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最大化地获取信息，并将它分享给更多人，是一种共同信念。
这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的生活方式，它呈现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以及不同性格的人身上，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但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趋近一个共同的活法——作为一个记者而活着。
这种感受贯穿了我在汉堡的整个行程。
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有三天半的日程，我把所有时间全填满了，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又一个风格迥异的记者，和一种始终如一的共同活法。
我选的大部分是技术和工具相关的实践课程：
数据挖掘、网络爬虫工具箱实践、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社交媒体信息挖掘、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还有大部分AI相关实践课程，比如如何将机器学习应用在新闻采写中，深度学习如何辅助记者做报道……
在这里，我总是不知不觉错过每一天的午餐，因为连午间分享会都很精彩。
第一天让我忘记吃午餐的是一场主题为“Can you Google this？
”的午间Workshop，这其实是一场寻找信息的比赛。
主讲人 Marcus Lindemann 给大家出题，通过搜索解决难度一步步升级的问题——联合国发布过多少 PDF？
联合国发布过的 PDF 中有多少是用在会议演讲上的？
针对一个容易拼错的名人名字，有多少报道拼错过他的名字？
哪些报道是一次也没拼对过的？
澳大利亚移民局拒绝了6229人入境，但政府官网设置了文件不被搜索引擎监测到，那么，请找到这份人员名单的原始 Excel……
有趣的是，很多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
比方说，大部分人使用 Google 的搜索语法“filetype:PDF site:un.org ”得到第一个问题的结果，但再往后，结果的精度就取决于不同人的分析理解能力了。
哪些PDF来自于会议？
有的人选择直接思路，追加搜索关键词会议、大会、研讨会，但也有记者会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个来自会议演讲的PDF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通常会出现什么字、什么句子，以这种特定内容追加搜索。
同一个人经常使用同样的 last page，这是人的习惯，所以它甚至可以帮助你精准追踪到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平台上发布的 PDF。
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的差异是一种思维方式，如何去理解我们遇到的难题，如何去寻找一条合理路径，重新理解自己采访的世界。
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你是否拥有某个特定工具，而在于你有没有领悟突破问题的关键思维，学会如何去理解事实。
如何理解事实，这是我作为记者所追求的根本，也是促使我想要不断学习掌握新的技术工具的动力。
我觉得，记者工作是一种你与事实之间的绝对关系。
记者采访得来信息，你怎么样去解读你掌握的信息，信不信任自己得到的信息，要不要去对抗现有的理解，寻找一个新的补充证据，追求的信息精度到什么程度，获得多大范畴的信息才能停下来……这些都是只有记者本人才知道的困境。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当中的危机感远远大于了成就感。
我写过的复杂人物越多，越是深深感受到，人类是自己局限性的囚徒，是自己固有知识结构的囚徒。
理解世界是复杂的，理解现场的人更是如此，记者需要全程审慎，稍有疏失，哪怕是认知结构上的小缺口，就会出现误读、误解和误判。
面对复杂事实，你对信息的理解能力、驾驭能力几乎完全决定了你对事实的理解深度和精度，也影响了你对事实的呈现质量。
在这次的大会上，我遇到了很多利用技术工具对抗这种危机的同路人，大家希望利用Python、R语言或是逆向工程、机器学习来辅助报道，帮助记者更高效地理解信息、分析素材。我的一大快乐就是面对面见到了实践的同行，此前我只能自己摸索算法，虽然有专业工程师能帮忙，但他们并不懂得记者在实际操作中的准确需求，而在大会上，技术派的记者们彼此知道对方的难处是什么，这是一场真正的业务分享。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记者也没法停留在上个世纪的采写技巧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是远超以往的信息过载场景，所以也应当让新的工具来帮助我们。
三位《纽约时报》数据记者的分享会：“数据新闻的新趋势”。图：李斐然
媒体必须做媒体自己的倡议者。
要不停的倡议新闻价值、媒体的重要，怎么做？
与阅听人建立更个人化的连结，与阅听人建立更多的连结，努力不与民众的生活断裂。
这就是大会 Keynote 为现况提出的观察，准确的描绘了来自130多个国家的记者们，努力在低谷前进的步伐，尤其在极化的、民粹兴起的、事实可被“创造”的、部落化的时代里，媒体产业在维生低谷里坚定的往前，挑战的一个看似艰难，但却从未变过的目标。
给我收获最大的是三位《纽约时报》记者的分享会，他们是最早投身数据新闻的记者，一开场时开玩笑说，“我们三个坐在一起，基本就是《纽约时报》数据新闻的早期定义了。
”他们也一直致力于培训更多记者掌握数据新闻调查技巧。
他们分享了AI在采写过程中的辅助实践，借助工具找到新闻选题线索，比如利用数据分析发掘财务报表里面的问题，发现在德国租赁市场里对外国人租房的隐形歧视，通过统计算出洛杉矶 Bel Air 用水量最大户等等。
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例是他们所分享的 BBC 对于一则喀麦隆枪决视频的分析。
这个片段叫做
Anatomy of a Killing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9S-eoLgX4)
其实，这并不是一则新闻报道，它是利用技术工具实现对新闻事实的辅助解释，它呈现了一个记者思维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官方和视频素材讲述的内容不一样，信息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你要如何理解手里持有的素材，如何用技术去辨别真相。
你可以在视频中对看到喀麦隆枪决案例的缜密分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新闻调查过程。
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甄别事实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被不同信息流喂养长大的人呈现出近乎相反的世界观，由此带来的认知撕裂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在发生。
作为记者，不要因为拥有这则视频就无条件相信，也不要因为喀麦隆政府宣布这是“假新闻”就以为真的如此，更不要甘于活在信息混沌中，与不清晰的事实妥协自洽。
记者需要利用一切工具去追逐事实，这是这个职业的根本要义，利用所有的工具，不断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解能力，不断增强自己利用工具解读世界的效率，让盲区越来越少。
在这个信息愈发复杂的时代里，我们的选题常常来自社交媒体，但身处其中的人常被自己的信息流影响，养成了固有偏见。
很容易忽视一个现实是，信息场里的发布者并不代表客观，大部分人与事实的关系都是基于利益的，大机构、大公司发布于它有利的信息，当事人主动讲对自己有好处的信息，每一层级的传播者都会多多少少在自己的讲述过程中改变信息样态，对大多数人而言，信息是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工具。
只有记者和事实之间是绝对关系，记者的工作是追逐事实，并为之负责，你要去对抗陷落于其中任何一个单一信息场的危机。
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今天我所身处其中的中文深度报道，最大的危机其实正源于此。
关于新闻行业人们谈了很多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