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建立国家之日起有着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发展 过程，其间虽有无数次的王朝兴废与治乱更迭，但始终保持着统一
多民族的国家形态，从而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这不是偶然 的，得益于国家治理方面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其中，“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就是一项具有传世价值的最宝贵的经验。
民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的要素，无民何以为国？古人对此多有论述。早在《尚书》中，便明确提出：“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兴之时，贾谊从总结秦亡的教训中 提出国以民为本的命题，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后世开明之君与贤良之士对此也多有论述。东汉王符说：“国之所以为国者， 以有民也。”朱熹在给《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作注时，进一步阐发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元仁宗说：“民为 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清末，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说：“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梁启超也说： “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民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构成元素和最重要的实体，就在于民是社 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社会由此而得以延续和发展，国家由此而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由此而得以确立。没有民的社会性 生产，国家也就不复存在。民又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而赋税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国家活动的财政保证。马克思说：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从夏朝立国起，赋税便成为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民又是国家军队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古代，“祀”与“戎”是国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没有军队，国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无法保卫边疆和实现国家对内与对外的职能。在中国古代，充当兵卒不仅是民的义务，也是民的权利。民还是国家重大工程的兴建者。不论是兴修水利工程，还是修筑城池宫殿，民都是营 建者。凡此种种，都验证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结论。
一、重民在得民心，得民心则国兴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实施首在于得民心，无数的史实都证明了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
上古之时，禹为了听取民众对于治国理政的建议或其他诉求， 制造了五种乐器——民有求见者，可以击（摇）不同的乐器，以便及时接见。这就是后世传颂的“五音听治”。《淮南子》卷十三“汜 论训”载：“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就是说，凡是向大禹讲解为政之道的，可以击鼓；凡是告诉大禹行仁义之事的，可 以击钟；凡是告诉大禹需解决之事者，可以振铎；凡是以忧患相告者，可以击磬；凡是向大禹申告狱讼者，可以摇鞀。大禹听到不同 乐器的声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进而请其入见。由于求见者多，以致有时吃一顿饭要起来十次、洗一次澡要中断三次，所谓“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由于禹如此重视民众的呼声与要求，因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稳定了国家的统治， 并且顺利地传位于儿子启。启即位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沿用了五音听治的做法，从而巩固了家天下的夏朝。但至夏末，国王桀“不务 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 皆亡”的愤怒呐喊，终为商朝所灭。这可以说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 兴亡的第一个史例。
商是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却为小邦周所灭，原因就在于商末代国王纣“重刑辟”实行法外极刑，丧失了民心，使得关键性的牧野之战“前途倒戈者亿兆夷人”，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间覆亡。胜利者在惊喜之余，深深感觉到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商王曾经自恃拥有“如火如荼”的庞大军队，以为周之寇商不足道也，不料正是这支军队倒戈相向，使纣王身死国灭。
继起的周朝的执政者周公一再告诫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性，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同时，周公把民心与天命连接起来，借助天命渲染民心的重要性，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周公的立论来看，其重民思想的核心在于重视民心，而其具体施政也以得民心为依归。这决定了他所实行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 方略，也决定了他所创立的以德主宰刑罚的法律制度。
从周公起，大力倡导明德、敬德、尚德、成德。周公宣扬商之 亡在于失德、周之兴在于周人有德，所谓天只助有德之人。针对商朝重刑辟而失民心亡国家的教训，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的政策思想与 法治原则。明德旨在以德化民，慎罚旨在谨慎用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和司法原则。如：区别用刑，罚当其罪；罪疑从罚，罚疑从赦；实行三刺、三宥、三赦的“听于民”的司法创制； 等等。
周初立法体现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所创造 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设，其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中华法文化主流的德主刑辅，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即导源于此。
以上可见，周初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措施都以重民保 民以及如何得民心为依归。在这里，也第一次宣示了立法与司法的目的不在于刑人，而在于定是非、明曲直，行中罚，有效地惩治犯 罪，使民不受伤害。这种刑罚的目的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兼并战争连年不绝。为了取得兼 并战争的胜利，民的价值进一步受到重视，得民者兴、失民者亡的政治现实，丰富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内涵。管子说：“政之所 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进一步论证了君之所以为君在于得民，失民则君不成其为君。他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 还以史为据指出：“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民而得天下，失民而失天下。得民而欲无王，不可 得矣；失民虽欲保天下，亦不得矣。”
他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 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他还将民与君比喻成水 与舟的关系，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孟、荀此论，既是夏商周兴衰之由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于国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精彩阐发。后世论者，大都仿此，只是增加了 时代的烙印而已。例如，唐太宗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并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唐德宗时，大诗人白居易说：“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 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二、爱民富民，民安国强
民既为邦之本，因此如何使本固继而达到邦宁，是历代统治者 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为达此目的，论者咸谓爱民则安、富民则强。
史载，周文王问政于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学派，莫不以爱人（民）作为立论与施政的基点。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力图通过克己复礼，使 天下归仁。荀子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 焉而亡。”“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实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样主张爱民。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爱民则民安，使民无怨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使得爱民之说不断丰富。成书于战国 时代的《六韬·文韬·国务》说：“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三国时期，吴国政治家贺邵说：“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明初，颇有 作为的成祖说：“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 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 俗美，天下劝民而民心归。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他还说：“天之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使天。”明 清 之 际， 思 想 家 唐 甄 指 出：“ 是 故 君 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他对见政不见民的轻视民众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说：“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但是，爱民并不是空发议论，而在于利民、惠民、富民。明成祖说：“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则惠。”
历代思想家和开明之君不仅倡导爱民，而且实行养民、利民、 富民的政策，以达到民富进而带来国强的效果。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他强调，只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国家富强。孟子也以富民作为养民之要着，说：“是故明君制 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还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 取于民有制。”
法家爱民之说最后也落实到富民上，认为富民是爱民之一端。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 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他还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汉刘安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三国时期，吴国著名军事家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唐初，以“安人宁国”为治国之策的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唯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他还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 君富而国亡。”宋人危昭德说：“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 民生；欲厚民生，必宽民力。”
古人论证富民之道，是和以农立国的国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孟子描写了他理想中的富民的田园风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 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 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而“养生丧死无憾”，被视为“王道之始”。
为了养民富民，历代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民生的立法。
其一，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持有利于百姓生产生活的空间。
《逸周书·大聚解》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 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出土的《云梦秦简》更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了秦法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云梦 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产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罕罔（网），到七月而纵之。”a其意就是：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为肥料；不 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野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直到七月始解除禁令。《唐律疏 议》中此类立法甚多，如：“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 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 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