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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古文名家林纾评点二种，带你领略中国古文之美
阐绝代奇思，如数家珍， 授赏鉴之钤键
发文宗妙笔，金针度人， 示写作之通衢
曾由“帝师”陈宝琛进呈清逊帝溥仪，作为古文入门读本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曾借助他人口述，翻译过《茶花女遗事》等二百四十六种外国小说，风行海内，洛阳纸贵。然而在近代文化史上，他作为古文家的贡献，同样值得高度重视。
△ 林纾古文造诣颇深，却又翻译过200余种西方小说，可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却不懂外文
林纾本人古文造诣很深，任教北京大学时，“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钱基博《林纾的古文》）。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他奋起应战，力延古文命脉于不坠。虽然他的呼吁在当时并未取得实效，但其阐扬古文精神艺术的诸多努力，在今天仍颇具启发意义。
这部《左传撷华》就是林纾探索古文渊奥的重要著作。
《左传撷华》初版于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此时林纾已从北京大学去职，在家闲居，靠著书卖画为生。他在1913年曾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左孟庄骚精华录》，其中收录《左传》文三十二篇，逐篇评诠，极受读者欢迎。离开大学讲台后，他在这三十二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修订，撰集了这部《左传撷华》，全书共两卷，选文八十三篇。
林纾在此书自序中说：“仆恒对学子言，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对《左传》和韩柳文，林纾尤为倾注心力，其《左传撷华》和《韩柳文研究法》两部古文选评著作精深独到、广受关注。比较而言，两书皆继承桐城文法而加以丰富变化，《韩柳文研究法》注重体察文章法度中的灵动变化，而《左传撷华》则颇多对意境性情的精妙体会。
《左传撷华•自序》云：“以行文论，《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这并非林纾一家之论。自南宋以来，伴随着古文之学的兴起与发展，《左传》的文章艺术越来越受到关注，涌现了许多《左传》评点之作。南宋吕祖谦有《左氏博议》，明人穆文熙有《左传鸿裁》《左传钞评》，清人金圣叹有批点《左传》的《左传释》，另外其影响甚巨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中，也选有《左传》四十八篇。
然而，在清代桐城派兴起之前，《左传》虽然受到重视，但在古文的苑囿中，尚未赢得备受尊崇的地位，是桐城派令《左传》绝类离伦。“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认为“左氏精于义法，非汉唐作者所能望”，其所撰《左传义法》讲论精密，对桐城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著录清代桐城学者《左传》著述，有二十一种之多。
林纾与桐城派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交游甚密，这些人是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代表人物。林纾对《左传》的高度关注，延续了桐城的传统。
为什么桐城派古文家如此推重《左传》？桐城古文是南宋以来古文之学的继承与发展，古文之学一向十分推重“叙事”。例如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就很重视叙事，茅坤所注重的“风神”，就与叙事极有关系。《左传》叙事广大精微，宏纤毕举，是叙事的高格，自然会受到古文家的关注。方苞论《左传》义法，也着眼《左传》之为记事之文的特点。然而单论叙事，尚不足以突出《左传》的价值，是桐城派对“雅洁”的推重，令《左传》迥出众作。
林纾与桐城派过从甚密，本人亦是桐城大家。
方苞论文倡“雅洁”。所谓“雅洁”，就是为文以儒家伦理之道为本，追求雅正，语言也不能芜杂枝蔓。方苞标举古文“义法”，而“雅洁”是“义法”的重要内涵。从精神上讲，《左传》比《史记》更符合雅正的标准，《史记》的思想颇为驳杂，朱熹认为“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二）；钱大昕认为《史记》“博采兼收，未免杂而不醇”（《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左传》的思想虽然也颇为丰富，但其中“重礼”的倾向是十分鲜明的，即使两军交战，对立的双方还要保持基本的尊卑之礼；战胜方的将领对失败一方的国君还要执臣子礼。这让《左传》叙事带有彬彬守礼的雍容之风。从语言和取材上看，《左传》不像《史记》那样纵横恣肆。这些都让《左传》叙事更为内敛，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于朴素中求得丰富的回味，是对叙事艺术更高的要求。这是桐城派古文家追求的“雅洁”之美，而《左传》正是“雅洁”而含蕴无穷的文章典范。
林纾对桐城“雅洁”之义有很深的体会和认同，他说“天下文章，务衷于正轨”（《与姚叔节书》）。他自己的古文也是严谨端正，没有芜辞杂语。他对章太炎的文章深表不满，认为后者“以捃扯为能，以鋀饤为富”“剽窃汉人余唾”（同上），其中所折射的，正是对桐城雅洁之旨的推重。有这样的古文追求，倾心《左传》也就很可理解了。
林纾摆脱了照搬经学眼光看古文的简单化之处，一直被认为是十三经之一的《左传》被赋予了崭新的评析视角
然而，林纾之注目于《左传》，虽然继承了桐城传统，但他解析《左传》文章之深入，则远远超出了桐城前辈。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照搬经学眼光看古文的简单化之处。桐城初祖方苞的《左传义法》，其评点方式，深受《春秋》义法的影响。桐城文家评点《左传》，多循方氏轨辙。
林纾虽尊《左传》为经，但评点其文，则不再戴经学这副眼镜，甚至他说历史上论左氏之文者，可能很多都不过是把经学眼镜虚晃一下而已，例如北宋古文大家苏洵之所以作《春秋集解》，“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左传撷华•序》）。如此评说苏辙是否准确估置不论，但由醉其文而论其文，无疑是林纾评点《左传》的夫子自道。
在摆脱经学眼光的同时，林纾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明清评点中的八股气。受科举时文的影响，明清古文评点经常采用讲论八股文的方法，方苞即编有《钦定四书文》，对八股文法很有体会，即使是像金圣叹评文，也多受时文影响。这种风气，在林纾的古文评点中，明显地削弱了。
林纾所以有如此的论文眼光，和他对方苞“义法”说的突破极有关系。方苞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对“义法”的根本精神，林纾是明确继承的，但他从“性情”和“意境”两端，丰富和推进了“义法”的内涵。
悟入古文妙境，寻绎文章无法之法
所谓“义”，是“道”在文章中的体现，而林纾认为，这个“义”要融会为一种作家内在的精神人格，形成丰富的精神性情，这种“性情”是文章的根本。他在《文微》之《通则》中明揭此义，以为论文总纲—“文章为性情之华”“性情端，斯出辞气重厚”。方苞所论“义法”之“法”，是作文之法，是文章的形式和作法。
林纾没有将“法”泥定为具体的起承点画，而是从“意境”的角度加以阐发。在其著名的《春觉斋论文》中，他标举为文“应知八则”，皆文法纲领，首揭者即为“意境”，提出“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不能造境，安有体制到恰好地位”。在林纾看来，义法之法，即是“意中之境”。“境”的形成当然要综合多种因素，而其所以形成之本又在于“意”。
这就为悟入古文妙境，寻绎文章无法之法，打开更丰富的空间。“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櫆和姚鼐，从推重音调和艺术风格的角度来丰富对文法的认识，而林纾对文法的讨论角度，则综合了这些传统而更为丰富灵活。
《左传撷华》正是体现林纾独特古文眼光的重要著作。书中所选的八十三篇，每篇之诠评，皆有独特的着眼点，千变万化，实难有成法定规之归纳，而贯穿其间的，则是体会文章之性情，细察行文之意境。诠评中经常出现的，是对文章制局的观察，例如《楚武王侵随》：“此篇制局极紧。前半竖一‘张’字，正面决策，对面料敌，均就‘张’字着想，无句无意不是‘张’字作用。下半竖一‘惧’字，与‘张’字反对，见得张则必败，惧则获全。”又论《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制局最奇，有起无结”。所谓“制局”，就是确立文章之结构，而此结构，又是“意中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