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国产年代剧频频爆出精品。

从《人世间》到《山海情》，从《大江大河》到《乔家的儿女》，让观众看到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风貌和世态人情。

但说到底，这些影视作品都免不了艺术加工的成分，若要追求真实还得看纪录片。

一部十年前的国产纪录片，就为我们真实呈现了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和创业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不该被遗忘的国产佳作。

这部纪录片由央视牵头制作，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共跟拍了十余年。

它在豆瓣上只有一千多人标记观看，但看过的人几乎都给出好评，豆瓣评分9.1。

片中的主角是四川乡村的三个姐妹，通过记录三姐妹和她们家庭变迁的故事，折射出中国农民问题的真实缩影。

在这部纪录片中，你能看到许多曾真实存在，但随着时代发展再也看不到的场景。

比如火车站里，只能线下排队买票，堵得购票厅水泄不通；以及火车站外，由人工播报发车时间和站台的场面。

相信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对这些景象历历在目。

而影片也由这些画面开始，从每年最热闹和拥堵的春运，开启了三姐妹的人生叙事。

三姐妹中的姐姐叫陈凤英，妹妹叫陈秋芬，还有一个最小的表妹叫刘永芬。

1994年，19岁的陈凤英离开老家的四川乡村，带着全家的希望踏上了东去的列车。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目的地是广东东莞，她要去那里的工厂打工。

彼时的东莞是中国最著名的打工之都，外来务工人员超过600万人，占了这座城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

无数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忙碌在东莞的生产线上，陈凤英就是其中的一员。

第二年，妹妹陈秋芬和表妹刘永芬也跟着姐姐来到了东莞，一同进入工厂打工。

这三个小姐妹都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但从小就干农活的经历，让她们养成了不怕吃苦的精神。

每天天还没亮，她们就要到流水线上工作，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

这样没日没夜出卖劳力的工作，她们一做就是三年。

1997年春节前夕，在外打工两三年的她们，准备回一次四川老家，这也是她们离家后的第一次回家。

从广州坐火车到重庆，从重庆市区坐大巴到县城，再从县城坐客车到村里，最后再走过一段长长的土路，他们历时整整六天才回到家中。

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享受着难得的团圆时光，此时似乎所有对工作的烦恼、对未来的忧愁都烟消云散。

这也是像三姐妹一样，中国土地上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一年到头最期盼的一刻。

时间来到1999年，三姐妹决定离开打了五六年工的东莞，开启新的人生历程。

妹妹陈秋芬在2000年回家结婚，一年后生了小孩。

婚后，陈秋芬拿着打工赚的钱和父母给的积蓄，打算去外面创业。

此时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陈秋芬夫妻俩也决定往西边走。

他们来到了距离老家1000公里外的贵阳花溪，在这里开了一个裁缝店，日子平淡却又充满希望。

姐姐陈凤英，在东莞打工六年后回到老家，通过相亲和村里的一个初中同学步入婚姻。

这些年间，陈凤英共存了一万七千元，加上丈夫的借款，夫妻俩凑足三万元打算也往西边去创业。

他们选定了距老家2000公里外的西藏，一个叫日当的小镇。

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吸引了许多施工建设队伍、人流物、流在日当附近聚集。

陈凤英夫妇从当地的一个藏族人手中，以每年2.2万元的价格承包了一个食堂，开办日当镇历史上的第一家川菜馆，取名交通餐厅。

由于没有竞争对手，这成为了一个不需要竞争的生意，需要的只是勤劳。

夫妻俩从早干到晚，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四五千块钱。

尽管十分艰苦，且需要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但夫妻俩的创业的收入是在广州打工的8倍，他们也在这里积攒了人生中真正的第一桶金。 

好景不长，随着日当镇附近的道路施工结束，去交通餐厅吃饭的人也在一夜间蒸发。

生意变得无比冷清，加之长期辛劳带来的职业病，陈凤英夫妻俩陷入了新的抉择。

他们先是回到老家，用创业几年来攒下的钱，在县城里买了一套160平的房子。

这是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小区，夫妻俩通过多年的辛苦，在城里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实现了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

而他们的身份也实现了变化，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在县城安居之后，夫妻俩又开始寻找新的事业。

一个好消息传来，在西藏的姨父告诉他们，318国道正准备铺设柏油路，新的施工队伍到来后会有大量的用餐需求。

在这里开餐馆是一个不错的商机，但条件是要为工程队先垫付40万的伙食费。

夫妻俩一番犹豫后，来到了西藏芒康和姨父汇合，决定以股份的名义共同承担风险来承包了一个餐馆。

当他们克服了自然、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打算继续推进此事，却又得知了新的变化。

原来是在与承包商签订协议时，之前要求的40万垫款，被提高到了80万元。

夫妻俩没法拿出这么多钱，创业计划也宣告失败。他们再次回到四川老家，等待新的创业机会。 

创业之路九死一生，姐姐陈凤英遭遇了不少挫折，妹妹陈秋芬同样如此。

在贵阳花溪开的裁缝店生意并不理想，有时连定时交房租都是问题。 

期间，她也尝试过像姐姐一样去西藏淘金。

可她在那边呆了一年半，也没找到合适的行当，最后只能继续回贵州寻找新的机会。

这一次，陈秋芬夫妻俩在距离贵阳200公里的麻江县，租了一个门面，开了家经营某种品牌裤子的小店。

这款物美价廉的西裤带来了极佳的销售势头，平均每天能卖十多条，夫妻俩的收入稳步增长，他们再次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另一边，回到四川老家等待机会的陈凤英夫妇，终于等来了机会。

2007年春节后的一天，陈凤英夫妇接到一个从云南打来的电话。

一个之前给夫妻俩提供过帮助的包工头，邀请夫妻俩去云南祥云共同创业。

于是，陈凤英夫妻俩带上了几年创业攒下的15万元，奔赴云南祥云。

他们与合伙人共同开办了一个铝合金门窗加工商店，代理一家全国知名品牌的铝合金产品。 

盛大的开业仪式上，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充满信心。

可是在喧闹过后，这家商店却只剩下寂静，县城里的潜在客户极少。

不仅如此，很快又有火上浇油的意外发生。

他们的合伙人计划中的一笔款项，因为被当地的另一家施工单位长期拖欠，最终无法按时注入。

夫妻俩和合伙人想了许多办法，比如上门催债，找律师咨询诉讼等等，都效果不佳。

加之这家铝合金门窗加工商店始终生意惨淡，入不敷出，这让夫妻俩开始动摇。

2008年1月，此时的合伙人终于要回了欠款，但也未能改变商店的命运。

于是陈凤英夫妻决定在亏损了两万多元的情况下，及时止损退出。

这也正式宣告，一个农民工在多番努力之后，试图进入商业市场的梦想破灭了。  

陈凤英和陈秋芬两姐妹，是上世纪末新世纪初，部分农民工的真实缩影。

他们经历过在工厂里做流水线工作的岁月，然后毅然退出，决定自己创业。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里，有的人通过创业实现了财务自由、阶层跃迁；有的人实现了自给自足、不愁吃穿；但也有更多的人在创业失败的浪潮中起起伏伏。

与陈家的两姐妹相比，她们的表妹刘永芬则代表了更多的农民工群体。 

刘永芬几乎与两位姐姐在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子。

婚后，她跟着丈夫来到了温州，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工。

与东莞不同，温州没有那么多集中的合资企业，大多是在一些私人小企业打工。

刘永芬的丈夫在一家从事不锈钢冷焊的小作坊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焊制不锈钢产品。 

刘永芬则不停地更换工作，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

夫妻俩在浙江一呆就是五年，每天重复着单调枯燥的打工生活。 

在浙江打工五年后，一起突发的意外彻底改变了表妹刘永芬的一家。

某天，刘永芬的公公像往常一样带孙女进城。

可当他去茶室喝茶打牌时，却没注意到身边的孙女丢了。

夫妻俩得知消息后，立即从温州赶回老家。

他们去警察局报案，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每天全家人都去各个街道上寻找。

但遗憾的是，女儿却始终没有找到。

刘永芬刚满五岁的女儿在县城里彻底失踪，这让全家人都陷入绝望之中。 

爷爷从此变得十分内疚，但日子还得继续，一家人的生活还需要钱。

于是，刘永芬夫妻俩在接受孩子走丢的悲痛后，不得不再次前往温州打工赚钱。

但在打工的同时，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女儿的寻找，足迹走遍全国各地……

在这部五集纪录片的最后，三姐妹分别过上了不同的生活。

大姐陈凤英把买的新房装修了一番，然后在县城宴请村里的亲朋好友，成为了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

县城安家后，夫妻俩也曾尝试过在城里开餐馆，但是却因竞争激烈、生意惨淡而告终。

最后，他们又获得了西藏新的施工消息，重操旧业在那边开起了交通餐厅。

虽然不如以前赚的多，但总归比厂里打工强，夫妻俩的创业之路再次迎来了坦途。

妹妹陈秋芬继续在小县城里，坚守着卖裤子的生意。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市场行情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

好在夫妻俩把儿子接到了身边，在县城一起生活，过上了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团团圆圆的生活。

表妹刘永芬在孩子失踪后，按照政策又要了一个孩子。

迫于生活的压力，在生产后不久，她又踏上了外出打工道路，但这一次她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

经济危机很快袭来，刘永芬被裁员，成为了失业浪潮中的一员。

于是她又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专心照顾和陪伴孩子，一家人靠丈夫在福建打工的收入维持生活。

这些年间，刘永芬和家人从未放弃过对走丢女儿的寻找，也一直期盼着奇迹能够出现……

荧屏之上，三姐妹在五集纪录片的时间里，跨越十余年的人生经历，鲜活地展现了这一代农民工的生存日记。

荧屏之下，三姐妹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孩子也都已长大，开启了新世纪里农民工后代新一轮的人生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这在这五集纪录片之后，制作团队又跟拍了四集续集，让我们得以窥见三姐妹后续的境况。

大姐陈凤英夫妇仍然在西藏开餐馆，打算等这边的工程结束、餐馆停业后就回家陪伴小孩。

妹妹陈秋芬夫妇在贵州开了一家皮鞋专卖店，攒下了一笔积蓄在麻江买房，并把一双儿女接到身边生活。

表妹刘永芬夫妇也结束了打工生活，回到四川老家开起了麻将馆，并打算用打工的积蓄自己盖房子。

影片最后是2013年的春节，在跟拍16年后，三姐妹又一起回到四川老家过年。

当年离开农村老家外出打工的三人，在经历16年不同的人生后，又殊途同归回到最初的地方。

一家人难得地再次团聚在一起，三姐妹彼此诉说着这些年的心酸与苦楚，也互相分享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和憧憬。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农民工通过不断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也能看到这十多年时间里，国家政策和时代洪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三姐妹的故事》的拍摄制作十分粗糙。

但是制作团队却用足够大的勇气，和足够多的诚意，跨越整整16年的时间，创作出了这部堪称伟大的作品。

它不仅让“农民工”这个社会底层的群体，真实客观地出现在荧屏上，被更多的人看见，更从侧面反映了留守儿童、隔代教育、农村劳动力流失等社会性问题。

总的来说，这《三姐妹的故事》几乎见证了中国农业社会十多年变迁的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节点、各个重大事件，是集中反映中国三农问题的一部电视文献。

同时，它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学价值和珍贵的生活档案价值。

无论从普通观众还是社会学者的角度，这都是一部值得观看的良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