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排戏的人。”这是林兆华荒芜两年半的微博上的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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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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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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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奕晗
2016年10月13日，第四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式，80岁的林兆华被搀扶着走上舞台。按照传统，每次戏剧节都会邀请一位戏剧大师担任荣誉主席。前三届的荣誉主席分别是国际著名戏剧导演罗伯特·布鲁斯汀（Robert Brustein）、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第四届是林兆华，中国当代戏剧界最重要的导演。
林兆华在戏剧圈被称为“大导”。至于为什么，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主持人黄磊和孟京辉递过话筒，赖声川在一旁充当现场英语翻译。林兆华开口：“我见了人多就不会说话。”黄磊说：“那您就夸我。”林兆华停顿了两秒，说：“你们俩（黄磊和孟京辉）相声说得挺好。”
两个月后，2016年12月14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一处公寓——林兆华的儿子林熙越公司所在地，《博客天下》记者再次见到林兆华。他穿一条宽松的灰色运动裤，红褐色的毛衣外裹着轻薄款黑色羽绒服，外面套一件深灰色抓绒衣，双手揣在口袋里。几天前，他导演的民俗喜剧《仲夏夜之梦》刚刚结束演出。
▵2016
年
12
月，林兆华在儿子的公司
没等记者开口，林兆华率先发问：“我先访问访问你们，你们干吗访问我呀？”
“一个排戏的人。”这是林兆华荒芜两年半的微博上的自我介绍。
这个“排戏的人”是剧作家曹禺口中“时代的骄子”，是业内公认的“戏剧艺术革新家”。在媒体和公众眼里，他是中国小剧场的开创者，是北京人艺的顶梁柱，是最受国际青睐的中国戏剧大师——尽管他自己并不认同“大师”的说法。
在排练场，林兆华从不正经坐着。他喜欢吃水果和零食，经常会嚼着香蕉、牛舌饼在剧场来回走动，看似不正经排戏，其实哪个演员表演有问题，他都知道——他会走到演员旁边，在耳旁悄悄说几句。
在林兆华工作室待过3年的演员闫楠告诉《博客天下》，“大导”不喜欢戏太像戏。有一次演员穿了新设计的服装上台，林兆华说这太“像模像样”，让演员把上衣和裤子换掉，随便换一件生活中穿的。“旁边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导，人家设计师是认真设计的，你听听人家说的’。大导回答‘就不听话’。”
林兆华是个新潮的老头儿。他用最新款的iPhone7手机，读亮黄色封面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听交响乐，也听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摇滚。
摄影师高原的影集《把青春唱完》中有一张照片，穿着浅色宽大衬衣和黑色肥腿裤的汪峰，在话剧《浮士德》的舞台现场演唱。那是1994年，23岁的汪峰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鲍家街43号乐队刚刚组建，风格前卫的林兆华选中他，为自己执导的这部实验性质的作品制作音乐。
“他现在成明星了？哎，他们火了，我们找他拉赞助去啊。”林兆华转向坐在旁边的林熙越。
钱，是林兆华这些年面临的一大障碍。2010年，他开始鼓捣“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希望以个人名义发起剧展，“请大家一起玩玩”，交流交流戏剧。被请来“一起玩玩”的，包括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波兰戏剧教父克里斯蒂安·陆帕、德国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
办邀请展每次都亏，往往是刚把前一年的钱还上，就马上开始筹备下一届。2013年干脆停办一届，2014年，因为得到天津大剧院的支持，邀请展从北京转至天津——但仍然在亏，2015年亏了近70万元。
身边人不愿把戏剧之外的琐事说给林兆华听，他偶然问起，知道亏了钱，赌气说要停办，还要解散工作室——但至少现在，一切都还在照常运转。2017年3月，邀请展办到第7届，开幕大戏是俄罗斯导演列夫·朵金的戏剧作品《兄弟姐妹》。
这显然不是林兆华第一次亏钱。
2012年，林兆华应邀参加香港艺术节，作品是《山海经传》。这部戏由70余名非专业话剧演员出演，融入华阴老腔、皮影戏、现代舞及贵州民间造像等传统元素，以民间艺人说书的形式贯穿中国远古神话体系，“用近乎游艺的方式演出，在剧场里造成赶庙会一样热闹的气氛”。
韩江是该剧投资人。他告诉《博客天下》，做这出戏之前预计到会亏，最终算下来，投进去240多万元，亏了160多万元。“没有林兆华，我可能不会留在这个舞台。”韩江这样解释此次合作的原因。
他说，《山海经传》是林兆华对梦想的实践，“在探索中国戏剧的出路——完全扎根中国民间艺术，打破表演程式，用传统方式建构新表演。”
上世纪80年代，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会联手，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恰恰是不按套路写的剧本，给了我很大的挑战和刺激，逼着我去找不同于一般舞台的表现形式。”林兆华说。
1982年，基于编剧刘会远的故事写出的剧本《绝对信号》，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列火车尾部的车厢里，展现了失业青年黑子被车匪胁迫登车作案，从内心充满矛盾到同车匪决裂的过程。因为出现“失业青年”这个当时非常敏感的词，剧本没有通过。后来，林兆华把故事的主题解释成“拯救失足青年”，人艺艺委会才勉强放行。
《绝对信号》的演出被安排在人艺一楼的小排练厅，没有对外宣传。当时还是《北京晚报》记者的过士行现场看了这部戏。他向《博客天下》回忆，舞台上没做景，只是用灯光箱当车底，钉了个梯子，放了一张小桌、三把椅子，中间还有个工具箱。舞台上没有追光，林兆华就用装着5节电池的大手电筒自己打光。
落幕后，全场一片寂静，半天没有人说话。老演员田冲率先表态：“北京人喜欢吃一种铁蚕豆，甜酥蹦豆，四川有一种怪味豆。我们就把这部戏当怪味豆吃，其实也不错。”
不久，应观众要求，这部戏被安排在人艺三楼宴会厅演出，一连演了159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中国的先锋戏剧诞生了”。
那年，林兆华46岁。
《绝对信号》后，林兆华导演了《车站》和《野人》，其间还排了农村题材话剧《红白喜事》和《狗儿爷涅槃》。1987年，林兆华开始把目光转向经典剧目。
排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前，林兆华参加了一场葬礼。
上世纪80年代，“实验戏剧”是个热词，业界有“南胡北林”的说法——上海的胡伟民和北京的林兆华。胡伟民曾多次跟林兆华提起，一定要排《哈姆雷特》——直到1989年去世，他这个心愿也没能完成。
当时已升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林兆华在胡伟民的追悼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排《哈姆雷特》。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回忆，林兆华是个硬汉子，但那天哭得像个小孩。
“那时候，作品才稍微具有当代戏剧的味道。如果我们只用大众化的戏剧来吸引观众，结果就是审美降低。”林兆华意识到，在剧院原有体制下，有些东西根本实现不了，也不可能实现，甚至会“给剧院带来麻烦”。
“现实主义创作”是人艺的根基，林兆华却像渴望摘掉紧箍咒的孙猴子。“他特别烦那紧箍咒，看着妖魔鬼怪，看着不公道，看着假丑恶，他老想举棒子。他想成佛，又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佛。”合作26年的演员濮存昕对《博客天下》说，林兆华到了这个级别，看到艺术的基因在传承中有问题，必须要创新，不能继续这样。
1990年，林兆华成立工作室，集结易立明、牟森、倪大红、曾力等一批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室的第一部戏就是《哈姆雷特》。
1990年秋冬之际，话剧《哈姆雷特》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上演。舞台上挂着一块肮脏褶皱的黑灰色幕布，顶上吊着5个时转时停、残破不堪的电风扇。一把从北京胡同淘来的废旧理发椅就是国王、王后的御座。舞台上没有其他道具，演员们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需要王冠、佩剑时，就用动作凭空表演出来。最大胆的是，国王和大臣波格涅斯都会突然变成哈姆雷特的角色，对着舞台下说话。这是林兆华想借话剧说出的“第二主题”：人人都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在北京电影学院内部演出7场。德国慕尼黑艺术节艺术总监看过后，邀请他们到戏剧节演出。但当时相关部门没有允许，理由是：这部戏是“私人小集体”的演出，出国没有先例。
没有先例，这似乎是每个具有创造力、不断寻求突破的艺术家都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人艺一度只能反复演出保留剧目，很长时间一台新戏也没有。1993年，话剧《鸟人》上演的消息一经发布，等着买票的队伍从售票厅一直排到剧场北侧的报房胡同——这部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了100多场，轰动一时。
这是57岁的林兆华和41岁的过士行第一次合作。此前，过士行写了《鱼人》，一部具有寓言性质的话剧。刚写完他就跑到林兆华办公室念剧本，林兆华鼓励他：你就放心写，别考虑呈现的问题。
结果，《鱼人》没能通过剧本审查。
《鸟人》最开始也没通过审查。后来赶上剧院领导班子换届，主创人员又想办法把题材往弘扬民族文化上靠，这部剧才最终被搬上舞台。接着，林兆华又与过士行合作了《棋人》，讲述一种“投入全部生命能量，连骨头都不剩的生死博弈”。
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棋人》演完，一名观众来信：林兆华你要悬崖勒马。林兆华的应对方式是，面对批评言论，从不辩解。“他就4个字：再排一个。”过士行对《博客天下》说。
林兆华最喜欢的导演是被公认为戏剧革新家梅耶荷德。这个生于1874 年的俄国导演提出异于传统写实主义的“假定性戏剧理论”，并因此被指责为“形式主义”。 1938年，苏联政府关闭梅耶荷德剧院，梅耶荷德本人也于1940年殉难。那一年，林兆华4岁。
1936年，林兆华在天津出生，父母给他取名“林常立”。在他之前，家里原本还有一儿一女，但都不幸夭折，所以这个一定要“立”得住。几年后，父亲丢了工作，家道中落，于是父母给他改名“兆华”——兆，是吉祥的意思。谁知家境仍然没有改善，父母又要给他改名，想把“兆”改为“振”。这次林兆华不干了，才算保住自己的名字。
上小学时，林兆华不喜欢读书，爱玩儿，6年小学读了8年，15岁才上中学。升入中学，他旷课、打架、不做功课，经常被学校扣留，母亲到学校领他的时候，他还在操场玩。上了几天中学后，林兆华就到五金机械公司当练习生，看器材。在《导演小人书》中，林兆华谈到自己年少时的经历，感慨“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太煎熬，心烦，吃不好睡不好”。
公司宿舍一楼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排练场，林兆华受了影响。后来天津业余青年歌舞团招人，他考上了，演话剧和小品。1956年，林兆华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录音助理，第二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当时就想上大学，不管上哪个。中戏最好考，只要表演过关，文化课好说，再加上当时看了一场北京人艺的《骆驼祥子》，话剧挺不错的。”
1957年，林兆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进了戏剧学院，没感觉是上大学：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炼钢铁、修十三陵水库、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兆华在《导演小人书》里写道，当时不是劳动就是开会，只有一本讲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思想改造谈话后，林兆华被视为“只专不红”和“自由主义”的典型。同学看他性子野，给他取外号“自由哥萨克”。
四年后，林兆华以毕业大戏《罗密欧与朱丽叶》（饰演罗密欧）和一份写罗密欧人物塑造的论文毕业。1961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人艺当演员。
他在几出意识形态浓厚的话剧里跑龙套，没多久，“文革”来了，人艺全院下乡改造。他因此有机会跟刁光覃、于是之、蓝天野、英若诚同吃同住同劳动，闲下来就一起聊戏剧。“文革”结束，赵起扬成为人艺院长，林兆华被提拔成导演——他说自己不做演员是因为嗓子条件不好。
林兆华先是跟着前辈打杂，后来独立导演了两部主旋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1980年）和《谁是强者》（1981年）。《谁是强者》的演出得到《人民日报》大半个版面的肯定。看完戏，当时负责剧院剧本创作的于是之说：“这小子有点儿歪才。”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林兆华63岁。人艺给他派任务：排剧院经典话剧《茶馆》。
“排《茶馆》，越想越是件挨骂的差事，动人艺老祖宗的东西顾忌特别多。”林兆华曾经表示，自己最开始的设想是排一出跟老导演焦菊隐不一样的戏：在舞台上挂起大竹帘子，不换景，让叫卖声、手工制作的图景从帘子后面透出来；整个茶馆有些倾斜，舞台上只有9张桌子；删掉群戏，让焦点集中在三个老头儿身上，表现他们的意识流动——可以让王利发回忆过去的事、进入过去的生活，再回到现在；表演和舞台可以更自由，结构上也不见得从第一幕开始。为此，林兆华找了姜文、葛优、李雪健等演员。
这一切都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敢做”，最终还是按照焦菊隐的版本复排。《茶馆》上演后，林兆华给自己打60分：还是延续过去的，没什么新东西。
后来这部戏到各地演出，林兆华服从安排，只要求不署名，“那是焦先生的，我只是复排表演指导”。在此后的采访中他多次提及：“多年不敢动《茶馆》，我觉得这是中国戏剧的耻辱。为什么不敢动啊？”
如果有机会摆脱束缚，由着性子来，林兆华屡有惊人之举。《茶馆》之后，他选择鲁迅的《故事新编》下手。
演出场地是北京南城一处废弃的工厂车间，几个大汽油桶做成煤球炉造型，地上铺了70多吨煤球，还有做蜂窝煤的机器。林兆华没有给演员剧本，只让他们读鲁迅原作，找到最有触发的段落和语言，再自己加工，各自演绎。
这样的做法很符合林兆华一直提倡和追求的“不像戏的戏，没有表演的表演”。他说：“我们现在的戏剧太正儿八经。戏剧形式从根上说是群众娱乐，娱乐中受教育，太正经了，是因为你学的都是最高任务，主题思想。”
60岁那年，林兆华得了带状疱疹，在家卧床休息。他突发奇想，把契诃夫的《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放在一起。两年后，林兆华借了16万元，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该剧海报上印着这样一段话：一部戏剧应该是舞台艺术家以极致风格冲刺的结果，这部戏努力这样去尝试。
那些年，他越玩越嗨：他让演员正对观众做出上厕所的姿势（《厕所》 2004年）；他把舞台幕布降下一半，营造压抑氛围，后排观众甚至看不到舞台的后半部分（《伊凡诺夫》 2011年）；他把老艺人请到舞台上唱秦腔（《白鹿原》2006年）……
至于这些想法从何来，他一贯的回答是：“我是个没有理论的导演，我做戏都是凭直觉。”
退休多年，林兆华每周还是会到人艺看看。那里至今为他保留着办公室——位于办公楼三层、门口挂着东北印花土布的房间。在人艺当了14年副院长，除了排戏，林兆华别的几乎不管，得了“业余院长”的外号。“院委会、艺委会，一天到晚都是会，东拉西扯就是四个多小时，但很少谈戏剧。一开那些没用的会，我就蹲在一个角落，盘算我要做的事，或者不想事，练道家坐禅，好像在认真听。”在《导演小人书》里林兆华写道。
2014年，林兆华出了两本书，书名都叫《导演小人书》。一本薄的，是他闲来无事的小记录；一本厚的，964页，记录整理了他做戏、看戏的经历。薄书的封面上印着几行烫银文字：中戏是我的母亲，人艺是我的父亲，但是他们都不爱我。谁叫我是个“逆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