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92年，邓小平视察蛇口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2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与改革开放有关的谈话，史称“南巡讲话”。
讲话强调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
“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
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
讲话里还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①
这些话，鼓舞了许多沉窒的人心。
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一林，后来在回忆里写道：
“（南巡讲话）犹如寒冬里的一声春雷。……真正获得了博士学位，也没感到极大兴奋，甚至还没有听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那么激动。”②
经济学家厉以宁，当时正在广东过春节。听到“南巡讲话”后，他激动地填词一首：
“驱车直下珠江 / 细思量 / 何故这边常绿那边黄？ // 创业绩 / 人尽力 / 任飞翔 / 难怪这厢温暖那厢凉！”③
图：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上海，观看浦东开发区模型
远在辽宁大连的
“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
也很激动。
“南巡讲话”之前，这家“三产服务公司”
（管理权在政府，但公司须自负盈亏、单独核算，不享受补贴等待遇）
，已经充分品尝过“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甜头。
这家小地产公司，曾一度沦落到亏损百余万元，拿不到计划指标，只能靠着向其他企业购买指标苟延残喘的绝境。1988年前后，他们接下了大连市所有国有房地产公司都不愿意接手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那是一个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公厕掏一次大粪整条街要臭好几天的老旧居民区，建筑多是日本殖民时期所造，结构早已老化，冬天没有暖气。住户大多属于低收入家庭。
按当时的政策，改造后，原住户每人至少须分配居住面积35平方米（原人均居住面积超过35平方米者，仍按原居住面积分配，人均不足35平方米者，须由房地产公司倒贴补足）。如此计算下来，改造的成本将高达1200元每平方米，已超过了当时大连市的最高房价。
这是该市所有国营房地产公司，均不愿接手该项目的主要原因。
走投无路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靠着“市场规律”，破解了这桩困局。
尽管“商品房”已恢复多年，但当时的市场上，仍鲜有好的商品房。统计数据显示，
1989年全国商品房的合格率，只有51.3%。1988年到1990年竣工的楼房，屋面渗漏率高达35%，卫生间渗漏占39.2%，因施工问题造成渗漏者占52%。
④且多数房屋面积逼仄、户型局促，并不宜居。
与商品房质量普遍低劣相对应的，是80年代的城镇化进程，造就的民众对住房的巨大需求。
以广东为例。1986年完成的全省房屋普查资料显示，该省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只有11.04平方米，人均实际住人面积只有5.6平方米。全省缺房户，占到了普查户数的35.6%。
⑤
在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首度在该市建起了30层的高楼，推出了超过130平方米的大户型，采用明窗大厅设计、使用铝合金窗；还为每套房子配备了防盗门、建造了洗手间——
在当时，几乎所有国营房地产公司，都未曾推出过这种大户型，也没有明窗与暗窗概念。而且，按照约定俗成，大多数普通住房是不会配备洗手间的，带洗手间的住房，往往被视为县团级身份之人才有资格配备使用。
故此，当房子建成并卖出后，某些机构还曾找到“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要求他们提供买房人的具体身份，以“核实”其是否有资格购买带洗手间的房子。“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拒绝了这一不合理的要求。⑥
图：80年代的大连街头
这种尊重市场需求的做法，为“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带来了超过一千万元的利润。棚户区改造后的800多套房子，标出了1600元每平方米的天价，却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
市场已经敞开了怀抱，但体制仍制约着“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的步伐。
比如，公司内部有两名司机，无视管理制度，在公司欲用车时常因各种个人原因不在岗。管理层欲将之辞退，二人反对着管理层鼓噪，说自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管理层无权将其辞退（“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的人事权在当地政府，不在公司管理层）。管理层只能找到西岗区政府，以辞职作为抗议，才终于开除掉这两名司机。
类似的故事，在转型时代相当常见，并不仅仅只发生在“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身上。
比如，号称“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的深圳竹园宾馆，80年代初因推行“微笑服务”，也发过一场类似的风波。
当时，香港投资方要求宾馆实行规范化管理，客房必须每天清理，洗手间保洁后须喷香水，女服务员须化妆上班，所有工作人员对待旅客须笑脸相迎。
但在宾馆的“深方经理”等人眼里，“女服务员涂口红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服务员挂胸牌对顾客微笑弯腰被称为低级趣味”，他们带领服务员坚决与香港投资方作斗争：“规定女服务员不能抹口红，不能化妆，不能开展‘微笑服务’。”
香港投资方对此非常头疼。他们欲在工资待遇上对那些拒绝微笑服务的员工做出处罚，但员工的回应却是“工作是国家给我的，小小竹园宾馆不能改变这些待遇”。他们欲对那些两三个月不上班的员工做出开除的决定，员工的回应却是“社会主义还开除人，天大笑话”。⑦
事情最后发展至深圳市委派出调查组，进驻竹园宾馆，才勉强得以解决——事实上，调查组内部讨论时，仍有人提出异议，反对支持香港投资方：
“社会主义炒工人的鱿鱼不得了！今天这个企业炒几十，明天那个企业炒几十，全社会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哪还像社会主义？”
关于此事的处理经过，“竹园宾馆事件调查组”组长李定的回忆，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
“我说你
（香港投资者、竹园宾馆董事长刘天就）
要解雇多少人？
他提出17个人。我说你挑一挑，能不能少一点？他一共报了6个人给我，我就批了：解雇。
结果其中一个是某地委书记的儿媳妇，几个月不来上班，就解雇了。哇！闹得不得了哇！地委书记来找我，
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够解雇工人！最多你是教育她。我说教育不听怎么办？他说你不能让她失业。
拖拖拖，拖了两三个月，她看见不行了，也就走了。”
再比如，1987年冬，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于北京前门正式开张。这家世界快餐业巨头，也遭遇了与“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相似的问题。
据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第一任中方董事长夏觉回忆，当时，“美方人员三令五申强调，不但要保证食品质量和本店纪律，还要求每一个服务人员必须和颜悦色，面带笑容，否则便不予任用。”结果，服务人员经常去找夏觉抱怨：
“这么要求谁受得了呢？”
而当肯德基公司试图对无视管理制度的员工实施处罚时，招来的竟然是员工父亲的杀猪刀。夏觉回忆：
“还有个女员工小张，挺精干的，但老迟到。肯德基有规定，迟到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就书面警告，第三次除名。这事由外方总经理沈启顺管理。当时北京还是铁饭碗盛行的时候，哪有开除一说。她爸爸是屠宰厂的，听说女儿要被开除，嗬，拿杀猪刀就来了，非得见到外方总经理不可，说：‘你们美国人凭什么跑到这儿来，说把我们孩子开除了就开除了，有这个规矩吗？’……”⑧
图：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
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铁饭碗意识。要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来替代“铁饭碗”，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引进外资的代表性企业肯德基，尚且不是易事。在辽宁大连，自然更是阻力重重。
事实上，即便“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的盈利已经过亿，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仍然极为有限，连给员工提供一次人均200元的旅游福利，也做不到。旅游活动遭人举报，政府未追究管理层的“滥用公款”之责，却要求“每名员工必须把公费200元补回来”。
1992年的“南巡讲话”，成了“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的命运转折点。
讲话再次确认了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姓社”还是“姓资”不再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门槛，私营企业的活动空间大增，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也再次提速。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响应“南巡讲话”的精神，决定在大连市选择3家先进公司，作为第一批股份制改革试点。
尝过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也尝过了“计划体制”的制约之苦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第一时间提交了改制申请。
管理层期望通过改制，解决三大难题。
第一，管理层没有任何任免干部、录用和辞退员工的权力。公司进出员工，须劳动局审批；任免干部，由人事局统一管理。最了解企业发展需要何种人才的管理层，既无惩治和辞退员工的权力，也无拔擢和奖励员工的权力。简言之，他们无法为企业及时调整人力资源，无法对内部人事实施有效管理，连辞退两名不合格的司机，也困难重重。
第二，企业的“婆婆”太多。许多时候，一个项目尚未完成，即会有人打着“婆婆”的旗号出现，过来要走十几套房，使企业的利润流失严重。
第三，管理层没有分配薪酬的权力。员工只能拿固定工资，管理层无权制定激励机制。如前所述，安排一次人均200元的集体旅游，亦会被人以“挪用国有资产”之名举报，虽然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向每名员工追回200元资金的善后处理，对企业管理，无疑仍有极大的负面效应。
图：1990年，“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捐款100万元建设的大连市西岗区教师幼儿园
管理层希望“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变成一个纯粹的市场化公司。
大连市体改委同意了申请。同意的原因有二。第一，“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之前在经营上的成功，有助于其转型成功；第二，企业改制，相当于脱离国企编制，多数人选择观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者并不多。
改革需要一个成功的标本，来吸引众人将改革推进得更深。
这样的标本并不易得。可以参考一组数据：
1994年8月，广东省政府确定了250家企业，进行改制试点，欲助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不愿脱离国企编制等缘故，至1996年3月，试点企业调整为187家。到1997年底，只有1/4的企业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4仍是国有独资公司，有1/5的企业，完全未按《公司法》进行改制。⑨
1994年的广东尚且如此，1992年的大连，鲜有企业愿意响应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不难理解了。“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愿意做第一批吃螃蟹者，无疑是在为当地的改革提供示范性助力。
这一年，“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有了一个新名字：
万达。
图：创立万达集团的小楼
注释
①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收录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56~367页。
②（美）刘一林，《中国魂美国梦：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第186页。
③厉以宁/著、江力/选编，《难忘的岁月》，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第61页。
④杨渭源，《中国商品房质量大观：楼“娄”》，《中国质量万里行》1994年第1期。
⑤周治平，《城市住宅紧张及其对策》，收录于：广州房地产经济研究会/编，《广州房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第21~24页。
⑥柳润墨/编著,《中国新首富的地产王国》，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第27页。
⑦董建中/主编，《深圳经济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第44~46页。
⑧刘慧娟，《落户北京的第一家肯德基——访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夏觉》，《北京党史》2010年第1期。
⑨陈祖煌等/著,《国企改革：转轨与创新——从广东的实践看未来中国改革的路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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