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把日子活成废人或者我这样，你才不怕被别人威逼利诱

这得从我小时候求学说起。我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虽然这种教育与熏陶，对我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我坚实的文学基础。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我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我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我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出于不愿让家人失望，我平时学习很刻苦，成绩也挺优异， 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 ，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我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但想进入新闻界还是有点困难的。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我这就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后来，我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我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我参与过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我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1926年，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我担负编辑责任。这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

正如上面所说的，1926年便是我踏入新闻界的开始，总的来说，在我短暂的48年中，最主要办过的报刊和报纸可归纳为 “六刊一报”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三日刊。 此外，我还出版过很多图书，开过很多家书店。仅抗战时期被查禁的书目，就有二百多种。我主持的生活书店，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五十六家书店被查封五十五家，四十多位经理被捕。当时还在参加国民政府的参政会，我只有辞去参政员，含着眼泪，愤然离开会场。

现在来具体讲讲我的办报历史。我在主持《生活》周刊后，便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同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我是很注重联系群众。我无论再忙，也总会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我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在我经营之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我经常对同事们说：“作为编辑，我只是为读者服务，一生乐此不疲。”但同时，我被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我也名列黑名单，不得已7月流亡出国。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7月14日，我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第一次流亡生活。

我虽然是在逃亡，但其目的也是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我一路奔波，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我认为，当时的世界正处在两边极端一面：一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而中华民族的出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我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我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

与祖国阔别2年，归来已是满目疮痍。从此，我就更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我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

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我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我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后来，国民党政府想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我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此外，还接连派出政坛威逼利诱，让我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我义正辞严，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暂避锋芒，我不得不考虑再度流亡，但前次流亡，负债尚未还清，在经济上无力远行，我只好出走到距离较近的香港。

第三次流亡便是在抗战时期。淞沪抗战，上海战局支撑3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我和挚友以及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备西撤，重点是重庆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内地开设分店，继续宣扬爱国抗日精神。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国共双方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当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当局，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2日深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我、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移送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我们7个人在当时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后来，经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谴责以及声援后。在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我们等7人释放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