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文化研究学者。
大家可能说，在技术革命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螳臂当车，我们为什么要抵抗呢？抵抗的意义也许不在于真正阻止这个过程。抵抗，事实上是我们给了自己一点空间，一点时间，一点机会，让我们去想一想：当我们享有文明进步的馈赠，享有技术革命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巨大便利，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因此失去了什么？
有一点慌。因为前面的演讲，我被真的吸引和感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开始觉得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是已经站在这儿了，就别无选择，那我就进入我的讨论。
刚才大家看的片段来自2013年的一部好莱坞电影，叫Her，导演是Spike Jonze，并不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导演。他的作品通常都是小、暖，所谓的小清新爱情故事，这次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放到了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人机恋的故事，你可以把它视为导演的某种自传体故事，因为他曾经被妻子抛弃，长久地徘徊在这样一种被抛弃的沮丧、失败、犹疑之中，无法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于是最后他献给了我们一部疗愈型电影，恐怕他自己也在其中得到疗愈。
在我进入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大致知道它讲些什么、怎样讲述，所以我几乎没带预期进入影院。但是没有想到，我被感动了。像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有一点痛，有一点甜，有一点温馨，有一点怅惘。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当中甚至没有女主人公，或者说，女主人公没有形象。在故事的情境当中，她是一个应用程序，在影片的叙事结构当中，她是一个声音，一个性感的女声。提供这部声音的女演员，就靠这个声音赢得了这一年罗马电影节的影后。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电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爱情故事触动了我，不仅仅给了我们某一个片刻的抚慰，某一点微末的希望，更重要的在于这部电影如此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空间——这种空间我们叫它宅。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人类，这种人类叫宅男或宅女。
他们之所以是一个新的空间，是由于这样的空间可以是完全封闭的，私人的，可以完全地自主并且自足。我们之所以说他们是一种新人类，是在于他们可以独自而不孤独地生活，他们可以封闭而不隔绝地生活。
第一次好像我们不必受困于人爱人，男人爱男人，男人爱女人，女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但是他人即地狱。好像第一次我们不必面对人类社会的个体性和集体性之间的矛盾，第一次我们可以独自而自足地生活。
当这部电影展示了这样一个美妙的前景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温馨感动走出电影院。我沉浸在这样的感情当中，很诚实地自问：如果有这样一个应用软件，我要不要？我立刻回答说，要。
尽管我自以为我还是婚姻算成功的，可是我仍然渴望这样一种无时无刻的陪伴，一种在任何时候都只属于你的、只为了你的陪伴。而一个智能型软件、一个学习型软件，它向谁学习？它向你学习。它是你的最好的伴侣，同时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你的自我。
当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也想拥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其实我是在说我也想拥有这样一个伴侣的时候，一个非常煞风景的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一切都非常美好，但假如停电了呢？
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过那个时刻：主人公突然发现，当他打开开关的时候，Samantha不在了。
那个时刻的张皇，那个时刻的绝望，那个时刻世界坍塌下来的场景。但是那个时刻在电影中并不是停电。而如果停电的时候，这个完美的世界就将消失。
这张脸大家非常熟悉。
我把他拿出来，是想说，从宅男宅女、宅生存所暗示的，其实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人类文明史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由互联网、而最近由移动通讯平台所标识，我们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数码转型。
如果我们联系着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另一个面向——我们叫它生物学革命——生物学革命与数码转型同时降临到人类社会上。在我的认知当中，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冲击和改造程度甚至超过了工业革命。
它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它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模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及人类社会的生存样态。宅、宅生存、宅男和宅女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例证。如果我再夸张一点说，这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的冲击，事实上把我们整体地带到了这一期文明的临界状态当中，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文明冲顶的状态。
正好是前面两位学者所讲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冲顶的时刻，非常不幸地遭遇到了另外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就是由生态灾难和能源危机所标识的，一个承诺着无穷上升的现代文明，碰到了或者说显露了一个玻璃穹顶。一边是冲顶的力量，一边是屋顶的显现，这样的遭遇正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中，给整个人类酿造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
我在这儿不重复我自己的噱头。我说我不喜欢《小时代》，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郭敬明。我不喜欢《小时代》，是因为我认为《小时代》是一个错误的命名。《小时代》承诺了Her这样的小确幸、小悲欢，好像我们的世界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祈愿，叫作：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宅里望向宅外，大概我们要忍不住去问，或者忍不住去自问：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命，真的静好吗？或者我们周围的世界真的静好吗？
正是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步步逼近，迫使我们去回头，去驻步，去思考，去观察。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思考和观察的话，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惊心动魄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仅逼近了文明的临界点，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跨越了文明的临界点。生物学工程正在改造人、重造人，正在挑战死亡，我们已经迈过了那个临界状态。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并不自知的、难于把握的一个全新的世界结构、社会结构和文明状态当中。
但对我来说问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这一轮的技术革命，用一个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如此地深刻，如此地剧烈，如此地广泛，如此地巨大，但是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完全未经抵抗，几乎未经讨论。
大家可能说，在技术革命、在技术进步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螳臂当车，我们为什么要抵抗呢？抵抗的意义也许不在于真正阻止这个过程。抵抗事实上是我们给了自己一点空间，一点时间，一点机会，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去想一想：当我们开始享有文明进步的馈赠，当我们开始享有这个技术革命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巨大的便利，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因此失去了什么？抵抗的意义，或者说讨论的意义，在于此。
而这一次，我们几乎完全未经考虑地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潮流，被这个潮流所裹挟，被这个潮流所改变。不仅仅是在社会生活当中，不仅仅是在大众文化当中，甚至是在所谓知识分子的讨论当中，所谓思想的生产当中。只有极少数的文本试图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比如说英国的电视剧《黑镜》。
但是我们同时知道，《黑镜》作为英国4台的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它本来的特征就是以骂而得名，以骂而吸引观众。所以它并不是我们所熟悉意义上的反思或者批判。
大家也许知道电影是受到数码技术转型冲击最为巨大的一种艺术，因为数码整体地取代了胶片，但是即使在电影这个艺术当中，也很少有关于这一次巨大的冲击和变化的再现、讨论和思考。我们大概可能找出的，就是这样几部电影。
比如说《西蒙妮》，比如说Wag The Dog。这个电影非常难翻，因为它直接翻译就是《尾巴摇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对白，说之所以狗会摇尾巴，是因为狗更聪明一点；如果尾巴更聪明的话，尾巴就在摇狗。而实际上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尾巴摇狗的故事，就是关于新闻媒体怎样左右了政治权力的故事。
而另外一部，刚才我们已经提到The Truman Show。三部电影并没有真的正面去处理数码转型，并没有真的处理这个故事，但是它碰触到了这个转变。而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当中的大胆的想象，其实已经是今天的影像的基本事实。
比如说《西蒙妮》当中，它设想了一个电子合成的演员。电子合成的形象在今天电影工业的制造当中已经并不困难，而且是开始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技术。换句话说，在电影的荧幕上，我们看到的，也许不再是和我们一样的肉身的人的出演，而是由数码所合成的某种绝对扁平、绝对两维的表象。
或者在Wag the Dog当中，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一个逼真的新闻影像是否只是摄影棚当中的一个制作。
更有趣的是TheTruman Show。因为在The Truman Show当中，整个小镇是一个景片，是一个景棚，只有主人公不知道他自己置身在一个景棚当中。而且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成千上万窥视的眼睛，在他的世界外部凝视着他。
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置身于宅当中，我们的宅是封闭的，但是同时又是透明的。大概今天最有趣最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形态是直播——一种表演，同时又是一种曝露，不是一个被动的被窥视的状态，而是一个以曝露的状态不断地召唤着窥视的目光进入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每一个人都渴望被凝视，而每一个人都只凝视自己的时代。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最常看到的一种奇特的情形，就是每一个人都背对着美景，面向着空无，在搔首弄姿，因为他们在自拍。当每一个人都在自拍的时候，你真的是把自己作为了欲望的对象在始终凝视，还是你想召唤他人和你自己一样的欲望的凝视目光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充满欲望地凝视着自己，那我们凭什么希望他人会同时向我们的自我凝视投注凝视呢？
这就像宅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如此封闭地生存在这里，我们想象我们同时拥有整个的社群。但是我们的社群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连接着呢？当人们说，我们拥有宅是拥有一种自由，一种自足，既然社群从来都是想象性的连接，凭什么说我们的宅或者我们的孤独，我们的自我凝视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新的？我说大概他们说的是对的——社群从来都是想象的。
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前所未有地把自己独立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前所未有地把自己绑缚在巨大的全球性的网络之上。就像我那个小小的可笑的担心：假如停电了呢？
事实上，一个宅生存的现实，建筑在全球性的系统的顺滑运行之上。任何的一个链条出现了任何一点的断裂，不要说断裂，就是不顺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要出现停顿或遭受影响。所以我说这才是我站在我自己的时代所看到的问题和尝试思考的问题。
《阿甘正传》，1994年的名片。我第一次在美国影院看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兴奋、激动，整个电影院和荧幕的那种共振和互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印象更深刻的是，那一次我几乎没看电影，我一直在看电影院。
在我看起来，这是一部相当弱智的电影。但是美国的观众如此激动，全球的观众如此激动。当它作为最早的好莱坞电影同步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时候，中国观众是这样亲切地拥抱了阿甘。这迫使我去反思这部电影。
经过了很多历程之后，我用一个告别20世纪所必须的白日梦接受了这部电影。但是继而我发现了一组数字，使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白日梦。那个数据是，《阿甘正传》是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好莱坞的制作成本最高的影片之一，Top10。
我不明白。我作为所谓专业的电影工作者，我没看出这部电影在哪花了钱，我不相信那片羽毛要花这么多钱来拍摄。然后我再一次去解读这部电影，我了解到了那些兴奋的激动的美国观众早已心明肚知的事实——作为一个外人，我不可能直接地认知。
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充满了很多段美国历史上重要时刻的重要的新闻纪录片。这些新闻纪录片在大众媒体当中反复播放，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但是不同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汤姆·汉克斯的形象被天衣无缝地嵌入到了纪录片当中，并且和历史人物互动。
整个影像的意义被改变了。所以别告诉我有图有真相，我们正在遭遇这个时代有图没真相。影像不再是记录，影像也不再能成为见证。于是关于看，关于看见，关于目击者，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说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的历史，那么这一次那个并不坚固的胶片熔化的时候，它熔化的是关于时间，关于空间，关于记录，关于见证，甚至是关于历史的概念。
所以我说，这才是一个全新的文明冲击。
我讲两个小小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变化，是怎样整体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态。
一个例子是第二次海湾战争开始，也就是上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当中第一次使用了激光制导装置。理论上说，它开始决定了导弹开始具有寻找其目标的能力，并且决定了它理论上具有百分之百地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所谓后现代战争的开始。
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关于战争的报道，同时是通过激光制导的摄像头来拍摄的。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不再能够看到战争中的人，不再能看到战场上的人，我们看到的只是武器的视点。
第二个例子，9·11。9·11袭击，我自己曾经在电视机前面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双塔座。看到双塔座坍塌下来，那个时刻那个撕裂的感觉，我今天仍然记得。但是我曾经试图去问自己，为什么在那个欲哭无泪、心痛欲裂的时刻，我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影像这么熟悉，我好像看到过。
我最后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确实看到过。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在9·11发生之前，双子塔在好莱坞电影当中已经被袭击了14次。我们说一边是越来越扁平的二次元的世界，一边是3D技术、VR技术在告诉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区分宅内和宅外，不再区分虚拟和真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但是我在这儿最后只想提示大家的是，所有今天新技术的发明其实并没有那么新。因为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在科幻写作当中，在科幻想象当中，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被讲过。
区别是，当这些故事被想象、被讲述、被构造的时候，它们都是作为预警、梦魇而出现的。所有的故事都携带着对于无穷的技术进步、人类无穷的征服、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主人和唯一的主人这样一种现代主义逻辑所必然造成的灾难的一个深刻的反省和警报。
但是当今天这些技术开始变为我们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如此地未经抵抗，不曾讨论地全情拥抱。我们把它当作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好消息，或者已然被我们拥有的好消息。不论是缸中之脑还是赛博格，不论是干细胞技术还是所谓大脑的上传和下载，都在预示着一个人类战胜死亡的前景。
可是当也许人类正在开始挑战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返回来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现实究竟能不能够让人类社群整体地共同地生活下去？
当我们看Her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意识到Her的全部外景是在上海拍摄的？甚至我们的雾霾都被加了黄绿色镜以后作为未来景观。如果大家关注欧美的主要媒体，你们会发现大概5年以前，“中国”这两个字意味着过去，意味着滞后。而今天，“中国”这两个字意味着未来，意味着未知。
而另外一部电影叫作Repo Men，我们翻译成《重生男人》，这是个错误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回收员》。在这部B级很血腥很暴力但是意味深长的电影当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情形：近距离的未来，所有的欧洲破败城市的路牌都是中文的。
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那个幽暗的未来想象之中，统治世界的是中国。但是是中国人吗？不是。是中国文化吗？不是。是中国的政治吗？不是。在当中，这个统治世界的全部力量只是大资本、大公司。
当中国在充满希望的和怀有恶意的期待当中，将主导未来世界的走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回答：我们究竟如何去想象中国的未来？我们希望中国拥有怎样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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