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你 的 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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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之炎》剧照

十八九岁想出门的心情，就像有鬼。

之前呢？也想，但想的很空洞。高中，从来没有真正地安排过日程，只能对着“出门”这个词发愣。大学就不一样了，没有早操晚课，只要不怕点名，逃上几天课，就能连出一个长假期。如果选择可以不在乎很多事情，绩点，排名，奖学金……那就没谁真的能管你了。

我对高中的一切都讨厌极了，当了三年班长，换了三年桶装水，上大学，我刻意避开所有社团，只求自己待着，成都又是一个永远阴天的城市，忽然，我的时间变得粘稠而悠长。

2010年，微博刚刚兴起，博客还是互联网主流。我在博客上看到柴静在各地，各个阶层穿梭，羡慕得不得了。高考结束，一门心思报了新闻系，觉得离这样的职业近了一步。

柴静经常写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卢安克。卢安克是一个德国人，云游一阵子，到中国广西，对这里的孩子产生感情，就孤零零地扎在板烈教书，做翻译。他出过车祸，却说，更感到和这里的联系；每个月生活费100多块钱，和小孩在泥巴里玩，所有人都很信任这个白人。

我感觉，这个人身上带着一种我模模糊糊渴望的东西，虽然我说不清楚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卢安克真好啊，有趣的人生就像这样吧。柴静也好啊，跟着有趣的人走啊走，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有趣吧。

现在回头看，我可以轻松地总结出打动我的志向：无功利性的自由，脱离具体阶层的观察视角，对“少数者利益”的偏好，但当时，我可没有这么精确。

人们常常犯一种错误，认为对自己的经历，就有绝对的总结权。但少年的自己没这么多概念，没这么多体系，就像二进制的基础运算器——贴合感觉的东西，抓住；不符合感觉，放下。伸手去抓，踏步去做，幸运的家伙，会在小路的尽头发现答案，更多的人导向迷宫。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迷宫还是谜底，我只记得，我开始踏上火车、汽车，一遍遍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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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目的地是北川，那时，我才上大学一个月，“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弥漫在所有新生心里。2007年，川大在黑龙江的提档线还很高，地震一过，立刻降了30分，直到我们这届也没缓过来。

才到宿舍，大家都会聊为什么选川大。有人会提到地震。旁边铺位的李斯就说，他看到那么多新闻，那么多感人瞬间，那么多众志成城的事件，就笃定来这里。家人当然反对，没拗过，报了新闻系。

地震永远是卧谈的话题，大家回忆，交流心情，都好奇，现在的灾区什么样子。九月过去了，十一假期就在眼前，我忽然和他们提议：“咱们去震区看看吧？”

“啊？”李斯问，“真去啊？”

我们查了下，汶川路难走，青川太远，就北川吧！还可以去羌族寨子看看。很快，在宿舍攒了四个人，结伴买票，联系农家乐，出发。

山路颠簸，我们路过新县城，擂鼓镇，在老县城旁边的山上住下，两年过去，帐篷还是多数人的住所。有的人挑着柴禾，碰到了，一问，家里就剩自己，再问，被石头砸了，压在房子下面，救援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复述心平气和。

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去北川地震博物馆，也就是残破的，还压住无数具尸首的老县城遗址。我们正襟危坐地约村长“采访”，到村民抱怨的新建水泥厂打探，三天后，在山东省援建的北川新县城停留后，返回成都。

大一的寒假，我回到家里，冬季的黑龙江太过冷清，家乡的一切平淡得像是公园里的冰面。我忍了几天，还是按耐不住想出门的躁动。我也不知道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我像是上满发条的玩具车，能量满满，就缺一个方向。

恰好有一位高中同学，老家在黑河，问我要不要过去。黑河在中俄边境，冬夜的黑龙江，我想到边陲小城，异域风情，立刻就兴奋了。背着父母买了车票，做了详细规划，出发前才告知他们。

出门的第三个小时，我就后悔了。挤过密密麻麻的春运人群，我守着过夜火车的一个座位，半夜不敢睡着，把书包系在脚脖子上。到了黑河，我只去了趟江边闲逛，没有多余的钱，只敢住20块钱的招待所床位。然后按照规划，到北安，齐齐哈尔，每分每秒，我都像惊弓的小鸟，最后搭火车回家，内心的期盼都跳到衣服外面。

太好了！终于熬完了。

确实，那样的出游方法，舒适和愉悦几乎没有，拮据和窘迫倒是满满。可是一周后，我又躁动起来，想起在路上飞驰的幻觉。

盲目的出行再也停不下来。

不仅仅是我，寝室的李斯，岳胖子，像比赛一样，看谁用最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第二学期清明节，我花了500块钱，硬座过夜，避开景点，去了西安、兰州。李斯则向往藏区，找了另一位伴，搭车走川藏线，到了理塘，经费耗尽，又返了回来。岳胖子喜欢爬山，峨眉山华山五台山，灰头土脸上去，拍了照片就洋洋得意地发给我们。我们有时候一起出行，到重庆时，订一个标准间，住四个人，或者在麦当劳过夜。

到了后期，李斯上高原像家常便饭，大三的时候，他终于觉得在新闻系毫无归属感，准备考研到地质专业。他休学一年，去长江源做环保志愿者，远离城市，安静复习。我们毕业后，他跨文理，跨专业，跨学校，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到中国地质大学。

岳胖子早早到媒体实习，大二时候，就给全国性的媒体特约撰稿，很快，他有了独立的选题，有了差旅费，能住得起快捷酒店，让我们很羡慕。毕业前，他就跑了全国2/3的省份，毕业聚餐，他用稿费豪请了全部男生。

我呢？我没什么特别的转变。去了三次云南，住了五晚麦当劳，开始对漫无目的的旅行有了怀疑。曾经，随便一个方向就能让我启动。现在，我渴望更详细的“目标”了。

出游多了，难免遇上意外。

大学第一个暑假，我从福建坐42个小时硬座去昆明。那个暑假都在福建，最后十几天，想着在云南玩一玩。结果，才上车，我就开始腹泻，呕吐，一趟一趟去卫生间，在逼仄的厕所，我痛得浑身发抖，最疼的时候双手顶住铁皮墙壁，在心里读秒，盼望时间快点过去，一会儿又稍微缓和，挪着轻飘飘的身子，往座位走。

一个小时后，我趴在茶桌上昏昏沉沉，周围的人帮着叫来乘警，正好有一位乘客是医生，帮我诊断，是急性肠炎，建议下车就诊。

半小时后，到了龙岩站，列车长给我打好招呼，站台乘务接我下去，行李箱寄存在站里，我打了个三轮车，去县医院，挂了一晚上点滴。

异地他乡，独自就医，我实在忍不住了，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妈一听就哭了。

大学毕业后，回家闲聊，姑姑告诉我说，那天家里所有人都没睡，等我消息。凌晨三点半，我输液完毕，躺在空荡荡的急诊病房眯了一会，七点左右，离开医院，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妈嗓子都劈了，说，“孩子啊，你可别乱晃悠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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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让我吓住了一阵子，但很快又恢复了习性。大二下学期，我从成都到南京，再去天津，到北京，返回成都。一路上住同学宿舍，见了几个微博上的朋友，最后行程超出预期，攒的钱都花完了。

上火车时，兜里只剩下12块钱，我从同学寝室拿了一包方便面，以为24小时的火车，应付一下。结果上了车，才听到广播，到成都需要30小时。我愣住，更不敢吃那包方便面了。

硬座车厢很挤，我对面坐了一对情侣，女人口音像成都人，男人像北京人。第一个晚上，我在看书，他们吃了带的熟食，第二天早餐，我在看书，他们到站台买了粥和饼，第二天中午，我在看书，他们点了餐车的盒饭。吃完，女人对男人耳语了几句，男人拍了拍我，问：“你怎么不吃饭？”

我心里好多话想一下子冒出来，但都忍住了。我简单说了情况，说了方便面，说没预计好时间，说兜里没钱。男人说他也有过这种时候，但也不能饿着肚子。正好，旁边过去一辆推车卖着盒饭，他拦下来。

“给我拿一盒。”他边说，边从兜里拿出钱包，“那什么，多盛点米饭。”

2011年初，类似于“免费午餐”的公益活动多了起来。我一直想参与，想给那种大写的“善良”贡献力量，但关注的活动都没延伸到四川。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调查记者微博，说在四川寻找志愿者，去统计需要帮助的尘肺病人。我立刻在下面留了言。没一会儿，他就回复我，给我一个当地同事的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打过去，那边说很需要人，但是在离成都180公里左右的乐山市犍为县。他问我有几个人，我说你等等。撂下电话，我敲了旁边两个寝室的门。

“乐山那边有个记者在组织志愿者，帮助尘肺病，一起去吧？”

“行啊”，一个朋友说，“但是啥是尘肺病？咱们干啥？”

“我也不知道，总之是志愿者，去了再说吧！”

半个小时后，我给记者打回去。

“老师，我这边有9个人，今天过去？”

“这么多人？”那边顿了一下，“行啊，人多了好。你们先到犍为吧！”

到了犍为，和乐山的志愿者汇合，混成5组，在两个县，跑了十几个村子登记信息。乐山话难懂，我们只好反复确认，尘肺病人的家庭都被拖垮，看到那种最赤裸裸的绝望，我心里都打怵。翘课一周后，我们撤了回来。

之后，那边的组织者就经常联系我。再去接病人就医，到医院慰问，帮助剪辑宣传片，我都在成都帮着张罗。但过了两个月，我发现组织者内部并不是统一的。有当地的一拨，有外来的一拨，每拨人都想把志愿者拉到自己这边。一次处理善款时出现了争执，我发现病人的代表也有独立的诉求，尽管这个诉求不合章程。这令我心中大写的“善良”崩塌。很快退了出来。

跟着一个更好的组织，是不是好一点？尘肺病太沉重了，像“免费午餐”那样，面对的都是灿烂的笑脸，会不会更愉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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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时候，又是在微博上，我终于看到“免费午餐”进四川的消息。我和岳胖子，还有另一位同学贝贝找了凉山州的一所小学，要到校长电话。村小学信号不好，发短信，约校长中午通话，校长就提前十分钟到小学后墙上站着，因为那是唯一信号稳定的地点。

两天后，我们坐通宵硬座到了西昌，在火车站包了一辆车，300块钱，开到山上的小学里。颠到一半，在一段山腰的土路，司机把车停下，坐地加价，不加100块钱就不走。

终于到了地方，校长还有两位支教老师接了我们。校长50多岁，彝族，普通话断断续续，大意是，三天前刚来了五个四川师范的学生，拍纪录片，最后没招待太好，走的时候不愉快。咱们这儿条件不好，除了土豆没啥吃的，对不起你们啊！

我们仨已经被颠的头晕目眩，说校长你客气了，应该是我们麻烦你才对。

我们在村子里住了两天，如他们所说，确实只有土豆。但是午餐时，孩子们的饭菜就丰盛了不少。外面运输进来的白菜，肉片，学校就两个年级，二十几个学生，每人拿一个碗，盛了饭就在土院子里蹲着吃。有孩子带着自己的弟弟来，也分了一份。看到满山的笑容，我觉得终于没白来。

支教的老师有俩人，一男一女。女老师之前是广元电视台的主持人，身材和气质都很好，声音尤其好听。岳胖子问她为什么来支教，而且还是两年期的。她说之前的工作太复杂了，有时候被叫去酒桌，不太舒服。来这里反倒舒服。

她和学生关系好，两天晚上，天黑了，就去学生家做客。我们也跟着，木土的房子，中央是火塘，一拨人就聚在旁边聊天。火塘对着的墙上放着电视机，几个烫了头发的年轻人摆弄DVD，放歌曲。

忽然，一对裸着的男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年轻人赶紧退碟，旁边的人轻轻推搡他。终于放对了，所有人都站起来跳舞，我们三个也被拉过去，别别扭扭地跟着，居然快乐起来。中途停了一次电，一片漆黑，我拿出手机照亮。家里的小女孩靠过来，要玩手机，我拿出相册给她，每看一张照片，她就问，“这是谁呀？”，我还没讲完，她就又点开下一张，“这是谁呀？”

第三天，支教老师去山那边的另一个小学做客，我们也跟着。路上，聊到支教组织，说，有的村子好说话，有的村子不好说。好说的支持你，不好说的总得提防。

原来，几个月前，一辆车装着木头和铁皮上山，被中间的一个村子拦住，要交过路费。司机不让，说这是帮着别的村子建小学，拦路的村子不管这些，说，要么交费，要么就卸货，换成本村的木头，价格贵了一倍还多。后来起了点冲突，司机受了轻伤，物资也没上来。

我听完也很震惊，第一天那么幸福的感觉没有了。

回去了，我们也没再联系他们。后来在网上，看到小学发微博，说退出“免费午餐”。我想起小女孩拿着我手机，问我“这是谁呀”的样子。我想，我们这种无意义的好奇心，也许是真的给人家添了麻烦。

我们在尚且不用负责任的年龄，去了很多地方，也不意味我们即将有什么特殊的人生途径。

少年总是被原谅罢了。

大三开始，我就出去的少了。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

我学会了一堆金闪闪的大词。像凉山州的研究，读了不少，但再也没去过，我幻想着自己能更深层次地抵达那里。虚构的，非虚构的样板也看了一些，记了好多笔记，时髦的，不时髦的。

何伟（Peter Hessler）我翻的最多。何伟来到中国，最早也是支教，他在重庆涪陵两年，后来，以此为基础写了《江城》。我觉得，这种路子是对的，重庆又不远，我也要去。

大四毕业前，我和女友去了，动车已经修好，江北边正盖着新区，晚上，在江边看两岸，blingbling的高楼大厦，恍惚又一个“小香港”。但是到了老城区内部，还能看出岁月的模样。我常常走到一处，就推测，这里是不是何伟笔下的什么。去了涪陵师范老校区，已经搬走大半，只有几个专业学生留着。按图索骥，碰到两位老先生，问路，他们说，“哦！又是来找哪个美国人写的地方对吧。上午才来过一个。”

离开涪陵，先去了重庆，然后返回成都。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之前不同了，找工作迫在眉睫，再也没有绵延无限的精力，去任何地方，我都带着目的性。那种粘稠的，本身就能让人愉悦的时光，没有了，也不会再有了。

我现在看着什么，都带着书本的烙印，带着别人的眼睛。现实不再是可触碰的，它变成了被对照的。原来，大写的一切都是假的，对现实的触碰都那么昂贵，要凭借十足的元气，才能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做那么短暂的一阵突破。

少年结束了。

毕业前，我把大学时期所有的图片，都剪切在一个带密钥的硬盘里。密钥是一张卡片，只有贴近，再连接，才能看到硬盘里的文件。后来我到北京，又去大理，搬家多次，硬盘还在，那张卡片却丢了。

有时候，我想看看曾经出游的图像，翻箱倒柜，还是作罢。我想，可能曾经的自己故意开了个玩笑，我知道硬盘里装着什么，却看不到，就像现在，我流畅地记录了出游的经历，但闭上双眼，还是回不到曾经的感情中，我只是靠着文字，做了一个粗糙的索引。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公众账号。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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