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学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可行吗？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张舒婷

  他休学一年，

为了接近具体的人和生活

翻开一本书，读到一个23岁的年轻人所写的这样场景，好像很难不被打动。原因大概是，太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渴望，却没有付诸行动。

对话中的“我”叫孙中伦，他生于1994年，在美国波莫纳学院读书，是个优秀的学生。2015年，读完大三的他，决定休学一年，回国打工。他描述休学之前在学校里的生活“越发使我焦虑”，身边曾经一起讨论平等、再分配、资本伪善的朋友，如今循循善诱地想让他认同资本的价值，说“从前的想法太幼稚了”；而他原本最感兴趣的思想史的内容，尽管宏大而迷人，但“学多了以后就感觉脚够不到地”，于是他想去了解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

之后的一年，他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做一个理发师，但做了东莞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大理民宿的店小二，甘肃定西的初中老师，成都漆器厂的学徒工，北京某网站的新媒体编辑……他用文字把这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并且在最近出了一本书。

《回来》

作者: 孙中伦
版本: 理想国·台海出版社  2017年6月

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作为“gap year”，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可当用来体验真实的生活，一年又显得太短。每一段工作都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他与东莞工厂里的工人聊天，了解定西孩子们的家庭故事，记录北漂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但那些文字无论多么细腻用心，都仍然只像一个匆匆过客，令人有游离之感。在这本书的豆瓣页面上，甚至有读者言辞犀利地说他“走马观花”，是“信息的堆积”。

失望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这本书在宣传中被描述为“一次何伟‘寻路中国’式的观察和探索”，但实际上，这本并不够成熟的书，最重要的主题不是“中国”，甚至不是他所记录下来的那些鲜活的人和故事，而是“青春”，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寻找自我，寻找人生的价值。

《寻路中国: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译者: 李雪顺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月

孙中伦在出发之前的焦虑和迷茫不只属于他一个人，而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像他在书中所引用的自己导师的话，说现在有越来越多“完美学生”，然而当被问到“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全都不知所措。——这样的问题，有多少学生问过自己却终于没有答案？有多少人在离开学校之后，又继续纠结于“为谁而工作，为谁而生活”的类似问题？这种迷茫和探寻的欲望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格外突出，但其实又不止于此，而是青春的本质之一。

   青年的价值虚无，

在中国是个新问题

去年冬天，“北大新生四成得了空心病”曾经引起过热议。提出这一概念的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老师在那篇文章中说，“空心病”学生的共同特点是不知道自我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其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

人生无意义是否是一种“病”？这种现象是否应该归罪于教育的失败？这都有非常广阔的讨论空间，当时就有不少北大学生反驳说，意义并不是必需品，自己选择与这种虚无感共存。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同时，也仍然有另外一部分——或许是数量更大的一部分——学生，并非想要选择无意义感的生活，而是期待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价值，只是找不到。

在中国，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因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经历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前面几代人的生活和命运，都别无选择地卷入到了大时代的漩涡当中。当外敌当前，或有着共同的期待，他们在国家认同与集体建设中得到了价值感。只有当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越走越远，新的年轻人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自我身上，“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这种虚无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一个例子，早在1951年，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出版，但书中所写青春期的焦虑和压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收到广泛的共鸣。

《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  J·D·塞林格

译者: 孙仲旭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4年2月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篇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发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当时23岁的潘晓在文章中讲述自己在价值观上的幻灭感。从前毫无疑问去相信的，被现实所摧毁了。而她努力想要去相信的，组织、友谊、爱情……也一一让她失望。她随波逐流地生活，但内心又常常痛苦。——现在，在豆瓣网上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时隔三十年，评论竟都表示心有戚戚，如同在说现在。但不一样的是，潘晓的文章记录了从相信到不信的崩塌过程，而更年轻的一代似乎从开始就处于不知道相信什么的迷茫。而当年迷茫问题能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如今已经只属于私人与日常。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去看，那次大讨论倒像是一场被发展治愈的病症。

1980年，“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现实是，我们对如何解决“迷茫”这个问题还是缺少经验，往往束手无策。上一代人多半并不能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处境，他们经历过苦难，很难想象一条“顺利”的成长道路能够萌生出如此之多的怀疑和困惑。之所以青年人在转折期的“空心”会被描述为一种“病”，就或许是在证明我们对“正常”的定义过于狭窄。一切虚无、彷徨、暧昧的状态都被打上了负面的标签，需要被唯一“正常”的积极向上，被所谓正常的人生道路所治愈。

于是像孙中伦那样中断学业，用“关键”的一年时间去寻找自我，很少有人能得到来自身边的支持。没有了支持，能够有足够的勇气跨出这一步的人也就更少。更多的人还是继续按部就班地生活，随波逐流却又心有不甘，默默地承受不定期来袭的焦虑感。

缺少自发性，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但对于青春来说，迷茫才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有先正视它，才能够找到最好的方式去经历和度过它。人之为人，在于一生中可以有成长，而成长这件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能通过自己去完成。

所以，才会说读了再多鸡汤，听了许多道理，也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所以，一条被家长、被社会所规划好的路，无论多么妥帖与完美，都不能直接给人满足感。因为亲身经历和自主选择，是没有替代方式的成长之路，而它却常常被忽视。

在一年的游历之后，孙中伦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并将要赴剑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硕士项目。这是看上去“回归正常”的选择，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最能感受到不一样，他说从前学思想史，“学虚的东西太多了”，他想去了解具体而非抽象的东西，而这一年的经历也确实让他确信，“去了解具体的人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种坚定是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说这代表的正是“价值的确立”。而他体会到的是，想能够真心诚意地相信某种价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需要做蛮多工作，需要更多地接触他人，感受其他的可能性。然后在许多可能性中对比一下，自己判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再去真心诚意地相信你认为是对的东西”。

从自我生成的问题，往往不能从自我中得到解答，反而需要突破自我的限制，需要向外走。但是休学，游历，是找到自我，确立价值观的唯一方式吗？当然未必，而且还需要警惕，寻求更多的经验并不等同于旅游，而离开现有的生活路径，一旦失去了智性的内核，就成了单纯的逃避。

《逃避自由》

作者:  [美] 埃里希·弗洛姆

译者: 刘林海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6月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论述，获得自由后人可能陷入“无能力及孤立的不安全状态”，所以只有自由还不够，还需要有自发性才能使自由成为积极的自由：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李妍 张舒婷；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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