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记者一样，我对播客节目《Serial》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当时我的工集中在冤假错案上。所以当安东尼·德·弗里斯（Anthony De Vries）的故事出现在我的约翰内斯堡的办公桌上时，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可以让我深挖的故事。
在我第一次见到安东尼的时候，他是一个40多岁的人，他因坚称自己无罪而被判服刑17年。那是发生1994年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距离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不到一个月，最终导致两名保安被杀。我用为期18个月的调查材料制作成为了一个由八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播客——在2017年3月发布时，它是南非的第一个调查播客，随后这档播客也获得了一个全国大奖，在以「南非特色」闻名的同时，也吸引了部分其他国家的听众。
我的背景是纸媒，但我在一档科学广播节目上做过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一些关于音频节目制作的基本知识。不过，做一档调查播客是完全不同的经验。下面是我在写作、制作和编辑播客《不在场证明》（Alibi）时的一些经验，以及一些关于如何避免犯同样错误的建议。
社区电台的记者经常告诉我，他们进入电台是因为他们不想写字。这是一个很常见但又很疯狂的理由。扎实的写作会让你的音频故事与众不同，关键是要写得非常简洁，用一种适合你说话方式、又让讲述人目标清晰的结构写出来。
你还需要提出你认为观众会问自己的问题，然后逗他们一起寻找答案。如果没有这种交流，最有趣的故事都会变得平淡无奇。
在《不在场证明》中，我试图解开安东尼是否在与抢劫有关的车里，以及那辆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犯罪。在披露每一个新的证据时，我们都在反复回到这个问题上。
「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这个核心问题串联起了整个播客，这个冤假错案的悬念是一种吸引听众注意力的有力方法。
在剪辑过程中，我删除了大量的采访、场景和人物，因为尽管我喜欢它们，但它们都是和主旨无关的。其中难以割舍的一处是到访前法律和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Adriaan Vlok）家中的录音。弗洛克曾在种族隔离政府任职，在那次抢劫案开始前的几年，他曾批准了对安东尼曾遭受到的酷刑进行赔偿。这是一集引人入胜的节目，我和弗洛克的狗辛巴（Simba）一起玩。这让听众想知道后续将如何发展，因为它已经远离了叙述者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如果你习惯纸媒的自由，你会发现在你转向音频制作的过程中，这种自由将被毫不客气地限制。
我推荐你花五分钟看播客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中伊拉·格拉斯（Ira Glass）讲述讲故事的要素，尤其是针对音频节目的。这篇刊登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精彩文章。也对那些从纸媒转向播客的人有一些重要的启发。
1994年，一个在购物中心附近发生的现金抢劫案导致两名保安被杀。图：Paul McNally
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在场景中思考，这个建议在制作《不在场证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你为采访写下问题之前，可以先想象什么场景会支撑你的故事。为此，我需要感谢罗布·罗森塔尔（Rob Rosenthal）的播客《How Sound》。我对它很着迷，因为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当转移到不同的人或场景时，纸媒的处理是很灵活的，但在音频节目中，每个地点和人物都需要被仔细地介绍，「场景」没有捕捉到的信息很可能也不会被你的听众留意到。
例如，在我们参观犯罪发生的购物中心之前，我试图保留关于犯罪机制的论述。于是，我将发现弹孔和弃车逃逸的场景，放入了第四集中。在最早的版本中，我放入了更多信息，但如果没有手推车的声音，你就很难理解这一切发生在哪。音频媒介在创造时间和空间感方面非常强大，但在传递密集信息方面效率低下——我意识到我需要尽可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
我在制作《不在场证明》的时候录了很多令人尴尬的声音。这是因为你需要时间来学习如何用声音最好地表达出不同的情感。
如果你想让节目听起来像是在和一小群人亲密交谈，而不是几十个人，就要让听众感受到你在某一刻想传达的情感。想想斯皮尔伯格的一部电影，总有一个角色的反应体现了观众应该感受到的东西——你知道，就像在《E.T.》中一样，小男孩那张敬畏的脸处于画面的中心，否则我们可能不确定对刚刚出现的外星人会有什么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