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从玉华

据@中科院之声消息，1月12日凌晨，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先生去世。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当我们为“网红”不断喝彩时，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些真正为中国做过贡献的人？这个时代纠结成全了谁？又遗忘了谁？

81岁那年，这位老人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在她家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熊卫民/摄

生活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

金钱和年龄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数字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燕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她一点儿也不孤独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从前，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延伸阅读：

“中科院最美玫瑰”李佩去世留下一问：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1点26分56秒在京去世。

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1999年，表彰“两弹一星”元勋时，郭是唯一的“烈士”，李佩参加了表彰。

李佩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喜欢鲜花，晚年她主持讲坛，来的都是名家，虽然没有车马费，但是每次给演讲者一束鲜花是少不了的。

玫瑰凋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佩的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在恍惚之中，她也经常回想起童年和青年时代，她看电视节目，发现节目太难看了，人也难看，她不由自主问到：“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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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的父亲李保龄，出生于江苏镇江，1910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他学习的是铁路专科， 1911年作为清朝最后一批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李保龄在伯明翰大学的同学，包括李四光、唐时清这些著名的人物。

怀着科教报国的理想，李保龄在伯明翰学的是开矿，1915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技术学院、北洋大学任教，之后曾在六和沟煤矿和天津开滦煤矿总局工作。

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李保龄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先驱，1922年，他和丁文江、翁文灏等在北京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是现代中国第一批搞地质学的人之一。

他对地质的热爱，从他给孩子取名上也可以看出来，他有五个子女，分别用“珍珠珊环璋”来为五个孩子取名，这五个字，都有一个玉字旁，也可以说和矿物质有关。

李保龄一家，左一为李佩

所以，大女儿李佩最初不叫李佩，而叫“李佩珍”。

这就是民国时有教养的家庭，为孩子取名的方式。这几天，网上流传了现在中国最流行名字的名单，比如，张伟，李军，王秀英……这是新中国的名字，父母向往的都是大场面，“伟大”“军队”“英雄”……甚至还有各种“卫东”，保卫毛泽东，那一定是文革时出生的。

但是民国时的名字不是这样的，李佩珍，佩珍戴玉，象征着平安和高贵，这是父母的期望，也是一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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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龄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专注于科教和家庭生活，他是一个好父亲，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

李家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附近，西边是毗邻故宫的北京大学，南边是协和医学院，东南角是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则位于北海东北角、什刹海东侧。这是当时北京的文化中心，有很好的文化氛围，也有很好的邻居。

李佩读书时的活动区域

所以，他的五个孩子，后来分别考取了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

好邻居，也很重要，1918年3月，胡适结婚后，将家安在北京大学附近南池子缎后胡同8号，距李佩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所以，很早她就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适之。钱玄同住得更近，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后来也是“两弹元勋”，李佩小时候就认识了这位比他大5岁的哥哥。

伯明翰归来的李保龄，懂得西式教育的好处，他尽量安排子女都读教会学校。一是严格，二是教育完全是西方的和现代的，李佩在读北京大学之前，读的是培元小学和贝满女中，都是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

李家的家风有一点保守，李佩选择北京大学，有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回来住到家里。有时候回来晚了，妈妈会到学校去，看她是不是像所说的那样，在图书馆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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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在这么好的家庭，子女也可能非常叛逆，那个时代就是是如此。

李佩一岁多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吵吵闹闹经过她家附近。在她8岁的时候，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她家附近的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因为双方都是再婚，大家议论纷纷。这就是时代风尚，新思想的冲击无处不在，想养一个传统的大家闺秀，就不可能了。

李佩把名字中的“珍”去掉，她觉得这个字太俗气了、其实，这有点革命造反意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停课了，父母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里住了半年；1938年初，她在当地女青年会排演的戏剧《娜拉》中主演娜拉。之后，李佩和两位女同学一道，借钱买了三张船票，就像娜拉一样，不辞而别离家出走，远走昆明的西南联大。

她走的时候，拿走了家里所有的现金，还留下一张一张500银元的借条让父母替她偿还，那时她向别人借的盘缠。

那天早上，她早早起床，穿了一身网球服，父亲问她怎么这么早起来，她回答说：“打网球去。”

就这么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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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唯一代表，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从此，她和龚普生结下一生的友谊。

龚普生出生在上海，比李佩大5岁，1932年考上燕京大学时，就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龚普生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的妹妹龚澎，比姐姐晚一届，也考上了燕京大学，她和姐姐一样，热衷于革命。龚家姐妹俩，其实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龚澎

1938年2月，龚澎和几位燕大同学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在延安，龚澎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社工作，后被彭德怀将军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1941年8月，龚澎奉中央命令调往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工作地点就在被称为“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主要任务是对外开展统战工作。

1941年秋天，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龚澎。由于龚普生的关系，她很快就和龚澎成为了好朋友。龚澎的丈夫，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父亲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佩成为周公馆的常客，从此，就走进了风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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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关系开始紧张，李佩离开重庆，来到上海。

在上海，龚澎建议李佩利用劳协关系和经费留学美国，1947年2月，李佩赴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留学。在这里，她很快遇见了一生的爱人——年轻的华裔航空学教授郭永怀。

郭永怀、李佩在美国

“当时我去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会上一位华裔学者做航空科学方面的报告，原来他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听说过的学长郭永怀。”通过郭永怀，她很快也结识了钱学森和林家翘，以及冯·卡门学派的科学家们。

1948年，她与郭永怀结婚。以前，她对父亲科教救国的理想不以为然，但是，这个曾经反叛的女孩，最终选择了像父亲一样的伴侣，

1956年10月，她和郭永怀一起踏上了回国的道路。在旧金山，赵元任夫妇请郭永怀夫妇吃饭，本来要喊胡适一起过来，胡适推辞了，这时，胡适在大陆已经属于反动派了。

据说，胡适知道郭永怀回大陆时，感叹了一句：“这就是人心向背吧”，但这种说法也许不可靠，因为差不多同一时间段，胡适也说过：“如果鲁迅活到现在，说不定也会坐牢吧”。

回国船上

不管如何，钱学森和郭永怀这一批科学家，离开了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回到了中国。郭永怀的归国，通常认为是钱学森做的思想工作，其实，李佩也许最关键的人物。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后，她以探亲名义回国，在北京参加了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毕业后，承担动员留美学者回国的特殊使命，由专人护送回到美国。

这是爱情，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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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钱学森也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天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有一次，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

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

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

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参考资料：中青报《冰点周刊》，公号“知识分子”《李佩传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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