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原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2024年的国际安全局势动荡不安，全球军费开支上涨，大国战略互信持续下滑，地区冲突与热点危机频发，核不扩散体系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在多边对话陷入制度性僵局之际，“停滞”“碎片化”“政治极化”成为国际军控领域的年度关键词，特朗普的再度上台更为国际军控形势的未来走向增添变数。
特朗普首个任期对国际军控体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对双多边军控安排表现出高度不满，采取了一系列“退群毁约”的举措，包括退出《中导条约》《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开放天空条约》，以及撤销《武器贸易条约》签字并拒绝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特朗普首任在单边克制问题上采取逆行姿态，先后提出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放宽反人员地雷的使用限制，甚至考虑恢复地下核试验。
特朗普首任曾尝试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新军控架构。比如，在未经中方同意且缺乏现实谈判基础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与美俄一道进行三边核裁军。再比如，曾试图通过与朝鲜达成“大交易”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特朗普在军控议题上的摇摆性和两面性反映了其一贯的零和博弈与交易型思维——凡是能为美国带来相对收益的军控安排，便予以推动，对需要美国自我约束、妥协让步的机制则断然拒绝。
拜登政府曾尝试对美国军控政策做出补救性调整，例如恢复俄美战略稳定对话，并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五年。中美举办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并达成“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的共识。但受地缘政治紧张与国内政治分裂的双重影响，拜登政府的军控努力收效甚微。
特朗普再度上台或令美国的军控立场变得更加单向和短视。
新一届政府的人事安排表明，特朗普对官员忠诚度的考虑远优先于专业性，在非专业化效忠者充斥内阁的情况下，美国的军控政策可能会更向特朗普本人的政策偏好靠拢，受到其极端决策的直接影响。
特朗普政府或将继续选择性支持对美国更“划算”的军控议题，回避任何需要美国做出让步的议题。有鉴于军控本身就是潜在对手间基于相互利益的特殊军事合作，对异常强调相对收益的特朗普而言，即使与盟友间的合作都存在不少阻碍，与对手的合作恐更加困难。
在安全议程方面，受美国两党政治传统影响，军控与威慑之争将进一步升温。在共和党鹰派主导下，主张增加国防预算和发展先进武器以强化威慑的声音将占据上风，专业军控人员与建制派影响力被削弱，军控思路恐难在美国总体安全议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这些政策变化将使国际军控秩序面临更严峻考验。
一是国际军控条约体系加速瓦解。在多场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爆发的背景下，美俄核军控的最后支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岌岌可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屡遭质疑，美国部分盟伴国家国内亦出现无视《核不扩散条约》的自主拥核言论。如果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强硬施压的方式解决相关冲突，或逼迫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这三项军控机制均可能面临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