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生命中只有那么一丝光亮,
也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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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泽娜·布里斯克(Zana Briski)1966年生于伦敦,
她10岁时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拿到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后,
她来到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
开始学习、研究纪实摄影。
泽娜的第一个职业巅峰是在2005年,
在那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她的作品赢得最佳纪录片奖,
她以制作人的身份,
从颁奖嘉宾莱昂纳多手中接过了闪亮的小金人。
这部名为《生于妓院》的纪录片,
是泽娜深入亚洲最大的红灯区,
在此生活了3年制作而成的纪录片。
这是一部以妓院里的孩子们为主角,
向红灯区妇孺致敬的纪录片。
是的,致敬,
我们习惯了对红灯区的偏见、批判,
却不知道这里还有无数的孩子们,
他们生活在贫穷、暴力和绝望之中,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一丝希望之光来点亮未来。
而这部获奖纪录片,
无形之中也成为泽娜个人的儿童救助社会试验的关键一部分,
而
这个历时七年的救助试验,其结果令人唏嘘……
1998年,
泽娜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区——索纳加奇,
作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之一,
这里有着庞大的特殊女性群体。
当时,泽娜想要用镜头记录这里的生活,
向世人展示这个喧嚣、热闹,
却充满颓靡、绝望的荒凉世界。
然而,
当泽娜走进索纳加奇,
首先让她感到惊讶的是,
这里的孩子不比大人少,
这些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们,
整天在巷子里、楼房里嬉戏、玩耍。
想拍红灯区是困难的。
这里不仅充斥着妓女、嫖客,
还有吸毒、抢劫、暴力等事件,
每件事情都是阴暗的、违法的,
每个人都对泽娜这样的闯入者,对镜头充满警惕。
然而,
孩子们却热情、友好地围上来,
对陌生的泽娜和相机充满了好奇。
2
索纳加奇的孩子们,让泽娜想到了一个主意,
2000年,
她带着20多部相机再次来到索纳加奇。
她住进了红灯区,
与妓女和孩子们为邻。
泽娜想要教会孩子们使用相机,
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用镜头记录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她挑选了8个10岁左右的孩子:
宝贝、小奇拉、琪琪、阿吉、塔塔、酷哥、麻吉和小妮,
发给他们每人一台相机。
教他们取景、构图、按快门等。
从左到右:宝贝、小奇拉、琪琪、阿吉、塔塔、酷哥、麻吉和小妮
在破旧、拥挤的索纳加奇,
在阴暗、逼仄的简易楼房里,
垃圾遍地,老鼠横行,
粗鲁的嫖客吐着脏话,
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闹,
涂着脂粉的女人们麻木地站在门口,
期待着下一桩生意。
当孩子们拿起相机,
他们的眼中有哀伤,
也有温暖。
酷哥作品
慵懒的小猫,
脏乱的街巷,
嬉戏的小伙伴们,
自己将要洗刷的碗筷,
黄昏时天边的一抹余晖,
……
索纳加奇日常生活的一切,
都被他们收入镜头。
阿吉作品
他们也会因为到处拍照被人呵斥,
一向安静的塔塔说:
“
我不在乎,如果想好好学,就得忍耐,
日子总是痛苦、难过的。
”
塔塔总是这么懂事,
当她被妈妈骂的时候,她说:
“我不在乎,妈妈就是妈妈,
我知道她是做什么的,想到这些我就伤心。
我长大了,妈妈就变老了,
她以后要是没了,
我就要照顾小妹。”
11岁的塔塔不仅要靠做衣服为自己讨生活,
还要帮妈妈照顾小妹。
塔塔作品:落日
在这里,
感到痛苦、难过的又何止塔塔。
小奇拉(左)和她的作品
失去了父母的小奇拉格外地沉默,
她和姨妈生活在一起,
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
她渴望长大,
因为不想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压抑生活;
她又害怕长大,
因为姨妈在等着她变成摇钱树。
泽娜在教孩子们拍照
阿吉失去了母亲,
父亲是瘾君子。
母亲曾告诉他:
你不得不住在这里,
但是你必须走出去,
远离这里的世界。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
在我的生活里,
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东西。
”
阿吉和他的作品
琪琪的妈妈精神出了问题,
父亲要卖掉她,
在姐姐的帮助下,
她逃出来和祖母相依为命。
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
帮邻居拖地、洗碗、买夜宵等以补贴家用,
她害怕以后像周围的女人们一样。
这些生活在红灯区的孩子们,
最先懂得的就是生活的无奈和残酷,
最早学会的就是顽强地活着。
他们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敏感,
苦难,让他们过早地成熟,
但在命运的深渊里,
他们又显得那么的无力。
他们会对贫穷、颓废和痛苦渐渐习惯,
直到麻木。
3
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
小女孩马蒂尔德曾问:
“人生总是这么艰难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总是如此。”
里昂的回答干脆、利落。
可是,
也有伟大的艺术家王尔德在书中写道: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在糜烂、绝望的索纳加奇,
孩子们像野草一般生长,
但他们的心中也有梦想。
宝贝作品
阿吉喜欢画画:
“
画画可以表达我心中的感觉,
我把灵魂放进颜色里。
”
当他通过相机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他羞涩地说:
“我以前想当医生,
现在想做艺术家。”
琪琪说,
来我们这楼里的男人都很坏。
她能想到几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她渴望离开这里,去读书。
琪琪和她的作品
他们也有微妙的情感,
酷哥说:
“我想带宝贝离开这里,
否则,她长大后一定会去站街。”
酷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宝贝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妈妈都是妓女,
她是妈妈和一位老顾客的私生子,
她的家庭相对富足,
她不需要打零工,有漂亮的衣服,
她是自信、欢快的小精灵。
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她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
麻吉(左)和麻吉镜头下的宝贝(右)
在印度,
有超过300万女性性工作者,
其中34%是在18岁之前进入这个行业的。
有的女孩因为贫穷被家人卖到这里,
更多的女孩则生于妓院、长于妓院,
年少为妓直到年老。
妈妈们接客的时候,
孩子们就到楼顶去玩,
或者,
用一张帘子遮挡所有的尴尬和不堪。
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打闹和辱骂,
她们常用“婊子”、“贱货”等来辱骂对方,
甚至辱骂孩子,
以此发泄心中对自我的悲愤和无力感。
每天置身这样的闹剧中,
孩子们的眼里已看不到恐惧,
只有深深的悲哀和无奈。
比历经坎坷更悲哀的是,
他们知道命运早已注定。
4
随着对孩子们了解与感情的加深,
泽娜越来越想要帮他们离开红灯区,
逃离这既定的受诅咒的命运。
“
不受教育,她们就绝对没有机会。
”
她看到一个女孩11岁就被迫结婚,
一个女孩14岁就被迫卖淫。
对于红灯区的犯罪问题,
孩子们的人权问题,
印度社会和政府心知肚明,
但却长期置若罔闻。
但没有人愿意沾上红灯区的孩子们,
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们。
外面那充满歧视和敌意的世界,
让他们自卑和畏惧。
摄影课上的纯真笑脸
泽娜带孩子们去游玩,
教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
帮他们在印度、美国开办展览,
拍卖摄影作品。
而最重要的,
则是寻找红灯区之外的学校,
只有进入正常的寄宿学校,
才能让他们远离那个环境。
泽娜誓不罢休,
她带孩子们去体检,
办理各种人口证明,
去一所所学校软磨硬泡。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2年,
在摄影项目完成之时,
孩子们也终于进入一所基金会学校学习。
5
2004年,
泽娜又回到了印度。
她把在索纳加奇的所见所闻,
以及和孩子们相处、合作的片段,
制作成了纪录片《生于妓院》,
依托这部震惊世界的电影,
她的图书和摄影作品赚了约10万美元,
她想用这笔钱继续帮助孩子们读书。
令泽娜没想的事,
当初她亲自送到学校的8个孩子,
已经有5个离开了。
得不到家人的持续支持,
同学们的歧视,
吃力的学习,
都能轻易击垮他们的自信和希望。
长大的孩子们
2005年2月,
孩子们飞到了洛杉矶,
作为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生于妓院》的小主角,
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荣耀。
泽娜希望剩下的三个孩子能到美国读书,
彻底摆脱索纳加奇的环境和影响。
但是宝贝回去后再也没能到美国来。
作为独生女,
她是妈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依靠,
泽娜甚至拿出一些钱给宝贝的妈妈,
希望孩子能获得自由。
但不久后,
16岁的宝贝成为索纳加奇的名妓。
母亲渐渐年老,
作为家族第四代妓女,
宝贝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
因为奥斯卡大奖女主角的光环,
宝贝成为红灯区的稀有资源,
她一入行就生意好、身价高。
对此,
泽娜非常难过:
“我就是怕这个,怕我无能为力,
连让他们受教育,都无法改变什么,
可是不帮他们,他们就完了。”
还好,
她的希望没有全部变成失望。
阿吉在2005年来到美国,
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读高中。
2008年,
他进入纽约大学主修电影专业。
知道机会来之不易,
阿吉非常努力,
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打工挣钱。
毕业后,
他曾作为导演助理在好莱坞工作,
现在,
他是生活在纽约的电影摄影师。
泽娜和阿吉、琪琪
和阿吉一样,
琪琪也很珍惜在寄宿学校读书的机会,
她后来也在泽娜的帮助下,
来到美国读书。
6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
安迪说: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
习惯了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也许会失望,会怀疑,
甚至觉得一切天注定。
但
希望,终归是美好的,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丝光亮,
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而泽娜给孩子们带来了这一丝光亮:
“我相信摄影是激发孩子们的想像力,
并帮助他们建立自我的有效工具。
我们相信艺术改变生活的力量。”
小妮和她的作品
虽然有的孩子没能坚持读书,
但他们心中已经唤醒了对自由的渴望:
塔塔失去了联系,
因为她逃离了索纳加奇;
小奇拉也逃离了姨妈,逃离了红灯区;
小妮和麻吉姐弟二人也离开了红灯区,
麻吉对泽娜心怀感恩:
“如果没有泽娜阿姨支援我们,
我们也走不了。
我可能会被卷入暴力、酒精和毒品的漩涡。”
泽娜曾试图“拯救”宝贝,
但那份收入让她自己也难以离开。
她租住了索纳加奇最昂贵的房子,
有了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存款。
“看得出泽娜阿姨十分失望,
我也不想这样,
但这个行业养活了我,
让我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
宝贝年少时那灿烂的笑容和光彩,
已被黯然、呆滞的眼神所代替。
索纳加奇依然是世界闻名的红灯区,
无数女孩终将和她们的母亲一样:
站街、接客,
男孩则会成为父亲那样的男人:
喝酒、吸毒、打女人。
他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身,
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
甚至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
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人生总是如此艰难,
因为希望,
它又是美好的。
可是,
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乃至对痛苦麻木的人来说,
希望是毫无意义的,
甚至是令人恐惧的。
泽娜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斯,
当在监狱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获得自由时,
他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他选择了自杀。
就像索纳加奇的一些人们,
他们早已成为红灯区的“囚犯”,
不知道离开这里该怎么活下去。
生而为妓,
是她们熟悉的、甚至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
当阿吉展现出摄影天赋,
被邀请前往阿姆斯特丹,
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的展览时,
他坐在出租车上对司机说:
“
开慢一点,
要不然出了什么事,
我就不能实现我的梦想了。
”
当一个人拥有了梦想、希望,
想要飞出去的时候,
他才会格外珍惜自己的羽翼,珍惜机会。
索纳加奇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生于妓院》(6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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