，以致于他当时压根不知道还有毛泽东这么一号人物。
当时，毛泽东和许多位来自湖南的同学，一起混住在北京景山东街三眼井，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和路面不平的胡同里，这位湖南青年却穷得连去颐和园逛逛的闲钱都没有，他有一番雄心想去法国留学闯荡，可眼下，生活的困苦与职场上的失意，使得他明白自己在北京这片大海里难以翱翔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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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毛泽东
也就是在这时候，毛泽东碰到了自己的引路人李大钊。只比毛泽东大4岁、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1889-1927），从1918年开始在国内宣传共产主义，他跟毛泽东说：
“资本家只是人类很小的一部分，工人才是绝大多数······任何人不工作、却消费别人的生产，就是贼。”
此时的毛泽东，对李大钊介绍的理论觉得很是新鲜，可他在当时更推崇的是无政府主义，为了在帝都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毛泽东在北大加入了哲学会、现代文学会和新闻学会三个社团，可是在1919年时事动荡的北京，除了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等极少数注意到他的人，其他人对于这个从长沙来的、想在北大旁听的图书管理员，甚至连交谈几句、聊聊天的兴趣都没有。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
“（当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大城市不好混，此处不识爷，自有留爷处，他决定，还是要返回家乡湖南发展的好。
现如今，从帝都北京回流故乡发展的人越来越多，1919年的毛泽东同样也不例外。
俗话说，不到上海不知道钱少，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这句话对100年前的中国社会也同样适用。
考虑到自己无论是年龄、学历还是语言天赋都没有优势，也就是在1919年3月左右，毛泽东最终决定放弃留学、离开北京。
或许在他看来，无论他如何努力，在学历上都不可能超越只比他大两岁、却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一回国就在北大担任教授的胡适，既然没有比较优势，去法国留学似乎也意义不大。
所以，他决定另辟蹊径，走政治谋发展。
此前的1918年，毛泽东曾经和萧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一起在湖南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而当年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便一起结伴到达北京，集体当起了“北漂”，希望为赴法留学寻找机会。
尽管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很不受名流们待见，甚至连傅斯年、张国焘这样的学运领袖也没空理他，可就是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位，也已经是1918年新民学会的湖南“北漂”们最体面的工作了，这些“北漂”没有关系，甚至连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工作都找不到，无奈下只能在北京四处打零工谋生。
在艰难的谋生中，1919年1月，率先找到门道的新民学会总干事萧瑜率先出国留学，到了1919年3月，或许是考虑到自己在北京发展前景黯淡，毛泽东最终决定辞去自己的图书管理员工作，在返回家乡前，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决定护送老乡和同学们先去上海筹措留学的经费。
但毛泽东没有钱，后来，他回忆自己1919年这次从北京到上海的窘迫之旅说：
“1919年初，我要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还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的车票的钱。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在上海，毛泽东向同为湖南老乡的恩师杨昌济的好友、在杜月笙幕下做门客的
章士钊
提出，希望章士钊能为新民学会的学子们募集学费。
作为杜月笙的门客，章士钊倒也能耐颇大，很快就向上海的“工商界名流”募集了两万多银元，并将其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对于上海滩的各界名流“大哥”们来说，两万多银元对他们而言只是小意思，而在乱世之中，他们很乐意花钱赞助一帮有可能在乱世中崛起的学生哥。
于是，毛泽东将这笔款项按照每人1600元的份额，分给了准备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湖南学生。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跟同学们说，他准备将剩余的募集款项带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而他自己也不想出国留学了：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
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从帝都“北漂”，到决定放弃留学当“海龟”，毛泽东最终决定选择回归故乡留守国内，日后，他这个“土包子”出身的行动派，将让他的“海归”同学们为之震动。
而对于章士钊当年的雪中送炭之举，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到了1964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件陈年往事，此后从1964年到1973年，毛泽东开始每年都给章士钊送2000元“还债”，并指示周恩来给章士钊调拨了一座四合院居住。
与毛泽东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一样，1919年，蒋介石的日子，过得也不是很舒心。
1919年初，蒋介石正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扎福建，由于粤军和孙中山身边基本都是广东人，蒋介石这个浙江人很不受待见，处处受到排挤，对此脾气暴躁的蒋介石受不了鸟气，干脆决定请假回上海散散心。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在回上海途中折经香港，此前，他好一段时间在军队中“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
看到香港的花花世界，蒋介石很想去“邪游”发泄一下，可是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对于自己的“见色起意”，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记过一次。”
此前，蒋介石已经迎娶了正妻毛福梅和侧室姚冶诚，但此番抵达上海后，蒋介石又和一位叫“介眉”的青楼女子好上了，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蒋介石最终决定和介眉断绝关系，于是，就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前两天，1919年5月2日，这位叫介眉的青楼女子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此前，蒋介石一度还有想迎娶介眉的心思，可是眼下他彻底断绝了这个心思，1919年5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蝮蛇蜇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
同年10月1日，蒋介石在回忆这一年跟介眉的恋爱往事时又写道：
“妓女昵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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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蒋介石在粤军部队的留影
在色欲情场中似乎有所醒悟的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1919年的中国走势。
此前在1915年，陈独秀在国内开办《新青年》，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与毛泽东非常敬仰陈独秀一样，蒋介石也是陈独秀的粉丝之一，到1919年，他经常都在看《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并且广泛阅读托尔斯泰《人生观》、《经济学原论》、《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新书。
五四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高度肯定说：
“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
仔细研究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思想，会发现1919年32岁的蒋介石，真的很像一个左派青年，或者说，国G两党的话语体系，本来就是民国初期的时代特色：
“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指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劳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
而受到导师孙中山和当时风行思潮的影响，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绅商阶层也非常反感，1919年10月，他就在日记中写道：
“绅耆阶级之不打破，则平民无伸张权力之理，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对于工人，蒋介石则满怀同情地写道：
“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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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
蒋介石（左一）
然而，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甚至连蒋介石的精神导师孙中山也对新文化运动无条件接受时，蒋介石却始终保留着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思考：
“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在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
考究日后，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是彻底打倒全盘否定、还是在批判中继承保留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也成为后来中国革命阵营两端思想决裂的根源之一。
因为在日后，拿起枪杆子的书生们将证明，那些看似“日记强国”的书生意气和理论，事实上将如何深刻地影响此后100年的中国。
而1919年6月，孙中山则给宋庆龄送了一本书：《孙文学说》。
在赠书的封面上，孙中山用英文写道：
“献给爱妻，孙逸仙，1919年6月6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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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书
此前的1915年，当时年仅22岁的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毅然逃到日本，跟当时49岁的孙中山结为夫妻。
而在宋庆龄之前，孙中山已经先后娶了正妻卢慕贞（1867-1952），另外还有没有正式名分的妾室陈粹芬（1873-1960），以及一位日本情人浅田春（？-1902），一位日本妻子大月薰（1888-1970）。当时，除了浅田春因病早逝外，孙中山的另外三位妻子和妾室都还健在。宋庆龄的父母极力反对两人的婚事，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也多番劝阻，希望孙中山为革命事业着想，不要再图婚娶。对此，孙中山只是回了一句话：
“我不是神，我是人。”
此前，孙中山长期为革命到处奔走，卢慕贞则留在了澳门等地，为此陈粹芬曾经跟随在孙中山身边十多年之久，后来，孙中山到日本后又先后与浅田春和大月薰两人一起生活。
对于这些复杂的过往，日本首相兼好友犬养毅曾经问孙中山“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对此孙中山回答说是革命，犬养毅又接着问革命之后的第二喜好是什么，孙中山毫不犹豫，回答了两个字：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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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冬，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合影，纪念结婚四周年
就在这一年，1919年冬天，为了纪念结婚四周年，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起在上海拍了张纪念照。此前，宋庆龄一直记得在他们的婚礼上，丈夫孙中山送给自己的结婚礼物：一支德国制造的毛瑟手枪。
孙中山说：
“
这枪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
”
1917年，由于北洋政府宣布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此后南北政府双方为了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一直反复磋商，到1919年，这一年，南北政府的两次和平会谈再次破裂，南北双方剑拔弩张局势日益明显。
也就是在1919年10月，深感自己革命多年、却始终无甚成果的孙中山，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并在前面加上中国两个字，以表示区别于此前的国民党。
日后，这个政党将影响中国100年，并延续至今。
此前在1913年9月，在经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定建立一个对他个人绝对效忠的政党，并要求入党者无论资格多老，都必须宣誓服从孙中山一人，并按手印为记。
与主张内阁制的老国民党完全不同，这个计划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而孙中山在此中更像是“带头大哥”的感觉，这就使得黄兴等革命元老非常不满，为此，孙中山与持反对意见的革命元老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人一度濒临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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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华革命党的性质定位等问题，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元老几近决裂
历经半年多准备，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至1915年12月，中华革命党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进行了刺杀龙济光、郑汝成等多次暗杀活动，试图推翻袁世凯统治。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华革命党继续存在，由于带有秘密帮会性质、缺乏民众支持，中华革命党此后在国内外发展困难重重，最终，孙中山决定于1919年10月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对于自己创立中国国民党的目的，1919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
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
”
创立中国国民党、倡议国共合作、联俄联共、兴办黄埔军校，孙中山从1919年开始的革新，日后也将剧烈地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而结束“北漂”、回到家乡湖南“创业”搞革命的毛泽东，则在长沙修业小学找了一份历史教员的工作，尽管月薪只有4块银元，但毛泽东每个星期只需要上课6个小时，闲暇时间，他热衷于研究革命问题。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随后毛泽东开始和邓中夏、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参与领导、策划长沙学校集体罢课，以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软弱和妥协行为。
五四运动两个月后，1919年7月，由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正式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湘江评论》在长沙一度声名鹊起、火爆一时，但仅仅印刷4期后，就被当时占据湖南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查扣禁刊，同时，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也被取缔，这迫使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就在这一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在湖南韶山病逝，年仅53岁。
母亲文七妹病逝前，毛泽东一度离开母亲，而当他再次返回故乡时，文七妹已经入棺两日了，对此，毛泽东晚年曾经跟自己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
“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1919年春，毛泽东（
右1
）同母亲文氏、弟弟毛泽覃（
左1
）、毛泽民（左
2）
在长沙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再次回到韶山。在故居前，他深情伫立在父母的遗像前、自言自语说：
“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
第二天，他又对同行的罗瑞卿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而就在1919年10月办完母亲丧事后，毛泽东再次走出韶山，并参与到湖南各界联合发起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1919年12月，作为“驱张”运动的干将，他再次奔赴北京参与行动策划，并且与陈独秀会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转而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书。
后来，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说：
“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
，
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与此同时，在军界失意的蒋介石，则跑到上海，在作为国民党秘密筹资机构的上海证交所，转型当起了股市经纪人，为谋划炒股赚钱而摩拳擦掌。
而蒋介石之所以要去炒股，背后原因是因为孙中山觉得，革命搞了多年，却始终很缺钱，所以要看看能不能通过炒股，来为革命搞点经费。
后来，蒋介石虽然炒股失败，但却因缘际会，与上海黑帮大佬黄金荣，以及江浙地区的资本大佬都结下了交情，这也为他日后入主南京，奠定了帮会和资本圈的背景。
在一片女人、金钱、主义、革命的喧嚣声中，1919，结束了。
一部新的百年史，即将缓缓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出版社，2015年版
李凡：《孙中山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李蒙：《1949-1960历史点滴：毛泽东重整旧河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家康：《毛泽东的青少年记忆》，载《红岩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