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阔别2年,归来已是满目疮痍。从此,我就更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我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
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我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我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后来,国民党政府想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我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此外,还接连派出政坛威逼利诱,让我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我义正辞严,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暂避锋芒,我不得不考虑再度流亡,但前次流亡,负债尚未还清,在经济上无力远行,我只好出走到距离较近的香港。
第三次流亡便是在抗战时期。淞沪抗战,上海战局支撑3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我和挚友以及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备西撤,重点是重庆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内地开设分店,继续宣扬爱国抗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