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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之张颖：她陪同维特克采访江青
文 | 李辉
重庆到北京，亲历风云变幻
张颖。
刚认识张颖老人时，她总爱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我自己的事有什么好写的。”不错，与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相比，她的确不是名流，然而，又有多少人具有她那样丰富的特殊经历呢？
延安时期的张颖。
一九三七年，十五岁的张颖从广州前往延安，成为鲁艺戏剧系第一届毕业生。一九三九年，她被选派至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一去就是六年，其间以《解放日报》文化记者的公开身份，负责周恩来与戏剧界人士的联系，亲历了重庆文化界的瞬息万变。
龚澎与邓颖超在重庆，中间小孩为乔宗淮。
一九四四年，她在重庆与章文晋结识并相爱。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和美国特使军事调解期间，正是章文晋担任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英文翻译，可以说，他们亲历了从重庆到南京国共停战谈判的全过程。
四十年代张颖在南京梅园办事处。
章文晋、张颖与孩子们。
一九四六年冬天，他们在南京梅园结婚。五十、六十年代，张颖又活跃于戏剧界，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和《剧本》主编，亲历了文化界的一次次风雨，从戏剧界的反右运动，到江青“样板戏”的前前后后。
张颖向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赠送礼品。
里根总统夫妇签名赠送章文晋、张颖夫妇合影照片。
其后，她调离文化界，走进外交部，在一个新的特殊领域，她与丈夫一起，亲历整个“文革”期间的外交风云。“文革”结束后，章文晋出任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任大使，张颖以大使夫人身份同行，见证中美关系新的发展……
半个世纪风雨漩涡，半个世纪启承转合，构成张颖极不平凡的生活内容。她以特殊身份所亲历的一切，有着许多值得书写、也值得后人重视的故事。
我常爱对朋友说，老人们的记忆可能都有一个宝矿，只要愿意挖掘，就能在被冷落的寂寞角落里找到发亮的矿藏。光亮闪动，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就顿时起舞跳跃，多姿多彩，有滋有味。记忆中那些早已淡忘却又被激活的情景与细节，一旦见诸文字，遂成为整个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因这些记忆在，历史就不再概念化，不再空洞无物，而变得鲜活生动，具体得触手可及了。
张颖是她那一代有同样经历的人当中，较早具有记录历史的冲动和愿望的人。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刚刚年过花甲的张颖，就以笔名发表一个长篇纪实作品，叙述“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的始末。
采访江青的维特克。
江青陪维特克看《红灯记》。
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书影。
维特克为张颖拍摄的照片。
一九七二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张颖，被安排陪同美国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维特克采访江青，参与这一后来吸引全球众多目光关注的事件之中。她自己没有预料到，一连串的机缘巧合，意想不到的风雨变幻，随之而来。
文革期间的张颖与孩子们在一起。
我收藏的文革期间张颖的“交代材料”。
历史大变故中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文革”结束后不久，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将所闻所见写下来，为历史的那一场风波留下记录。这一作品发表时，虽注明“纪实小说”，但基本上是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和史料档案而写，不过多了一些气氛渲染和情感词汇而已。
结识张颖，缘于读了她的这本描写“红都女皇”事件始末的作品。
坦率地说，第一次读她的这篇纪实小说时，我觉得其中的语言和氛围，带有过多情绪化的戏剧效果，不是我所期待的纯粹历史实录性质的作品。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涉及上层政治交锋内幕的作品，当时恐怕只能以所谓“纪实小说”的形式方能与读者见面。就这一角度而言，她的写作本身已具有开拓意义。
其实，张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形式在表现历史真实方面的局限，因而在九十年代，她又另起炉灶，按照回忆录的形式重新记述这段历史，即收录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的第三部分《“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不过，我最初前去拜访张颖，则是为了撰写王海容的传记而去采访她。在“红都女皇”事件中，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张颖的纪实小说中多次出现，且让人感觉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这就更让我感到有接触和采访的必要。
是萧乾先生建议我为王海容女士写一本传记。八十年代末，萧乾先生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王海容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直接负责联系文史馆的工作，故与萧乾有经常性往来。萧乾对王海容印象不错，说她为人爽快，性格开朗。
历来有新闻敏感性的萧乾，不止一次对我说，王海容的身份极为特殊，作为毛泽东的侄孙女，在整个“文革”期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后，她是少数几个可以经常接近毛泽东的人，了解许多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他说，如果能够成功地说服王海容，请她如实回忆往事，写一本她的传记，一定会有份量、有价值。
经萧乾介绍和疏通，多年保持沉默的王海容，终于同意了我前去采访。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多次交谈，她还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的复印件。从她爷爷的身世与背景，她爷爷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到她本人历次与毛泽东接触的详情……
我曾动笔写出了几万字，欲按照撰写萧乾传的方式，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写王海容的人生经历。可是，越写下去，越感到其中的难度。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如此重大的政治题材，更怀疑完全按照传主个人所述，从其个人的角度进行描写，是否能够做到一个传记作家的客观性。
要想真实地、比较完整地描写传主所经历的时代，当然需要尽可能地采访与之有关的各方人士，但王海容的经历极为特殊、背景极为复杂，涉及到不少政治上层内幕，要想采访诸多人士我很难做到。于是，我渐渐感到，与其由按照传记的形式来写，还不如由传主自己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来撰写回忆录，这样更让人可信，也更具历史价值。
而王海容似乎也觉得，当时尚不适合她本人出面回忆这段经历。我终于遗憾地放弃了这样一个很好的选题。至于以后是否还有可能重新拾起来，尚不得知。
不可替代性的回忆
回忆往事，对于张颖，是新的尝试，但却是一次重要的转向。数十年在政治漩涡中主动或被动地旋转，晚年生活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始。她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历史过来人，她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诸多往事，真实而具体地告诉后人。
于是，从她的回忆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诸多历史细节。她描写从延安到重庆时期的日常生活，具体而生动。如何在延安搭乘汽车，与博古、董必武等同一辆车前往重庆；年龄相仿的一群年轻男女们，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长大、成熟，彼此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如何在政治大背景下铺陈开来。
这些回忆，避免了以往常见的空洞和概念化，而更注重细节的描述，这是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很难读到的。由于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她所描述的四十年代重庆左翼文化界对夏衍话剧《清明前后》的批评，六十年代上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曲折过程，江青到排演场直接指导样板戏的修改，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着眼于来龙去脉的勾勒。
从上层人物的积极参与和微妙心理，到当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乃至自己身陷其中的是非恩怨，娓娓道来，有声有色。这些戏剧界重大事件的回忆，无疑为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乃至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
记录亲身体验之事，描绘他人无法目睹之景，这正是张颖的回忆录写作的价值所在。她在细节中触摸历史，历史也因此而愈加可信，愈加丰满。
未曾想，这一契机，却使我与张颖老人从此建立了联系。我所熟悉的不少文化界老人，特别是黄苗子、郁风、丁聪等，早在重庆时期就与张颖认识，这样，我们聚会的场合，有时又多了这位老人。我很看重与她的接触，她亲历过的不少场景，与我的一些研究课题相关。
譬如，我写田汉、郭沫若、夏衍等人物，她的回忆使我意识到，要认识历史环境中一个人的复杂性，何其之难！九十年代，我偶然搜集到中国剧协流失出来的五十、六十年代杜高先生等人的一批档案，张颖正是这一时期的剧协领导之一，其中就有她的一份证明材料。她对当年的人与事，依然记忆清晰。从她那里，我获得一些解读这些档案的细节，我整理出版《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也得到张颖的帮助。
七十年代，张颖在泉州老君山。
称张颖为老人，恐怕并非她所愿。年过八十，她依然步履轻盈，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老人。“别看我八十多了，有人说从后面看，像是年轻人哩！”说起这一点，她总是颇为得意。她爱锻炼，每天打桥牌，散步一走就是几公里。她特别爱旅行，似乎闲不住，一生行走天下，老了，依然如年轻人一般渴望畅游天地间，总想填补旅行的空白。为此，她有时不免为之伤感：“我很多地方都想去，但人家一听我八十多岁了，就不敢陪我去。其实，我比六七十岁的人强得多！”
这就是一直充满活力的张颖！
六十年后再回重庆，纷繁如烟往事
依然年轻的张颖，更在于她的写作精神。
一般来说，像她这种经历和身份的人，对历史的看法，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认识，很容易落入窠臼，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她却不同。她的思想与写作始终处在不断深化之中。读她的作品，即可以看出其写作思想的演变，愈到后来，笔锋愈加不落俗套，坦诚，大胆，有力。
如近两年她写龚澎与乔冠华，如实道来，不虚饰，不溢美，不扭曲，还原历史场景中真实的人物性格，读来令人可信。她写夏衍，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几十年的个人交往，文坛、政坛的风云变幻，两相交融，同样写得坦诚而真实。
2005年2月张颖题赠《外交风云亲历记》 (1)。
2005年2月张颖题赠《外交风云亲历记》 (2)。
走进新千年，我建议她把所有写外交领域的文章结集出版，她考虑再三，同意了。我将书稿推荐给湖北人民出版社，于二〇〇五年一月出版，书名为《外交风云亲历记》。随后，她又继续写作文坛风云亲历记，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一年三月，从三亚归京之后，她写来一信如下：
2005年3月张颖来信。
李辉同志：
你好，我去三亚玩了约半月回京。
这两天我又读完你的一本书《风雨人生》，差不多也是一口气读完了。“浪迹天涯”部分很吸引人，我以前对萧乾可说无所知，当然他的书文我是读过的，也很喜欢，但对他前半生的经历如此丰富多彩一点不知。而你写传像是用小说的写法，也许可以说是文学传记吧，很流畅，很亲切，很感人。读了你不少书后，十分感慨。我这一是浪费了太多时间，没有干过像样的事，我这一代人，也如你后文所说的差不多，另一代“知青”吧。
在你督促下，我的自述稿，解放的部分基本写完了。由于我老不满意自己所写，所以一直没交给你看，我还在想怎样才会写的好些。我让百家给你传过去，有空你看看，提点意见，我好再改。或由你改写亦好。解放后的更难着笔，想法很多，经历亦算不少，但不知怎样处理更好。
我现在更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占你的时间颇不安。忘了说一点，你对“红卫兵”看法，可能与你对背景的了解有关。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王蒙的看法是否也有异？
祝贤伉俪快乐！
张颖
2005年3月1日
张颖在信中谈读我写的萧乾传的印象和对红卫兵的看法。重点则在于，她正在考虑如何完成《张颖自述》。当时，我正为大象出版社编辑一套“大象人物自述文丛”，非常希望她能如实写自己的亲历，从延安、重庆、北京，从文坛到外交……
2005年5月，张颖前往重庆拍摄“回家”，再次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 (1)。
2005年5月，张颖前往重庆拍摄“回家”，再次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 (2)。
2005年5月，张颖前往重庆拍摄“回家”，再次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 (3)。
2005年5月，张颖前往重庆拍摄“回家”，再次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 (4)。
这一年，适逢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重庆是张颖度过七年的地方，如果请她前去重温历史，一定非常有意思。于是，我带着吉林卫视的“回家”剧组，陪同八十三岁的张颖前往重庆。每到一个人地方，她都兴奋不已。
面对摄影机，多少细节，她如数家珍：“总理呀他就住在这儿，总理住这儿，就是这儿。我住在三楼，我在这儿。这边也有一个房子。不过这是总理和邓大姐住的。这下面呢是个小会客室……”
六十年代张颖（右三）与周恩来在一起。
章文晋、张颖夫妇等人陪同周恩来、邓颖超会见韩素音。
章文晋（前排左一）与邓小平在专机上合影。
走进曾家岩五十号。张颖说，这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在城北租下的一个院落，其实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另一个秘密办公地，当时称之为周公馆，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张颖工作也在此。走进一个房间，她回忆往事：
这个房子原来是隔成两间的，我就记得在这儿周总理给我发脾气。就是这个桌子，夏衍那个剧本，是写的上海，后来卖座不大好。他说，张颖你怎么不写一篇呢？他说写一篇吧介绍介绍。我说好，我就应了，但过了三天我也写不出来。后来有一天我来找总理汇报工作，他就问我。他说张颖你的文章呢？我说怎么还记住了，我说没写。你怎么不写呀？我说不好写嘛？写不出来嘛？我这一讲完我就跑出去了。
他一看就往外一跑他就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这么多年在这儿工作了，这么一点组织性都没有呀？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领导，能这么样吗？
当时我坐在这儿，眼泪好像直往下要掉。后来他就说，你还给我写，今天晚上就给我写出来。明天见报，就这样。
我心里觉得这不大讲理嘛，就跑出去了。就奔我的办公室，后来就在办公室我就写呀。原来那稿子写不下去还写。写到那时候已经晚，已经比较晚了，后来剩我一个人了办公室，我就在那儿写。一边挺委屈的吧那个心里。
后来就有人上楼我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有人站在我的后面。我没想到是谁，我一看，哟，总理站在那儿。我就一下马上站起来了。他就按我的肩膀坐下，坐下。他说这个有毛病嘛改了就好。怎么样呀写的？
我说写好了，但写的不好。他说那好不好没有关系嘛。马上去叫通信员拿稿，明天见报。
唯一的发过一次脾气。
（“回家”《张颖：生死与共》）
2008年2月11日聚会。黄苗子张颖，张颖的儿子章百家与儿媳李楠，李辉 摄 。
2008年2月11日聚会。李辉与黄苗子张颖合影。
2008年2月16日北京老朋友聚会 。前排左起：丁聪、黄苗子、杨宪益、唐瑜。后排左起：沈峻、谢文秀、张颖、高汾、李德秀、邵燕祥，李辉 摄。
2008年2月16日张颖与丁聪、沈峻，李辉 摄。
2008年夏天张颖题赠《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1)。
2008年夏天张颖题赠《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2)。
2009年1月看望张颖，李辉 摄。
纷繁的如烟往事，在张颖的回忆中，如此这般走进历史。
一年又是一年，每年我们总要见上几面，听她聊许许多多的故事。
转眼十年过去。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生于一九二二年的张颖老人，永远离开我们，享年九十三岁。
她的故事，再也听不到了……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初，北京看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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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发行部：021-54036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