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冉云飞
早年曾迷莎士比亚戏剧，英文不好的我，不足以领会莎翁原著的精微，于是着力搜求国中能看得到的莎士比亚汉译本，来体会其间的妙处与差别。在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人之外，最让我注意的是孙大雨。一来他像尝试自己新诗创作一样，竭力与众不同地用音组来翻译莎翁的作品，以期能细达毫芒地展现出莎翁的曼妙来。二是他的人生经历让我特别有兴致想了解他，这源于我搜集整理并编辑《反右史料知见录长编》文献目录，得知他是一位极有名的右派，并在我编辑的史料中罗列了几篇彼时报纸上对他的批评揭发文章，由此总是期望有机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最近研读黄健、雷水莲的《孙大雨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看到他们花了不少篇幅谈及1949年后孙大雨的生活，并且对他诸般遭遇做了比较深入的发掘，在常常回避现实痛楚的传记写作中是难得一见的。在这方面，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有点对史料“竭泽而渔”的精神。不仅采纳了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周策纵《我和孙大雨先生认识的经过》、严祖佑《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黄昌勇《孙大雨传略》、右派难友李梧龄《泣血年华》、叶永烈《沉重的1957》等历史及回忆录性文献，而且像我所搜罗的彼时批评孙大雨的报章文章，这样发表在网络上的资料他们也注意到了，还补充了我未曾寓目的1957年19期《新华》半月刊刊载的《孙大雨面红耳赤丑态毕露》（p.188）。
如果孙大雨只是像一般右派那样有着曲折的苦难经历，只是最终活着看到自己被“平反”，从而完成一种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似叙事”，那么对我这样见此种史料与听说此种故事比较多的人来说，并不觉得稀奇，吸引力不大。那到底是什么因由吸引我来写这篇文章呢？希望下面的言说是个令你也觉得有意思的角度与回答。
▲ 孙大雨的青年与晚年
▍一
孙大雨出生于1905年，五四运动时正在读中学，这一代人所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所翻读喻天舒《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杨剑龙《“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与《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等书来看，侧重点各不同，但所涉作家无非是那几个比较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如冰心、许地山、林语堂、老舍等——至于他们有没有教会生活，及后来有人甚至否认自己是基督徒，那是另题，暂不讨论——间或涉及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作品中关涉基督教的一鳞半爪，自然没有人提到孙大雨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新月派诗人群体，无论早期的国家主义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者闻一多，或是自由主义者如徐志摩、梁实秋等，还是自由而偏左派的孙大雨（他与朱湘、饶孟侃、杨子惠被诗界称为“清华四子”）等人，都是一群沐浴欧风美雨的留学生。这些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泛化意义上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有可能，但从经历与创作上看，可以直接肯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孙大雨是最为明确的一位。
十三岁以前的孙大雨因父亲作为顶梁柱在家庭里的支撑，专门请私塾老师来家中教他读《论语》《孟子》《大学》等传统典籍，且在九岁时亦开始学英语，孙大雨都学得不错。可惜十三岁时父亲病故，家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其母想到儿子学习不错，在十四时将孙大雨送到收费相当低廉的上海青年会附属小学读书，接着上初中，直到1922年在青年会的教会学校完成高中学业，考入清华学堂为止。
上海青年会中学由上海青年会1901年创办，老师多聘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一些知名人士也到此授过课，如曾虚白、邹韬奋、洪深等。（p.13）青年会受自由神学影响，把益人看得比荣神更重要，所以思想新派到与社会上的新思潮，并无太大的分别。孙大雨在学校创办的《学生呼》杂志上撰写鼓吹进化论的言论，同时他还将相似的言论写成一封信寄给校长，校长看了大约觉得有挑衅的意味，自然生气，准备开除他。“但孙大雨并不畏惧，而是给校长又写了一封信，声言若因批评学校而开除学生，就要在报纸上写文章与校长进行公开辩论。慑于‘五四’新文化、新思潮蓬勃发展的形势，校方只好派副校长赶到孙家，收回了开除通知，并请孙母阻止孙大雨在报上写文章。”（p.18）因作者没有公布资料来源，不能说此事必有，也许是事后追忆所致。但揣度当时系非基运动爆发前夕，教会学校有这样的风气，亦属情理之中。
到了清华学堂，孙大雨就更是如鱼得水，由于经常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等人的诗歌，使得他此前即有诗作发表——1920年5月15日曾有20行短诗《海船》刊载于《少年中国》第一卷11期上——的诗情更加勃发旺盛。在他这个时期刊发出来的诗作中，有一首192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的小诗《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水呀！你是何等清洁可爱，
你是至公无私的救主！
你能洗涤一切尘垢污泥，
能救人于危急——渴极。
江河大海是你的形体，
荒山深谷有你的踪迹，
冰霜雨雪是你的变相。
不信贫的，富的；贱的，贵的；弱的，强的；
小的，大的；你都一样待遇，
没有一些儿分别。
总之，你是普遍公平……
《孙大雨评传》的作者说，“全诗始终透露出对公平、平等意识的渴望和赞美”（p.25），他们仿佛一点都没有看出这有基督教文化的因子与影响。把水比作神自然是泛神论的影响，因作为受造物的水等一切事物，不可能给出作者所说的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一系列的特性，这只不过是人文主义意义上对水是生命之源的现象性表达。但从这话语外在包裹来看，应是从基督教而来无疑，是对造物主非位格性模仿表达无疑。我没读过《孙大雨诗文集》，不知他的其他诗文里，是否还有像《水》这样的小诗，倘若有，那是值得做个案分析的。
▲
1986年9月，徐开垒访孙大雨
▍二
孙大雨算是五四文化之子，复以欧风美雨的熏沐，其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自然是比他的许多同胞高出不少。但以人本为中心的自由追求，很容易滑向人就是最高目的乃至以上帝自况而不自知。如此境况下，对人性幽暗的深入洞察，对无知之幕与人之致命致负的认识，无疑有不能洞达的死穴，即人追求自由最终带来的是无所不在的奴役，孙大雨后半生遭遇无疑应作如是观。
1947年春，孙大雨经清华同班同学彭文应的引荐，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是由曾留学美国、德国的法学家张志让牵头，并接受周恩来指示，于1946年夏天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被共产党视为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参加的教授们由地下共产党员李正文、曹未风等人来直接领导，孙大雨是其中很积极的参加者，其主要活动当然是反对国民党，支持学运，还被选为干事，曾任代理干事会主席。但这一切在1949年5月上海甫一易手后的几天，就出现了让孙大雨不痛快的结果，代理干事会主席不用说，不能代理了，就是干事也被拿掉。后来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与统战的需要，把他增补为“后补干事”。这事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孙大雨似乎“不识时务”，以致此事直接成了他后半生苦难遭遇的导火绳。
孙大雨性情固执，对一些事情很较真，他认为“大教联”在上海易手后的改选，是有预谋的、非法的、过河拆桥的，因此与后来成为他直接领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等人有了化解不开的冲突。于是他不停写信与告状，甚至发展到用以牙还牙的办法——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也到处说那些认为他是反革命的人是反革命——去“鸡蛋碰石头”，或许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少有的著名“上访户”，不停上访的结局是成了著名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坐牢两次达数年之久，身心遭受重创。
1949年8月5日至9月15日孙大雨先后两次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副总理董必武写信，谓“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还竭力陈述自己参与地下斗争的事迹，并附上他参加斗争所草拟的有关声明文件资料共二十余件。孙大雨当然不知道这样的改选，不是什么“小集团”的操纵，而是官方“革命斗争”的需要，即必须把“大教联”这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组织，严格把控在自己人手上，以便应对政权才到手的复杂局面，哪能再由孙大雨这样的“民主人士”当代理干事会主席呢？给你增补为“后补干事”，你就应该知足了。你可以说孙大雨是诗人，看不懂“革命形势”，但他在美国习政治学的清华同学彭文应、王造时也未能看懂，这说明“革命形势”高妙到一个地步，是英美政治学和自由左派洞也穿不了的，因为政治学不等于政治术也。
1952年2月，在思想改造与三反五反中，查究一件造谣污蔑案件时，孙大雨被打击了五个月，同时被裭夺了曾经再三要求担任的外文系系主任职务，这使得他与李正文的冲突进一步恶化。1953年许广平作为政协华东视察组领导人到上海视察时，就组织包括孙大雨在内的教授座谈，对孙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同时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到上海调查，并由上海市委党校工作部部长兼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主持，召开了与“大教联”改选一事有关的十八名当事人参加的会议。会后华东局统战部还转发了《关于孙大雨问题的座谈情况》，说孙大雨等人和李正文之间是误会，他们是一条心，只是改选时“对孙大雨照顾不够是一个缺点”。官方当然要坚持李正文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李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但又要照顾一下孙大雨等著名知识人的情绪，于是来了个“和稀泥”的折衷做法。但孙大雨并不买账，他认为曾昭抡、陈其五的劝解是“糊涂官断糊涂事，原被告各打四十大板了事”（p.153）。
不服的孙大雨自然不依不饶地状告下去，1954年他公开批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在思想改造中对他打击报复，并且重提“大教联” 旧事。同时1955年2月他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状告李正文等人搞“小集团”，是“反革命集团”，在随后的约谈中，陈毅、柯庆施、陈其五都批评孙大雨钻牛角尖，陈毅说到激动处，批评孙大雨说没有那么多反革命，反而说孙反党反政府，使得孙意气难平。1955年肃反运动如火如荼时，孙大雨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罗列了六十多名“反革命”，并说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参与了对他及一些民主人士的迫害。同年10月还写了准备上诉的长达八万多字的申诉书，有股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概。
1956年，借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民盟大会之机，孙大雨把自己所写的八万余言上诉材料，以及自己认定的上海“反革命集团”检举材料，交与民盟领导如罗隆基及一些朋友看，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做欠妥。一些被检举的所谓反革命在他们看来并非事实，但孙大雨固执己见。同年12月在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孙大雨作了《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长篇发言，再次指控上海党内有“反革命分子”。在接下来召开的上海市二届第一次人代会小组发言上，孙大雨作了与上述相同的发言，直接把上海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前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上海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著名作家靳以、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p.170）。
反右初起时，复旦大学党委邀请孙大雨发言，他还是痛斥此前的“反革命集团”，1957年6月8日《解放日报》以非常醒目的标题刊出他的发言，题为《孙大雨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控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都是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p.174）。孙的结局自然是被毛泽东钦点而打成极右派，蒋丽萍、林伟平所写的《本是同根生》一文里写到谈家桢、苏步青等人因批评动物学家张孟闻，而连带批评孙大雨。而文艺界的巴金、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联合发言，痛批孙大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pp.186—187）。1958年6月4日《文汇报》头版有孙大雨被判刑六年的消息，同一天该报第六版却有郭绍虞的一首诗《歌颂总路线》：“多呀多！百花齐放开朵朵。/快呀快！脑筋一动窍门开。/好呀好！工作先进称英豪。/省呀省！节约那计一星星。/跃进更跃进，/比先进也比干劲。/歌唱吧！/歌唱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算是同校同事，反右后不同命运在同一天报纸上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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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雨评传》，黄健、雷水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三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整，便默然无声，并不反抗；或者说即便反抗，也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孙大雨却独辟应对彼时困境之蹊径，不过要让人理解他这样的行为也并不容易。难友严祖佑在《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一文里说，有次他问孙大雨为何要状告李正文等人为“反革命”时，“我发问后，孙大雨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认为我的提问是多余的，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从50年代初民主改革开始，接连几年他们一直说我反动、反共。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孙大雨又说，换一种说法，我们这叫作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诬告呢？打个比方，两个人骂架，有人骂了娘，骂娘当然是不文明的，但总不能说，骂娘的就是企图强奸吧”（转引自《孙大雨评传》p.158）。
上文“50年代初民主改革”一说，要么是孙大雨误说，要么是严祖佑误记，因为此说是共产党上个世纪50年代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的术语，应该是“50年代初思想改造（或三反五反）”才准确。从孙大雨的回击来看，既有法理困境也有伦理困扰，但孙的回应并非完全无法解释。孙大雨上大学以前受教于教会学校，若是他片面地理解教义，《圣经》中也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说法，拿来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自然会走样。但他几乎不受教会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认同进化论，也不认同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否则他绝不会身上充斥着不少道德自义，导致细大不捐的事，必争输赢，乃至到了不乏睚眦必报的地步。从上以的回应来看，或许他状告一批人集合成“反革命集团”，在他看来属于法律上的“正当防卫”。不过，这表明孙大雨对具体与他冲突的人不信任，对法律（当时连法律条文尚不健全）也丧失了一定信心，倒是相信越级上访的人治，这说明了他的天真与无奈。天真就是从“大教联”改选的失宠，到后来的争宠——按具体情形来看，共产党一直对他还算客气与隐忍，在反右以前让其当过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当上海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比老资格，将一系列人举报成“反革命集团”，打击面太大，树敌过多，从而为他后来的第一次被判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