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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硅谷”,还在硅谷?

制造界  · 公众号  ·  · 2024-05-28 00:03

正文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图源:AI生图、视频截图

遥遥领先还是差距拉大?
美国旧金山时间5月22日下午,我们走进位于硅谷腹地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英伟达总部时,他们刚刚发布了第一财季报告—— 营收260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净利润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628%。 这一惊人业绩再次震惊了全球科技界。
截至上周收盘,英伟达市值达到 26190亿美元,在美国“科技七巨头”中,仅次于微软(31971亿)、苹果(29132亿),领先谷歌(21625亿)、亚马逊(18931亿)、Meta(12130亿)、特斯拉(5716亿)。如果以 市盈率 计算,英伟达高居第一。
对比中国目前已上市的科技企业,按上周收盘并以美元(或折合为美元)计算,市值排名前七的是:腾讯控股,4561亿;拼多多,2188亿;阿里巴巴,1965亿;宁德时代,1221亿;美团,926亿;比亚迪,841亿;美的集团,642亿。之后是网易(583亿)和小米(580亿)。人们熟悉的京东市值为463亿,百度为352亿。 从市值看,微软相当于7个腾讯,亚马逊相当于9.6个阿里巴巴,谷歌相当于61个百度。
曾几何时,腾讯和阿里都是世界十大市值公司,市值压倒Meta和亚马逊,而今落后很多。今天在所有已上市华人科技企业中,跑在最前面的领头羊是台积电,市值接近8300亿美元,领先腾讯和阿里不止一个身位。

上周写完《 下一个“中国”,怎样还在中国? 》,我从浦东飞往旧金山。此行是作为正和岛全球标杆案例探访团的行程导师,和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以及30多位中国企业家一起,到硅谷和西雅图探访美国的顶尖科技企业。

原本想写一篇《下一个 “美国”,是否还在美国?》,但题目太大,所做调研很肤浅,也不容易说清楚。总体上,如果和上世纪80年代从书本里阅读美国相比,和2000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相比,答案大概是No,我觉得美国在不少方面的“ 灯塔效应 ”已大不如前。
不过,美国自身的很多特质,如优越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移民文化等,“还在美国”,将会继续。同时,美国在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若干前沿科技领域的优势依然明显。
在实地走访了微软、苹果、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和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 我的感觉是,中国主要科技企业的视角和事业基本还在国内,很现实,很眼前,而美国几家顶尖科技企业的愿景和思考角度不止于美国,还包括世界,人类,乃至宇宙。
|微软:我们的使命是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组织,成就不凡。
多年来,围绕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我一直在一线奔走和发声。但此次美国之行让我开始反思:当我们越来越骄傲地沉浸于中国力量的“遥遥领先”和“美国在走下坡路”的自嗨时,至少从科技维度看,美国并没有衰退,在AI方面还拉大了和中国的差距。
下一个“硅谷”,是否还在硅谷?要想引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需要有什么样的企业和环境?这样的探访和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趋势,认清自己,迈向未来。
黄仁勋、辛顿、李飞飞
英伟达总部大楼,从外形看是一个钢筋玻璃构成的大三角,从内部看像一座宇宙飞船,大量的会议室都是以《星际迷航》中的地点、天体、外星种族、星际飞船命名。
一片空旷的大厅刚刚布置成一个会场,接待者对我们说:“今天发了财报,明天上午是一季度公司大会,黄总会来讲话。”
黄总就是黄仁勋,他出生于1963年,1973年随父母和大他两岁的哥哥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他曾说,父母并不富裕,但辛勤工作,他也在寄宿学校清理过厕所,在 Denny 's餐厅 当过洗碗工、清洁工、服务员。这些经历让他懂得了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1993年,他与两位好友从开发一款能在个人电脑上实现逼真3D图形的芯片入手,创办了英伟达。
一位随团企业家说,他最佩服黄仁勋的是他已经做了31年CEO,还充满热忱,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且英伟达目前的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直接向他汇报。
黄仁勋认为,简单的层级结构有利于把所有信息分享给团队中的每个人,让他们像交响乐团那样,共同奏响同一首曲目。每隔一周,这60人会齐聚一堂,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而当管理向下扩展时,则不是采取“1:60”的模式。因为随着层级增加,所需要的监督也会增多,经理们要承担大量管理工作,无法对应那么多下属。但在上面,黄仁勋坚持,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是其直接下属。
他曾说,“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访问信息时,我们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公司的发展。这是赋权的核心。”
我来硅谷前,听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谈起黄仁勋。他们刚在西雅图交流过。他说,黄仁勋最触动他的是,虽然有如此成就,但人很humble(谦卑)。过去黄仁勋早上5点醒来就起床,现在因为家里的两只狗总是在6点醒来,而任何震动都可能吵醒它们,所以他就在床上安静地阅读,等到6点再起床。
这位企业家说:“ 一个人,愿意为了某种东西克制自己,其实很重要。 不少人就是在成功后眼里只有自己,最后造成了灾难。”

我们在谷歌参观,以及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I实验室联合主任Pieter Abbeel教授讲课时,都听到了辛顿(Geoffrey Hinton)的名字。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2018年获得了 图灵奖
2012年,辛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时,和两个学生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公司。他们通过对数百万张照片的分析,打造了一个能识别常见物体的系统。其中一个学生叫伊利亚(Ilya),他后来成为OpenAI的首席科学家,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
2013年3月,谷歌以4400万美元收购了辛顿的公司,当时他们所做的系统为后来的ChatGPT、谷歌 Bard 大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
英伟达
我对辛顿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去年5月宣布从谷歌离职。 理由是他觉得AI聊天机器人所带来的某些危险“相当恐怖”,担心AI会对人类构成威胁,担心通过利用AI,网络上会出现很多虚假图片、视频和文字 ,担心未来类似于“杀人机器人”的自动化武器可能成为现实,担心一旦AI通过阅读小说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来学习欺骗他人,一旦具备了“欺骗”能力,也就具备了轻易控制人类的能力。
他在社交平台解释说,他之所以从谷歌辞职,是为了可以在不考虑对谷歌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谈论AI的危险性。
在离开谷歌后,辛顿继续做他感兴趣的研究。不久前他说,训练大模型需要耗费大量算力,为此可能需要放弃计算机科学最基本的原则,即软件与硬件分离。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硬件的丰富模拟和高度可变的特性,以实现“凡人计算”(Mortal Computation,有生有死的计算)。
此时,软件的存在也依赖于硬件,就像人的智慧依赖于其身体的不可随意复制一样。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就是当具体的硬件损坏时,软件或者“学到的知识”也会随之消亡。怎么办?辛顿提出了 “知识蒸馏” 的概念,即把旧硬件上的知识用蒸馏的方式转移给新硬件,就像知识“从教师传授给学生”。
像辛顿这样的教授,他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整个人类提前去思考问题的人。

也有科学家从校园走向产业界。有“人工智能教母”之称的李飞飞最近就从斯坦福大学学术休假两年,瞄准“空间智能”首次创业。她将“空间智能”定义为“从物体之间的关系中获得预测和洞察力的能力”。比如,你可以给机器人下达指令,“打开上面的抽屉,小心花瓶!”然后“大语言模型+视觉语言模型”就能从3D空间中分析出目标和需要绕过的障碍,帮助机器人做出行动规划。
她表示,AI对空间智能理解的进步,正在催化机器人学习,使我们更接近“让AI能与世界互动”的目标。

硅谷好像是一个加速器,让各种类型的聪明人在这里获得生命与智慧加速的力量。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它都可以帮助你绽放最纯粹的向往。黄仁勋、辛顿、李飞飞这些人当然也都是“网红”,但他们红的原因,是提出 第一流的见解和洞察 ,自然赢得关注。
而国内一些网红企业家,热衷的是挖空心思搞流量,为的是卖产品,变现,公关,却极少能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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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工程设计学院教授Barry Katz在为我们讲授《创新设计思维》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硅谷擅长激发创意而中国擅长执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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