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见文献中，以“潮数”表示航路之远近，初见于唐时义净（635—713年）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说南海诸洲有十余国，“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惯者准知。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总是其式，广如《南海录》中具述。驩州正南步行可余半月，或乘船才五六潮，即到匕景。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据义净所说，南海诸国之大小及其相互间的距离，难以里数计，富有航海经验的“商舶惯者”按照航行所经的潮数推算（“准知”）里程。唐时驩州治九德（今越南荣市），“匕景”又作比景、北景，当在今越南横山以南（或谓在今越南顺化）。义净说由驩州乘船沿海航行至匕景需“五六潮”，其上文则叙昆仑（掘伦）人之形貌衣着，而昆仑人正是“商舶惯者”。因此，以潮次计量航程，或即得之于善于使舶航海的昆仑人。
实际上，唐时计量航海行程大抵多用航行日数或里数表示。一般说来，远海长距离航行多用日数计程，近海航行则或用里数计程。贾耽《皇华四达记》记广州通诸蕃国海道，谓：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
由屯门山西行，经九州石（在今七洲列岛，属海南文昌市）、象石（在今独珠岛，属海南万宁市），到占不劳山（在今越南中圻），均用航行时日表示其路程。其下所记历诸国到乌剌国航海水程，亦皆用时日表示。而其记由登州经渤海、黄海诸岛至新罗水程，则均用里数表示：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
《元和郡县图志》说东海县（彼时辖境主要在郁州岛上，在今连云港连云区）“西至州（引按：指海州）水路九十里”，也是指航行里程。
宋代远海长距离航行仍多用日数计程，近海航行亦多用里数计程。《诸蕃志》记载：真腊国，“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凌牙斯加国，“自单马令风帆六昼夜可到，亦有陆程”；佛罗安国，“自凌牙斯加四日可到，亦可遵陆”。同书又谓阇婆国在泉州之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月余可到”。由阇婆国东行，“泛海半月至昆仑国。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国。西至海四十五日程。北至海四日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凡此，都是远海长距离航行。《太平寰宇记》说从明州“东北至大海岸浃口七十里，从海际浃口往海行七百五十里至海中检山”，则是以里数表示航行距离。《武经总要》记广州“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二十里皆水浅。日可行五十里，计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又南三日至陵山东（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从广州至屯门山是近海航路，计程用里；从屯门山至陵山是远海长途航行，故以日数计程。
两宋之际，方勺说：“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岛，岛有五所，即《禹贡》之羽山。”虽然仅见此一例，但说明彼时北方沿海已开始使用以潮数计量航程之法。南宋时期，以潮数计量航海行程更为普遍。嘉定《赤城志》记宁海县至台州水路，谓“自县东便风一潮，过五屿洋，至牛头洋小泊；潮，入海门。一日夜至州”。由宁海县到台州，一潮，至牛头洋停泊；再一潮，进入海门，到台州。绍定《澉水志》记海盐澉水镇与浙江间往来水路，谓往程“西南一潮，至浙江，名曰上潭”；回程“自浙江，一潮归泊黄湾，又一潮到镇岸，名曰下潭”。显然，潮数既表示航行的距离，亦体现航行的时间。
昌国县境土皆为岛屿，“星罗棋布，全赖舟楫之利以通”，故“皆以潮数约其里之远近，然海而际天，未可以里计”。宝庆《四明志》谓以昌国县城（在今舟山定海区）为中心，西一潮至交门山（即鲛门山），西南二潮至三山，与定海县分界；东南三潮至韭山，南五潮至隆屿，与象山县分界；西北三潮至滩山，与秀州分界；北五潮至大碛山，与平江府分界；东北五潮至神前、壁下，与海州分界；东五潮至西庄、石马山，与高丽国分界。昌国县辖境在今舟山群岛，其“四至八到”均用潮数表示。
一潮航行的距离并不相同。宝庆《四明志》记定海县“四至八到”，谓县城“东至海岸三里，自海岸至鲛门山（引按：青山屿）约半潮，折三十七里，计四十里；从界首（引按：鲛门山）至昌国县约一潮，计二百里”。从县城“北至本县岸二里，即是海面，直连至平江府海洋为界，但以潮下行舟，约一潮，折二百二十里，其分界处系大海”，“东北到本县岸二里，即是大海，直接至昌国县界，以潮下行舟，约半潮至昌国县金塘乡，折一百五十里；自金塘至昌国县二百里”。同是从定海县出发，“一潮”所折的里程，有80里、200里、220里、300里不等。因此，不能不加分辨地根据潮数计算航海路程之远近，其理甚明。
关于中国古代文献记录航海所用的“潮”，何沛东根据民国《霞浦县志》所说“日夜计二十四点，潮水应二涨二落，俗例自涨而落或自落而涨，各称一潮水”，认为“一潮”就是指潮水一次涨落，并据此认为“古人以两地航道沿途潮汐相继发生的次数（或需要候潮的次数）表示航程的远近”，从而将“潮”界定为古代的航海计程单位。其说虽大致可从，然对“潮”的具体内涵，仍须细加辨析。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宋代文献中用于表示航海水程的“潮”实际上是潮次的简称。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类六·江潮》说“水路视潮次停泊，犹驿铺也”，又说南北舰囷“浮于海，达于江，以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潮次”“视潮次停泊”，都是指根据潮水涨落确定停泊的时间与地点。因此，“一潮”就是一个潮次，代表船舶在一个潮水涨落周期内的起航、航行与停泊，潮水涨落的次数与船只停泊的次数实际上是一致的。
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类六·海道》目下记福州沿海海路，“自迎仙至莆门，平行用退，潮十有五（海不计里）”。“平”，当指满潮；“退”，当指落潮。“平行用退”不能通解，或有误字，揣其意，当指一个潮水涨落周期及其航行过程，亦即“一潮”。自福州与兴化军交界的迎仙港（在今莆田涵江区江口镇）到福州最北境的莆门寨，航行共历“潮十有五”，亦即经历15个潮次。
根据进出港、航行方向、停泊点的不同，每个潮次的起航时刻、航行时间与距离、碇泊时刻均不相同。据淳熙《三山志》所记，从迎仙港至莆门寨，其第一潮，“迎仙港，乘半退，里碧头”。盖自迎仙港乘潮水半退之时出港，至里碧头停泊。注文说迎仙港在大溪（迎仙溪）下游，包括迎仙市与子鱼潭；大溪东流合渔溪后出径港，入海。“潮至子鱼潭”，故由迎仙港出海，必须乘潮水半退时起航。里碧头，即今福清江阴半岛最南端的壁头山，山下即今之江阴港。迎仙港与江阴港相隔兴化湾，水路甚近。三江口一带昼潮满潮时刻一般在午时，过午即退潮。盖在未时（14时左右）出港，戌末亥初（20—22时）夜潮涨起时到里碧头泊岸。这样的“一潮”，从半落到半涨，至多四五个时辰。
其第四潮，由婆弄澚（在今福清东瀚镇东南万安码头）出发，“半退，至银盏舷；乘半涨，取钱藏，出止马门（为过浅，溯朝不克，所以必待半涨也）”。也是在半落时起航，待潮水半涨时出止马门（今平潭海坛岛西的水马门）。即使过止马门后继续航行至满潮，此“一潮”航行的时间也不满一落一涨的整个潮水涨落周期。
其第五潮，由止马门出发，“半退，过帆洋（状如帆），泊大、小练（二练门相去十里，无便风，停留逾月）”。“大、小练”，即今之大练岛、小练岛；“二练门”，即大、小练岛之间的海峡。“帆洋”，当即海坛海峡北口。此“一潮”航行，行程甚短，潮水半退时起航，当在满潮时“泊大、小练”。其第六潮，“出练门，至东西洛止（虽近，过此无泊所）”，航程亦甚短。由于二练门浅狭，此“一潮”当在半涨时起航，满潮后即在东西洛停泊。所以，第五、第六两个潮次的航行时间与距离皆较短。
其第八潮从慈澚出发，越过闽江入海口之南支（南交），到琅岐岛停泊。淳熙《三山志》说南交“港内沙浅，大潮二丈六尺，小潮丈有九尺，最为险阨。舟人多于慈澚候便，及晨潮，方挟橹而济，便风则自外洋纵繂”。则南交海域沙浅多滩，须乘昼潮涨起方得通行。这“一潮”航程从晨潮起涨时出航，当在满潮后即停泊（落潮后则沙浅不便航行），只有一个涨潮期（或稍多），实为半潮，也称为“一潮”。
因此，近海航行中的“一潮”，亦即一个潮次，是指船舶在一个潮水涨落周期内的起航、航行、停泊。船舶一般在潮水半落或半涨时起航，航行一段时间，大约在满潮或潮水回落后即停泊下来，其实际航行时间往往不满一个潮水涨落周期。一个潮次内，船舶在海上航行的时间大约为四五个时辰，甚至只有两三个时辰。
开庆《四明续志》卷5《烽燧》记宝祐六年（1258年）九月沿海制置司所定明州招宝山至壁下山十二铺海道水路甚悉。十二铺之间有11段水程。第一程由招宝山（在今宁波镇海区甬江下游北岸）至烈港山（又名猎港，在今舟山金塘岛，即今沥港），第二程由烈港山至五屿山（今舟山七姊八妹列岛），第三程由五屿山至宜山（今舟山大鱼山岛），第六程由下干山（今舟山沈家湾岛）至徐公山（今舟山徐公岛），第九程由北砂山（今舟山泗礁山）至络华山（今舟山西绿华岛、东绿华岛），无论远近，均“约一潮可到”。第四程由宜山到三姑山（今舟山大洋山岛、小洋山岛），“约两潮可到。傍近别无以次山屿，缘相隔稍远，不问晴明阴晦，烟旗火号，皆难相应”。在宜山、三姑山之间没有别的岛屿可供停泊，两潮可到，当是连续航行一个昼夜（12个时辰）。第七程由徐公山至鸡鸣山（今舟山金鸡山岛），“约四潮可到。傍近别无以次山屿，缘相去隔远，不问晴明阴晦，烟旗火号，皆难相应”。四潮，当是两个高潮、两个次高潮，约为两个日夜。第十程由络华山至石衕山（今舟山花鸟山岛），“风水顺便，半潮可到；风水稍逆，便用一潮。傍近别无以次山屿”。“风水”，指风向与潮水。“半潮”，当指半个潮水涨落周期，亦即潮水一次涨或一次落。宝祐六年，吴潜在论及里洋海路（由旧海州沿海南行，经赣口、羊家寨，转料角，进入长江口）时说：
盖海商乘使巨艘，满载财本，虑有大洋、外洋风涛不测之危，所以缘趁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以为保全财货之计。
里洋海路沙浅多滩，落潮时不能行船，仅在涨潮将半（“潮长四分”）时起航，将要满潮时（“潮长九分”）即抛碇停泊。因此，所谓“半潮”，就是在起潮时起航，满潮前后落碇停泊或靠岸；或者在落潮时出发，干潮前后落碇暂泊。
上引宝庆《四明志》记定海县往平江府、昌国县等处水路，皆称“以潮下行舟”，即在退潮时起航。一般而言，船舶乘昼（午）潮半退出港，夜（晚）潮涨平时泊岸，故一潮大抵由午后至上半夜；或乘夜（晚）潮退潮时出发，至昼（午）潮涨平时泊岸，则一潮大抵由凌晨至午时。在实际航行过程中，何时起航、何时停泊，则须考虑风向、风力与船行方向等各方面因素。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二十六日凌晨（丑时），日本求法僧成寻所乘的船只到达苏州大七山（即大碛山，今舟山大戢山岛），“天翳，不知东西，不出船。巳时，天晴。依无顺风，以橹进船。申时，着明州别岛徐翁山”。阳历四月中旬大戢山的昼潮满潮时刻大约在辰时（8时），巳时正是落潮时分，故即使无顺风，也摇橹起航。“徐翁山”即徐公山，申时正是夜潮起潮时刻（大约14时30分干潮，之后即涨潮）。三月二十七日，成寻一行在徐公山于“巳时，出船。依有北风，以橹进船。未时，着明州黄石山”；又“依南风吹，去黄石山，回船，着小均山，黄石西南山也”。这也是在落潮时起航，涨潮时泊船。四月一日，他们从小均山出发，“辰时，依北风吹，出船。申时，着岱山”，则是在涨潮时起航，落潮时停泊。四月二日，从岱山出发，“辰时，出船。依潮满，以橹进船。午时，到着东茹山”。盖辰时正当涨潮，并不利于起航，故以橹进船。四月四日，他们从东茹山（亦有作“东茄山”者，皆误，当作“东兰山”，即今舟山秀山岛）出发，“巳时，依有顺风，出船。向西行，上帆驰船”，这也是在涨潮时起航，盖有顺风之故。“未时，南见烈港山金塘乡”，因宋朝官府不准成寻等人的船前往明州，故“申时，出船，向东山北边。同二点，止船”。盖成寻所乘船只在烈港山附近停泊一个时辰后，复起航驶向甬江口的招宝山，申时二点（约15时30分）在甬江口停泊。四月五日，“巳时，得顺风，出船。午时，着明州陆地边”，则是利用涨潮进入甬江口，在满潮时分泊岸。显然，舟师充分考虑了潮水涨落、风向等因素，从而得以顺利行船。
正因为近海航行要考虑诸多因素，并不只是根据潮水的涨落行、泊，所以每一潮的实际航程并不相同；而在同样的航路中，来往程航行遭遇的潮水涨落、风向等亦不相同，故潮次亦不相同。由澉水镇至浙江，上潭（去程）一潮，下潭（回程）两潮，就是明证。所以，以潮次计量航程，应当是舟师计算航海行程与时间的方法，更切合于航海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