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出差跑了一趟山东，在往返的高铁上，看着窗外飞驰的山川、丘陵与平原，我不禁想起了齐鲁大地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谓是八百里山川奔来眼底，三千年往事涌上心头。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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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山东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原创性思想爆发的高峰期，原因恰恰在于当时的分裂与竞争。诸侯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兼并，他们对于治国理政思想有着迫切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一大批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家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而他们的门生则周游列国兜售其主张，或以智谋兴天下，或以游说谋富贵。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政治主张在不同国家得到接纳和实践，而不同国家的兴衰存亡则反过来导致了大多数思想流派被抛弃和证伪，最终能长期占据最主流地位的是法家和儒家。巧的是，这两家最初的发源地恰恰都是在山东。
自古齐鲁并称，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国，而鲁国是姬姓周王室的旁支。地理上，鲁国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而齐国是海岸线漫长的半岛，居盐铁之利，通过沿海岸线的航行，与辽东半岛和江苏浙江等地有着贸易关系，因此其文化带有更多的海洋文化特点。鲁国农耕文化的思想结晶便是孔孟的儒家，注重礼乐所承载的伦理和等级秩序。而齐国的海洋文化的思想结晶便是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他们更加重视商业利益和权力关系，带有鲜明的重商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鲁文化似乎总是试图教化和改造人性，而齐文化则更加侧重顺应和利用人性。
帮助齐国称霸天下、帮助秦国统一天下的都是法家，但是帮助后来的汉室坐稳江山的却是儒家。凡是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为了降低统治成本，约束知识分子和将领们篡权夺位的野心，皇帝们都喜欢重用儒家，用礼仪和伦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驯化人们的思想，使之更加自律、自省、自卑。但是最高统治者本人却多是法家的实践者，也就是所谓的内法外儒。最经典的莫过于汉宣帝：他让自己的太子跟儒家的大师们学习，结果迂腐的太子把儒家的价值观当真了，以德政的理念批评父亲对大臣的过失惩戒太过狠辣，这令汉宣帝不由得感叹，“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预感到这太子过于仁弱，老刘家的帝业有可能毁在他手里，但是又因为已故发妻的原因不忍心废掉这个嫡长子，结果西汉后期的权臣、宦官和外戚的轮番专权便是从这个汉元帝开始的。汉元帝的夫人王政君后来掌了大权，她有个喜欢践行和推广儒家理念的侄子叫做王莽。
作为鲁文化之精华的儒家文化，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色彩。由于在历代统治者眼中的重大工具价值，汉武帝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儒家经常性地占据主流地位，即便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他们通常也用儒家来治理汉地汉人。因而很可惜的是，齐文化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被逐渐边缘化、碎片化、污名化了。管仲的大名许多人都听说过，但是他有哪些主张哪些功绩，恐怕所知者寥寥；《孙子兵法》许多人都读过，但是研究过《孙膑兵法》的估计很少，殊不知前者主要胜在文采，后者才是实践经验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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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剧烈的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华民族，早已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而成了一个开放型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因此儒家的某些理念和主张已然不合时宜。不仅如此，中国正在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着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外部挑战。这样的大争之世，需要我们更好地挖掘和光大齐文化的宝贵文化财富：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和学宫文化。
首先说说齐国的兵家文化。
姜太公是商末周初最杰出的战略家。他帮周王朝伐商成功，为姬姓八百年江山打下牢固的基础，因战功而受封齐地，从而将兵家文化带到了齐国。自此，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历来是兵家文化的高地，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
田穰苴，或称司马穰苴，晏婴对其评价为：“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他临危受命，率军击退晋国和燕国联军的进犯。开战之前，田穰苴以杀伐立威，将齐王派来监军的宠臣和随后派来求情的宦官当众斩杀（后来作为田氏旁支的孙武到吴国帮吴王训练宫中嫔妃，斩杀恃宠嬉闹的妃子的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模仿他的这位家乡前辈）。田穰苴对一线战士关怀备至，与士兵分粮同食，因而深得将士拥戴（后来的吴起常给士兵吸痈，其实就是在模仿他）。其军事思想被收入司马穰苴兵法，并入《司马法》，该书被司马迁称为“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差不多在同时代，孙武从齐国流亡到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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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为了得到吴王的重用，进献了自己的学术专著《兵法》十三篇。一个从未打过仗的年轻人，能够洋洋洒洒地写出这么系统而精妙的军事理论专著作为自己的求职论文，可见其故国的兵学积累之厚。当然，如果说孙武是以兵书写作而闻名，那么他的后人孙膑则以实战智谋著称。孙膑被其师兄庞涓妒忌伤害但死里逃生，后以指导齐将田忌赛马博弈而初露锋芒，得以被齐国重用。在桂陵之战中，他以围魏救赵之计击败庞涓，最终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之计误导庞涓，成功消灭魏军主力，粉碎了魏国的军事霸权。
战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齐国军事家是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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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国名将乐毅率领五国大军大举入侵，即将全面灭亡齐国的形势下，不愿意被亡国灭种的田单挺身而出，以即墨和莒县这两个最后固守的城市作为翻盘的资本，先以反间计驱走对方主将，再以神鬼之说稳住己方军心，最后又创造了火牛阵绝地翻盘击败燕军，奇迹般地恢复了齐国本已沦丧的国土。
此外，战国时期还有一位齐国女婿，他虽非齐人但却是受齐文化影响甚深，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起。吴起是卫人，先是入鲁学儒，但因其行为秉性不符儒家风格而改学兵法，在助鲁抗齐的战争中脱颖而出，之后转仕魏国和楚国，创建了大名鼎鼎的特种兵魏武卒，“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为魏楚两国开疆拓土。他所推行的变法大大加速了魏国和楚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甚至在被楚国贵族反攻倒算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也用其兵法和智谋成功地报复了凶手们的家族。
下边再谈谈齐国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是齐国和秦国崛起的共同原因，但是秦国的法家奖励耕战，要求利出一孔，打击商人；而齐国法家则是高度重视商业，实现了国家治理同市场经济的高度兼容。齐国致富，主要不是靠农耕，而是靠盐铁之利。从姜太公时期开始，齐国执政者便致力于借助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实现富国强兵。《史记》有云，“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类史上招商引资政策的最早纪录可能就数齐国的管仲了，他的政策在现代被称为重商主义，即通过给各国商人们提供各种补贴和特权，吸引全天下的资本和商人云集齐国，创造出繁荣的市场经济。但是经济天然会有波动，市场越是繁荣，经济波动就越大。如何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逆周期调节，这个现代治国理政中的重大问题我们也能够从齐国的探索中找到答案。管仲所倡导的奢靡之术，自古被儒家学者所诟病和批判，但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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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当中国知识分子读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后，他们才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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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老祖宗们已经把财政逆周期调节的思想付诸实践、载入典籍了。
管仲之治，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崛起”：齐国称霸天下主要是靠经济战，而武力征伐是威慑和辅助手段。传说中的“服帛降鲁”，“狐皮得代”，本质上都是利用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的差异，主动塑造国家间的不对称相互依赖，从中获得对外霸权，堪称经济战的经典模型。在今天，在全球性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如何将对外经贸关系武器化？如何防御他国的制裁和经济战？齐国的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精彩的案例和启发。
除了管仲之外，还有一位与市场经济高度相关的政治人物是范蠡。这位中国出名最早的首富从浙江辞官下海，迁居齐国。范蠡“
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今山东定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他践行逆周期投资，“旱资舟船涝资车”，三次散尽家财，最终成为天下首富。围绕范蠡的故事，浙江只能挖掘他与勾践的君臣关系和西施的悲剧传说，但是山东却可以挖掘其商业投资实践的精彩故事。
最后还得说说齐国的学宫文化传统。
中国远古时代就有吸纳民间人士参政议政的制度传统，如黄帝的“明台”、尧的“衢室”制度，都是为了听取贤士、民众的意见。基于此传统，管仲建议齐桓公效仿历史上的明君，设置“啧室”，聚集有识之士，谈论政治，针砭时弊。此后百年，齐国“啧室”逐步发展成为后世闻名天下的稷下学宫。
战国时期的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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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田齐第三任国君齐桓公（注意，不是春秋时期管仲服务的那位齐桓公，春秋齐桓公是姜小白，而是战国时期的田氏齐桓公名为田午）即位，他为了巩固政权，招揽天下人才为己所用，在旧有学宫的基础上，修建了更为完善的学宫，即
“
稷下学宫
”
。在此后历代田齐君主的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学者齐聚于此，“齐威、宣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为嘉许聚集于稷下讲学议论的文学游士，齐威王将他们任命为列大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并且为他们建筑高大的屋宅和平坦畅达的大路，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成语“康庄大道”一词便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