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过年时，我们没少往绿皮火车上带“好笑的”东西
万 千
家乡又下雨了。
隔了一整年，再回到这里的时候，我最先打量家乡的方式是透过绿皮火车凝结着雾气的玻璃车窗，看见霭霭不明的人事景物，红土地、水杉树、矮平房。
车站还是记忆中一尘不变的模样，破败、晦涩。
我的家乡是江西的一个小县城。十二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到今年，恰好是待在外面生活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在家乡生活的时间。
一开始，当我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会很用力告诉别人，家乡叫作横峰，背靠山峰，这里的生活很恣意，小时候我们吃西瓜、听蝉。后来我发现，我想象中的那种恣意状态只是在童年时候才能体会到的感受而已。
每次介绍后，人们要么对三清山、婺源这些周边声名在外的旅游景点更感兴趣，要么就是听说过上饶市，告诉我“上饶火车站的鸡腿很好吃”（这也是一个因为在火车站热卖，而成为了外地游客熟知、本地人并不常吃的特产）。于是我开始讨巧，预先判断对方对地理的了解程度，然后从江西到上饶，再到横峰，一层层往下说。
当在外地生活六年之后，自我介绍的情况又有所变化，人们问我从哪里来时，开始有别的人为我作证，“她是来自浙江的，嘉兴市。”因为大学和工作都在上海，与嘉兴毗邻，本地人听到“嘉兴”会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对于交情尚不至于要刨根问底的，我有时候也就这么敷衍过来了。
过去的十二年里，每一年我们都回家过年。这里说的“家”，从来没有改变，都是指那个走出来后，才发现在中国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小县城。
回家的路是很沉重的。
这个经验主要来自于我对行李重量的主观感受。
我和母亲回家的行李起初是两个箱子，后来变成四个。最夸张的一次，我和她两个人拖着四个箱子，上面还拎着三个袋子，各自身上还背了一个随身的包。一路也能折腾回家，但是精疲力尽。
妈妈春节会给大家庭里许多成员都带上礼物，买一件衣服，或者一些纪念品。还有些物品，是她觉得我们在老家的房子可以用到的，比如棉鞋，比如冬天的厚家居服，也都会搬运回家。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在家乡买不到的，只是她习惯把生活复制两套，这也是家，那也是家。
外婆近年身体不好，加上她又执意一个人从县里搬到更偏远的乡下居住，妈妈这两年往家里跑的频率更多了。但是每次行李也都没少带。
在两个家之间，我们带过的“好笑的”东西不少。比如往年亲戚总会让我们带鸡蛋回嘉兴，因为买到的都是如假包换的“土鸡蛋”，还有大姨夫刚从地里摘回来的白菜也一并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带走。我们曾经还运送过一个摇椅回横峰，因为老家房子面积宽敞，但是始终放在三楼空地上，包装都没有拆，一次也没有坐过。
我们被系在这一条路程线上，往返上百回，输送着构成家的基本元素，也输送着我们生命里的时间。
因为回家的行李，我们常发生争执，我觉得一年里只住个十几天的地方，没有必要留存那么多东西。但是到后面，一起参与“蚂蚁搬家”的还是我。
我开始能察觉到一些妈妈在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打算的心思。
有两个家的人，有时候很难做到轻盈。
早些年，我们搭乘亲戚的汽车回家，这几年，都是自己坐高铁回去。2015年，上饶站开通高铁，乘火车回家的路途从7个小时缩减为4个小时左右。据说动车站曾经考虑在横峰和弋阳两个二级县设立一个站点，后来选在了弋阳。因而我们县里的车站还是那副又老又破，站台路面有青苔，破壁残垣的模样，更别提自动扶梯了。
而没有电动扶梯，意味着当我们拎着四个箱子下来的时候，事情会变得难一些。
这是回到家乡，让我感到城市生活远离我的第一个标志，早于咖啡、便利店和网约车。
深呼吸，提起气，拎着28寸的行李箱下楼梯，再返回走上来拎第二个。
心里总是默默想，明年还是不要坐绿皮火车了。
在深山林里种烟的人，过年不外乎是酒席和麻将
胖 粒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面一县城是我故乡，与重庆黔江交界，湖北西南边，国家级贫困县。院里能考上大学的没几个，大多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轨迹：初中辍学，赴沿海地区打工，不满二十便结婚生子。表弟和我小学同学生了个孩。他们住在深山林里种烟，一年毛收入约10万。
冬天，种烟大户们揣着一年的辛苦收入，奔赴县城，包下宾馆房间，没日没夜打麻将。
整年的收入化为泡影。只能贷款买第二年春天需要的种子，栽烟苗，刮烟，烤烟，卖了收钱，继续奔赴县城，日夜麻将。
那孩满月要整酒，为这酒席摆啥菜，表弟和他媳妇也就是我小学同学争执起来，对于农村来说，一场酒宴好与坏全在一桌子菜，这关乎主人家的脸面。毕竟，山高水远几年未曾见的亲戚，都全靠着一次酒席走动，你家喂了几头猪，盖没盖新房，儿子是否娶媳妇，这些话题，只能在被地理和忙碌阻隔的空间中，和彼此试探的对比中，用酒席相汇。
“
我跟你讲，现在是新时代，新农村，还要莫子大鱼大肉，我看就搞点野菜，配点小吃，也好洗哈荤撒。
”表弟抱着手机一边玩斗地主游戏，一边不耐烦跟他媳妇说。“你当真以为你穿双皮鞋就可以装城里人哒？好洋气嘛，野菜，我看田里那么多野菜没见你挖一根吃？”他媳妇也不服输地反驳道。
不过最后酒席照旧是山林草木江河湖海，鸡鸭鱼肉猪蹄羊汤。
鸡年最后一天。天冷。星星升得很高。
猎户座横躺在草地上方，所有蚊虫都已死去。两只狗在路边狂吠，它们呼出的气流充满旧历年的味道。
烟花在西北角炸开，然后顺势流走，在三秒钟的空间里消失。那头下方，
一条土路，长满蛤蟆草的路，蜿蜒至星际，种烟的人在山顶吃星星，吞下蚯蚓和树皮。
年初一，所有麻将馆会开门，钱财在路上晃悠，掉进月亮的影子中。巴人喜爱旧历年末，飞虫死去，星星高升，只知道吃泥巴吞下蚯蚓。这里的这一时刻全都分享给决绝，没有人值得拥抱，也没有什么值得哭泣。
想起海子一首诗：
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
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
它们一半而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
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向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日飞跃云贵川
莲 超
回家过年，对我而言堪称是一件极具童年阴影的事情。
离家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每年春节都会跟着爸爸回老家，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山城重庆，那个时候公路的状况差得不得了，我经常因为晕车吐空了五脏六腑，不过从四川去总是要坐一小段船的，这能让我好受不少。
我记得会在船上过上一夜，长江的上空斗转星移，黑漆漆的水面映出一点微弱的星光，定睛一看其实是江上的浮标。
我站在甲板上扶着栏杆，瞪大眼珠子仔细搜罗岸边是否有鲛人，立着耳朵捕捉那些传说中凄美动人却能迷惑水手的歌声
，如果船长听见了搞不好就要不受控制地驶向岸边的礁石，然后整船人被撞个粉碎，我的水性还极差，想都不用想死定了，我常被自己这些莫名的想法吓得跳脚，然后忧心忡忡地踱回船舱，失神地听着轮船引擎呼噜噜，难以入眠。
后来我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念书工作，春节假期有限，不再回爸爸长大的地方，就蜷在自己成长的四川小城——攀枝花，一个冬季日均温能飚到 20 度以上的地方，避寒几日。
当整个四川盆地都在哆嗦着挺过寒冬，这个小地方的街边还能看到穿着凉拖的老农大口啃着西瓜，你就能意会到这座城市除了行政区划，其余大部分东西并不和四川一脉相承。
打开这座城市的入口是需要一定的诚意的，因为它从地形上来看就不算友好
，裂谷中段，山脉环绕，大概可以被称之为“独立王国”这么个意思吧。城里的人惬意，回家的人就有得苦吃。之前在北京念书的四年，我尝试过无数种排列组合的回家方式。最经济实惠又考验耐心的就是坐 40 来个小时直达绿皮火车，和一个隔间的小伙伴把硬盘里的电影都看完，聊完小半辈子的人生，然后面面相觑，等过下一个山洞，手机能亮起信号。
今年我回家的始发地变了地方——上海，回家这件事，依然是路迢迢山遥遥，还没出门锐气就被磨掉了大半。唯几趟可以中转武汉直接到家的航班卖了个精光，要想尽可能缩短我的路上时间，只有飞到昆明再自行转车，即使是这样，我扒拉着手指头算了算，等我摊死在家里的床上，也是将近 20 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而为了能完美衔接行程，我迫不得已选择了一趟飞昆明还要中转遵义的航班，一日飞跃云贵川啊，希望飞机不延误，车不掉链子，天不下雨，遇不上土匪。
我像是个即将上阵杀敌的将军，仔细复盘着军队突围城池可能遇到的围追堵截，每杀过一个隘口就松一口气。
飞行和中转等待时长加起来有 5 个小时，一大半时间我都在疯狂补觉，睡得脑袋都掉到了过道上，不过恼人的是空乘老走过来推醒我，倒也不是提醒我要注意睡姿，“小姐您坐在紧急出口处，请注意千万不要随意拉动机舱门。”我睡眼惺忪地瞄了一眼她脸上没抹匀的粉底，机械地点点头，广播又把这些话大嚷了一遍，最后还补上一句，“造成严重后果要被追求刑事责任”，我旁边仰着头的大爷像是嗅到什么危机，倏地坐直，一脸紧张地盯着机窗。
到了航程后段，我被胃里一阵澎湃的恶心感惊醒，整个飞机像过山车一样翻起来，背后有几个上了年纪的阿姨在惊呼，我心里嘟囔着是遇到了个什么实习期飞机师，这时广播声断断续续传来，“各位旅客请注意，我们正遇到——不稳定的气流，飞——机有些颠簸，请您——回到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还好在我吐出来之前，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长水机场。
下了飞机，昆明空气里的暖流袭击了裹着羽绒服的我，透过航站楼的玻璃窗，我看见自己的发际线亮亮的，被汗浸湿在太阳下反着光。拎上行李坐上大巴，飞快地开往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车站熟悉的乱哄哄的氛围扑面而来，路边的小贩凑上来要向我兜售烤土豆和烤饵块，还有背着一人等高大布包的彝族人，争分夺秒地要抢着进站。没时间吃一口小锅米线了，我抱着一小盒老坛酸菜牛肉面赶紧进站，而我的箱子像是反抗长途颠簸似的，不合时宜地自戕了一个滑轮，我只好拖着残缺的它狼狈地在人群里穿梭，上了车，我浑身散架摊在铺位上，满脸是土。又一个 5 小时，啊回家过年，已经快蜕变为我的成年阴影了，我的内心叫嚣。
到站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车子顺着金沙江一路往家开，
江面上波光粼粼闪着岸边霓虹灯的倒影，路边的凤凰树在温热的风里摇摆猎猎作响，小城特有的花香味钻进车里来，有点镇静剂的药效，效果奇好，就好像我这一天的行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
为了回家过年，我曾扮作一只包袱被人坐在地上
晗 倩
我从很小的时候，确切地说，才一岁大被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就在挤春运了。
和现在的春运不同，我的方向是反的。
妈妈紧紧搂着我，护住我的脑袋，爸爸提着被咸肉咸鸡和胡玉美蚕豆酱塞满的行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他在找3号码头，只有3号码头的船开往上海。上海是爸爸出生的城市，是他的家。
候船室的空气因挤满了人而污浊不堪，水面上的钢桥也早已站得水泄不通，人们昂扬着头，等待“呜呀”一声鸣，闸门拉开，冲上这艘开往十六铺的江轮。
他们大多是上海人，因为支内、知青插队、或做生意等原因来到安徽南部的小城镇，一年到头，只等着过年回城和家人团聚。
小城叫安庆，但我们并不生活在这里。十岁以前，我和爸妈生活在一个叫“胜利”的乡村小镇，从那里去安庆，要先往北坐一个小时的车，经过与安庆隔了一条长江的大渡口镇。外婆一家就住在那里。
因为小镇不知名，遇到别人问起，我总说自己是长江边上长大的，如果一定要问一个地名，我会先提起安庆，那里曾经是三国时期兵家必争之地，人们便能知晓大致方位了。
等我十几岁的时候，到上海念书了。有那么几年，我是从上海的十六铺登船回安庆，再渡过长江，到大渡口镇的外婆家过年。
那时的我足够大了，已经慢慢能领略长江上航行的奇妙之处。
长江的水像泡了一天的茶，淡淡的黄，你不能用清澈来形容它，但说它浑浊，也有点言过其实。
因为有这样的特质，使得乘客们不假思索地将喝剩下的茶水、呼之欲出的浓痰悠扬地甩出，一个优美的弧度，再迅速落下，瞬间和江水混为一体，你不会感觉羞愧，因为从颜色上丝毫看不出污染了水质。年纪小一点的乘客更是洒脱，在舱室外窄窄的甲板上蹲下，一股骚味传出，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在绿色的甲板上歪歪扭扭地流淌，直至汇入外延的阴沟，落入滚滚长江。
我不爱待在船舱里，那里的男男女女喜欢把脑袋凑在一块儿打扑克牌，而我不会打牌。他们还边打牌边嗑瓜子，吐得满地瓜子壳，像是踩在干枯的悬铃木叶子上，咔嚓咔嚓，清脆作响。百无聊赖的我穿梭于船舱的每一层，偷窥二等舱到底有多豪华，发现除了一个舱里只有两张床铺以外，也就多了一些热水瓶之类的用具；下行到最底层的五等舱，发现除了三层铺，还有很多人直接将被子铺在地上席地而睡；而船体中央的走廊上，更是铺满了红红花花的被子，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踩到或踢到他们。这些人大多没有买到票，就好像火车上的站票或高铁上的“无座”一样。
只是，江轮上的“无座”，持续的时间要久一些，从十六铺上船，要在船上待上两天两夜的时间，才到达安庆。
后来，坐船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了长途客运巴士。当时还不是在沪太路上车，而是老北站。汽车比轮船要快得多，晚上10点上车，第二天早上6点就能到大渡口镇，还不用再从安庆特地搭轮渡了。
我坐过几次长途汽车。虽然坐的是夜车，但每一次我都无法入眠。那时的公路上有很长一段路程没有灯，只有连夜赶路的巴士闪着黄色尾灯，路的两边是暗得发黑的树，飞快地一排排倒向车后，我总担心万一司机打个盹，就撞了树。
有一次是车上太挤，挤得我睡不着。有多挤呢？左右两排座椅上一边坐三人，中间的过道全部坐满了人，人们或是将包袱垫在屁股下面，或是自带了矮凳，又或者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而行李更是从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一直塞到了车顶上。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不凑巧，那天半夜恰恰遇到了交通警查超载。警察上车之前，
人们逃窜下车躲进树林里，我因为身形瘦小，便机警地缩在地上，扮成一只灰扑扑的包裹，让一位我早已记不清样子的阿姨坐在我的背上。
像这样蒙混突击检查的超载行为，警察应该早已习以为常了吧。
还有一次睡不着，纯粹是因为冷。当时的车里没有空调，即便所有车窗都是紧闭着的，到了后半夜，任你身上一层一层套上多少件衣服，那股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寒气都会转着圈儿地钻进你的脖颈、后背，并一路延伸到最远的脚趾尖。后来我爬到了驾驶员身后的发动机盖上，那里暖和得多，我僵直着身子，一路醒着，一直到驾驶员的声音从耳后传来：“青阳到了。”
虽然车窗外还未破晓，但我知道，天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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