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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讯 -
在7月13日的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第14期）课程中，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潘霁阐述了新数字经验背景下数字网络研究理论及方法的转变与创新，并结合研究案例分析了研究方法数据转型、质化量化研究交织融合，数字文化研究方法创新等主要趋势。本期推送为该课程内容摘录。
我们从理论与方法的关系谈起。所谓研究方法，是在系统地开展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特定问题（意识）反思其现象，寻找背后理论规律和意义。但在将研究方法工具化的视野下，我们往往容易忽略方法-理论立场之间的联结。这往往导致我们对研究方法的理论前提缺乏反思。例如，传统问卷调查/实验方法对应了两个立场假设，一是想调研的问题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显性的表达，二是被研究者愿意在研究场景中如实作出自我报告。这些假设是否符合当前中国本土的研究场景？显然存疑。透过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经验、理论和方法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纽结，三者绝不可能独立存在。数字传播经验，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有意还是无意的，其变化都会同时触动理论立场的转变和研究方法发生相应的转变与创新。这三者构成了复杂动态的环形关系。
新数字经验能刺激理论方法的创新。随着传感器网络、社会网络、射频标记、交流记录、数据共享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出现了个人身体与精神结构的数据化。媒介介入生活之中后会给生活本身带来范围更广速度更快的流动、转换、整合、混杂和生成过程。生活实践普遍的数据化激发我们对数据人、数据心和数据实践进行重新思考。生活实践的各领域变得可检索、可存储、可传输，可分析，简而言之生活全面以数据的形式向公众打开。这刺激学者重新理解个体、群体和社会如何遵循数据逻辑进行思考，采取行为。
理论-方法的变化，一则受到本地经验刺激的触发。所谓”触发”突出两者间未必循线性逻辑，更非因果关系；一则也存在自身独立的转变逻辑，可以看到许多与数字传播经验错位的方法-理论被大量使用。经验，方法和理论之间的错位或能得出具有表面效度的结论，但这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看似合理的理论框架，研究路径和发现结论，未必能切中新技术最真切的影响。
那么，如何认识数字经验下人类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作为转换发生的背景，可以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与自然科学浑然一体；第二阶段，以自然科学作参照进行分化；第三阶段，人类科学通过对分化阶段的反思批判发展自身；当下的第四阶段，则是复杂、多重且非线性形态的理论再融合。
我们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理性思辨上，类比、推理、投射、注视的方法相互交织；经验研究上，以意义诠释与反思批判为规则的定性研究与强调确定社会事实间相关因果关系、建构分析模型的定量研究相互对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跨学科的、以有限数据模拟复杂关系的仿真方法。该方法主张将现实社会系统抽象为智能主体，再构成非中心多主体的演化系统，以揭示从微观个人构成宏观现象的动力机制。同时，大数据融合研究兴起。这一取向以多重现实互动的数据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在普遍计量的背景下，通过自动化算法揭示人（社会）、物（技术）和符号（呈现）三者之间新的关联形态。
由此，产生了三种研究方法上的发展趋势：一是传统数据研究方法的转换。转换大多从时空维度扩展了传统方法的范围和跨度，提高外在效度的同时保证建构效度。其中具体包括了同时保证操纵性(manipulation)和随机化(randomization)并且可以转移到实验室外以提高外在效度的数字化田野实验设计；用户生产内容(UGC)分析、自动编码分析(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元数据内容(meta-data-content)等大规模生成性内容分析；以及包含了互动调查（contingent interactive surveys)、二手数据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在内的问卷调查创新等。二是不同研究方法（理论）间的融合打破了个体-结构，人-非人等原有的两元对立，创造出新的洞见。例如内容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历史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与媒介生态分析、人类学研究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融合。三是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例如网络人类学、演练方法(walk-through method)、生活介入(life intervention)、数字轨迹研究(digital track studies)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