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平 ‖ 学术期刊编辑学研究 (10)：人文社科期刊需要善待外部评价

作者说明： 2001年秋，在河北省社科院第二轮竞聘中，我被选聘为《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经过三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对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办刊规律和发展态势有了一些认知。从2004年8月份开始，不断应邀在一些报刊或研讨会发表感言、畅谈体会，二十余年下来，陆续积攒了十七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其中的八篇没有公开发表过。

如今闲来无事， 对全部文章按写作时间顺序简单整理后，存放于微信公众号中，供感兴趣者浏览、交流 ，也算是对自己担任学术期刊总编辑二十多年的一个交代吧！

特作解释的有三点： 一是， 中国学术期刊数量庞大、千差万别，而站在个人视角撰写的文章必然是一孔之见、充满理想主义，难免以偏概全，存在讹误，如果言语中有过激、冒犯同行之处，敬请谅解海涵。

二是， 对学术期刊的思考和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入、递进的过程。这就导致，甲文章与乙文章之间，乙 文章与丙文章之间， 可能存在段落或语义的重复。好在这些文章从未参与评职称、评奖，也未计入单位的量化考核，在此只是展示思考该问题的进程而已。

三是， 国内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学研究的人很多，我只是其中一员。因此，我的成果也吸收了他们成果中的精华。由于不是直接引用，没有按照学术规范在文中标注。

作为学术期刊界的一名老编辑，能够受邀在本次论坛和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感到很荣幸；对于主办方为期刊界的新朋老友搭建了一个稳定的联谊平台，表示诚挚的谢意。也 正是借着每年出席论坛和研讨会， 学术期刊界的同仁实现了“一举三得”：一是对去年的成绩予以总结，二是对过往的不足予以反思，三是对兄弟期刊的经验当面请教学习。

一

之所以选择“人文社科期刊需要善待外部评价”这样一个题目发言，与两个月前即春节前，发生的一件让人文社科期刊界热议的事情有关。

按照惯例，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于年初对外公布 了 2017—2018 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和集刊 》(简称 “ C 刊”)名单。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向被外界看好的三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文科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于被引数据下滑，这次由“正版”降级为“扩展版”。此名单一出，引起轰动，不仅当事人因缺乏心理准备而强烈不满、冷语相向，一些看热闹的学者也说长道短 、 借机发难 ，因而， 有好事者认为，这算得上是一次“学术事件”。

在嘈杂的声音中，理性的声音显得很微弱，只有个别人的发言较为客观。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值得学术期刊人思考的问题：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评价者，要不要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要不要被评价机构评价？

多年来，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媒体的一员，一直是受“单位所有，部门领导”这一管理体制的约束。因此，只有当自己站在主管领导、出版管理层的面前时，才感觉是一个被评价者。而 在多数情况下，由于面对的是需要发稿的作者，评价他者是日常必须的工作，天长日久，也就养成了一种角色定位：学术期刊人的标准，就是学术标准；编辑对论文的取舍，就代表了学术评价；进而，面对非主管领导、非出版管理层的“外部评价”（简称“被评价”）时，有着一种难以接受的抗拒心态。

然而，理智告诉世人：“太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这是汉代王充《论衡·自纪》中总结的道理。如果用白话文来表述就是：“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必然有杂质，文章高手难免有败笔，良工巧匠也会有不精巧之处。”王充的话，也适用于学术期刊。

以人文社科类期刊为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于 2014 年 12 月、 2017 年 2 月公布了两批学术期刊名单，其中属于人文社科类期刊有 2300 多种。在这 2300 多种期刊中，同是综合类期刊或专业类期刊，同是高校或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期刊，由于从总编辑到学科编辑所花费的时间不同，所耗费的精力不同，办刊的理念不同，审美鉴别力不同，那么，表现在刊物档次、水平上，所编发文章的质量上，当然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何评价这种差异？单靠同行或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单靠出版管理层，单靠高校、社科院/所的主管部门，是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客观、科学的。因为，它难以摆脱人情关系或寻租者的干扰。它必须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即借助专业性评价机构的力量来补充、完善。

对于这一点，《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的林丽芳编审，曾经在 2015 年做过一次 400 人的问卷调查。从回收后的 统计结果看， 第一， 80.67% 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第二，大部分人认为，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期刊评价主体会遇到障碍，专业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是首选的评价主体。

既然“有必要”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既然专业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是首选的评价主体，那么，与其一味地指责和放大“ C 刊”等专业评价体系的缺点、缺陷和不完美，倒不如调整心态，转变观念，将“ C 刊”等专业评价体系作为朋友、伙伴，善待之，利用之，找出所编校期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繁荣中国学术做出更大贡献。

其实，面对这些专业评价机构，靠抵制、嘲讽，靠鸵鸟策略，未必能够奏效。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参与对人文社科期刊进行评价的机构，只会增多而不会减少。例如， 2015 年，地处西北的长安大学也成立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所制定的评价目标有九项，其中就包括期刊评价 。所以，敞开胸怀，坦然面对 ，恐怕是学术期刊人的唯一选择。

二

说专业评价机构完全可以转化为学术期刊的朋友，成为明代苏竣《鸡鸣偶记》中所说的“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畏友”，并非是办刊人的一厢情愿。

理由是，涉及学术期刊评价的专业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简称 “人大评价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在内，它们定期公布的评价结果，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例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在 2013 年 12 月 公布的 “ C 刊” 名 单中， 也曾 经被降级为“扩展版”；但是，该学报变压力为动力，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 ，在 2017 年公布的名单中，又重新回到“影视艺术类”的“正版”行列中）；它们在文献计量指标的设置上，也是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作为学术期刊人，既可以利用这些评价机构的信息 平台和评价结果，不断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陷；同时，也可以用我们的专业性办刊理念，影响它们的专业性指标，推动评价机构设计的计量权重更符合学术发展规律。

过去， 学术期刊的掌门人对专业评价机构的态度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 平日里盲目乐观，对自家期 刊的家底/运行状态不清楚，对数据起伏带来的直接或潜在影响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别说采取 应对之策了； 另一方面， 在 评价机构的评价报告/结 果出台前夕， 又担心自家期刊的指标和数据可能出现下滑，于是，多方打探消息，被动地寻求权宜之计， 临时抱佛脚 。这既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品牌化建设，也不利于编辑部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稳定。就拿 “人大评价中心”每年公布的“转载指数排名”来说 ，如何将它利用好，其实是 学术期刊非常 值得研究的课题。

因为，与其他专业评价机构相比，“人大评价中心”推出的“转载指数排名”的最鲜明特点，是它的即时性。

其他评价机构所推出的研究报告，都需要两年以上的研制周期（南京大学推出的“ C 刊”是两年，北京大学推出的“ B 刊”、中国社科院推出的“ A 刊”是三年），所使用的数据必然是“过去时”；但两三年过后，所推出的报告却是“现在时”。然而，那些被评价的期刊却是动态的，每年的学术质量均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所以，用那个“过去时”的评价报告，去评价当下期刊的“现在时”，其“失真”“失实”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受到学界的非议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人大评价中心”每年推出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则不然，它不仅用“转载指数”的动态指标弥补了前面三家（ “ C 刊” “ B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