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延迟退休”,做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解决,延到65岁、68岁、70岁,已经不能再延了。
在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下的背景下,我国以现收现付制为核心的基本养老保险必然面临相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全球都没有完美解决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通过未来多管齐下的方式尽可能缓解。
整体看,我国养老制度不统一问题包括:老、中、新人的制度不一;政、企、其他居民的制度不一。而收支不平衡矛盾,则体现为: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等历史遗留问题;全国统筹实现困难;基金结余耗尽风险等。
回顾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各类改革措施只有做到兼顾效率公平、统筹长短利益、充分考虑外部性三者,才能保证落地。
在当前背景下,充实社保基金是最佳方案;延迟退休和调整缴费率及待遇水平等方法,需要考虑节奏问题;做实个人账户空账和全国统筹等改革,则仍需等待更好的推进时机。
关于充实社保基金,参考三部委联合印发的一个《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文件》 ,大致意思是:以后每年地方政府要将地方国资50%现金收益上缴给中央,中央放到全国社保基金里去,统一帮代运营;延迟退休就是近几年文件常出现的词汇,循序渐进进行中;做实个人账户空账其实也尝试过,但负面效果大于正向,也就搁置了。
延迟退休,怎么能够更客观公平?
延迟退休政策首先需要考虑
非脑力劳动者身体素质适应性
。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的同时,需要全面考虑到老龄人口独特的生理需求,在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其劳动法规制的保护,以推动平稳过渡。
还要要充分
解决就业年龄歧视
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年满35岁被视为已经触碰了“年龄红线”,大龄劳动者求职难问题可能加剧延迟退休后就业市场中大龄求职者的待业现象。我国就业市场目前还未做好迎接大龄求职者的准备,而破除“35岁歧视线”需要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在立法层面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在培育市场方面构建终身学习机制并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在构建社会共识层面营造对各年龄层富有亲和力的就业市场氛围。
还要充分考虑到
个人意愿
问题。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表示,希望政府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能有更大的弹性,能够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比如实行弹性养老金政策,早减晚增。
社会效率方面,在当前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婴幼儿社会照料缺失环境下,提高生育率和延迟退休年龄两个政策目标存在冲突。另外,延迟退休不利于岗位释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目前少有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会对年轻人就业形成挤出效应,但一些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可能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我们个人能怎么办呢?
根据
高盛《2023年退休调查与洞察报告》
,拥有“最佳”行为的人更容易为退休做准备。例如,保持乐观、未来导向、投资理财、增加储蓄、多参与工作以及更舒适地应对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