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税收征管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利用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抑制作用，并揭示了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意愿，尤其在税费负担较重、税收征管较弱、营商环境不佳和风险管控薄弱的企业中表现更为强烈。机制分析表明，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通过降低企业税法遵从度和加大企业政商关系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研究结果对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机制分析表明，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通过降低企业税法遵从度和加大企业政商关系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
研究结果对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今天是2024年10月26日，星期六，农历九月二十四，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晨曦中的态度，悄然勾勒未来轮廓。日间笃定耕耘，夜幕方能安详拥抱梦境。早起，是开启一连串积极循环的钥匙。时光荏苒，虽不可阻，然驾驭时光之舵，尽在自我掌控。此刻点滴努力，皆是铸就未来自我之石。美好的一天从唤醒每一个“早起”的希望开始！周六，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65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单日业务量再创新高，我国快递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国家邮政局获悉，10月21日至23日，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约为19.20亿件，同比增长48.7%；投递快递包裹约为16.55亿件，同比增长29.5%。其中，10月22日揽收快递包裹7.29亿件，同比增长74.0%，刷新单日业务量纪录。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快递业的发展韧性，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也展现了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人民网）
蔡子微评：
我国快递业与消费品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对促进产业升级和满足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快递业的快速增长为消费品制造业提供了高效的物流支持，缩短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快递服务的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两者的相互促进不仅提高了供应链效率，还增强了市场的活力。政策的支持和技术创新将进一步推动两个行业的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话题关注：我国快递业与消费品制造业协调发展评价研究——基于耦合模型视角
2、九月企业信用指数出炉，积极变化显经济韧性。
今年9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36，高于8月1.30点。第三季度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7.35，前三季度企业信用水平保持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同时，区域企业信用水平积极向好，各行业信用指数较8月均有所提高，行业信用水平普遍提升。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前三季度企业信用状况总体平稳，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经济参考报）
蔡子微评：
九月企业信用指数的发布，彰显了经济体系中积极变化的迹象，反映出企业在面对复杂市场环境时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这不仅是对企业信用状况改善的直观体现，更是市场信心回升、经营环境逐步优化的重要信号。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企业通过加强内部管理、优化财务结构、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等措施，有效增强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与信用水平。
3、
养老第三支柱迎新政：“商保年金”概念落地，多措并举共促发展。
10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年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商业保险年金的概念，提出了推动业务发展、加强监管的相关举措。金融监管总局表示，《通知》的发布，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发挥精算技术、长期产品开发和长期资金管理的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养老保障和跨期财务规划服务。（证券日报）
蔡子微评：
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入，单纯的基础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养老群体。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体系的补充，可以有效地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但由于目前中国居民保险素养欠缺、商业养老保险供给侧产品设计缺乏吸引力，因而居民的参与度不高。对此，一方面
促使更多保险公司进入该领域，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供给将进一步丰富；另一方面更多参与主体、更广的覆盖面，将有助于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优化，为包括保险在内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发展积累经验，从而更好满足老龄群体养老需求。
话题关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扩容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构建
4、跨境支付行业受市场关注，多只概念股封涨停板。
跨境支付行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国际市场交易模式，成为连接各国经济、畅通全球贸易的重要纽带。近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银行业运营大会2024年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支持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合格银行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述消息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A股市场上，跨境支付概念股也表现活跃。近日，跨境支付概念股持续活跃。从昨日市场表现来看，跨境支付板块指数一度涨超2.5%，成交额达250.61亿元。（
证券日报
）
蔡子微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会上的表态，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推动跨境支付便利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积极态度，政策的支持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方向。CIPS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安全、高效的服务能力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随着CIPS的不断完善，预计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此外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和应用，为跨境支付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货币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可能会改变传统的跨境支付模式，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成本。
话题关注：数字货币背景下跨境支付体系的国际化新路径探索研究
5、首创市场法估值为参考依据，深圳AI公司数据资产质押获千万融资。
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作为“食材”、算力作为“火力”的产业发展脉络已逐步清晰。作为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核心，数据资产化能赋予数据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经济发展。而要将数据从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形态，离不开数据资产估值这项推动数据资产化的重要前置工作。聚焦到深圳本次落地的数据资产融资项目采取的“市场法”，这类资产评估方式主要采用替代原则，将待估对象与在近期内已经发生的类似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数据资产的质量、供求、期日、容量以及其他因素等差别，修正得出待估数据资产的价格。
（21经济网）
蔡子微评：
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作为“食材”、算力作为“火力”的产业发展脉络已逐步清晰。作为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核心，数据资产化能赋予数据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经济发展。而要将数据从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形态，离不开数据资产估值这项推动数据资产化的重要前置工作。深数所首创市场法估值帮助企业实现从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到数据资产价值变现的价值闭环。积极构建完善的数据资产定价与流通交易体系，通过高效合规的流通规则，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交易，实现价值共创、资源共享。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资产估值定价与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6、搭建投融桥梁，助力“金融+科技”双向奔赴。
10月22日，由中国财富传媒集团、海聚博源科技孵化器承办的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科技大会——“投融资视角下的科技与金融赋能发展”专场活动在北京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成功举办。嘉宾们围绕投融资需求，共同探讨投融资视角下科技与金融赋能发展的新路径、新策略和新机遇。当下，科技缺乏度量指标，无法评估对经济、贸易、外汇、股市、产业等影响，进而无法深化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因此，细化科技度量指标，才能促进科技与金融问题的吻合，真正实现对接。（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科技大会“投融资视角下的科技与金融赋能发展”专场在北京成功举办。活动中，专家和行业领袖们探讨了科技与金融融合的创新路径，特别强调了细化科技度量指标的重要性。科技度量指标的建立对于精准评估创新成果尤为关键，而产业与资本的紧密协作则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产业生态，未来的机遇将更依赖于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结合。
话题关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金融+科技”发展模式的科学内涵、价值遵循与实践取向
7、以集群化发展促进长三角合成生物产业融合创新。
合成生物学作为21世纪生命科学领域的颠覆性技术，被视为“未来产业”的新核爆点，在科技和产业创新两个层面均具备全面颠覆现有格局的潜力。本文将探讨长三角地区如何通过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与跨区域协同，推动合成生物学的跨越式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高地和产业集群。
（澎湃新闻）
蔡子微评：
长三角地区科研实力雄厚，人才汇聚，已成为合成生物学科技创新高地，同时合成生物学也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创新引擎。长三角地区各地根据自身的科研和产业基础，积极采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打造合成生物领域的产业创新高地，营造一流的产业发展生态。
话题关注：长三角地区合成生物产业生态协同与产业集群研究
8、把握机器人产业发展关键期。
一段时间以来，京津冀、上海、广州等地瞄准机器人产业聚集地目标，推动创新、制造、服务等资源共享，实现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同步跃升。大量机器人产品已经在工厂、超市、家庭等生活场景大展拳脚，我国机器人产业成绩显著。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我国稳居领头羊行列。据统计，“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5%。2020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1.2万台（套），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近3年来新增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在人形机器人领域，2023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增长至39.1亿元，同比增长85.7%。预计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200亿元。（中经网）
蔡子微评：
机器人产业的强劲动力和巨大潜力，已经在工厂、超市、家庭等生活场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这种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继续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完善推广软环境，为机器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话题关注：政策引导背景下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实践路径
9、广西桂林多措并举，助力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10月24日，广西桂林市召开聚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新闻发布会。桂林市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促进局副局长王鹏表示，市世旅局牵头编制《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发展目标指引(2023—2030年)(第一版)》，旨在探索一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标体系，成为建设工作的科学指南，为评估建设成效提供依据。（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区域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之一，而其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精心规划和可持续管理，可以充分挖掘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是确保旅游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的基础，需要在旅游开发中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政策的扶持、科技的创新和社区的参与对于促进这一耦合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话题关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演化机制分析
10、
佛山：支持城中村改造项目利用专项借款购买存量商品房用于村民安置。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六部门24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包括，取消居民家庭在本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南海区桂城街道、顺德区大良街道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限制年限规定，商品住房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即可上市交易。支持城中村改造项目利用专项借款购买存量商品房用于村民安置。允许自持商品住房上市流通。结合商品住房去化周期、区域人口变化，科学规划增量优质住宅用地布局。对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最高贷款额度上浮20%; 允许缴存职工申请将本人尚未结清的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财联社）
蔡子微评：
取消新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限制年限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针对二孩及以上家庭的贷款政策调整，体现了对家庭发展的支持，符合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话题关注：家庭结构变化视角下佛山住房贷款政策的形成过程与演进路径
11、
培植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发展沃土，山东青岛是如何做的？
近年来，青岛市落实常态化联系、精准化服务企业工作机制，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深耕细作“专精特新”梯度培育赛道。截至目前，青岛市创新型中小企业3126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2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190家。在2023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中，青岛市位列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第8位。在市场环境方面，青岛市位列副省级以上城市前5名。（第一财经）
蔡子微评：
山东青岛在培植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发展沃土方面，通过落实常态化联系、精准化服务企业工作机制，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并搭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平台，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青岛市政府注重创新驱动，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推动了众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还吸引了大量优质民营企业落户。这些举措有效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提升了整体产业竞争力，展现了青岛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显著成效。
话题关注：营商环境优化、产业协同集聚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
12、善用数字科技增加幸福温度。
日前，“双11”电商购物活动已鸣锣开市。与以往不同的是，数字卡券优惠变现的门槛少了，消费者不用再为凑单而进行各种计算；商家获得的数字科技支持多了，通过系统自动筛选与打标，就可轻松获得推广与搜索流量支持。平台企业展现出全新姿态，共同汇聚起数字力量，推动消费回暖和经济提振。（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平台企业是数字科技的集成者、重组者和推动者。数字科技有利于协助企业提升效率、创新创造，同时企业也要注意数字科技的合理使用，放眼长远，增加“技术温度”。越来越多平台企业通过数字赋能降低交易成本，让人们自主、自愿、自由地参与其中，持续扩大内需，推动商业和市场的发展。
话题关注：数字科技如何赋能平台企业才能提升用户活跃度？
税收征管感知与企业投资意愿——基于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作者：
毛德凤,彭飞,魏升民.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9期
导读
摘要：
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对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变化，利用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从企业家主观感知视角探究了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且这一效应在税费负担较重、税收征管较弱、营商环境不佳和风险管控薄弱的企业中更为强烈。机制分析表明，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降低了企业税收遵从意愿，提高了政商关系成本，进而弱化了企业投资意愿。本文研究结论既进一步验证了税收征管在企业行为层面的积极治理作用，又有利于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
国税地税合并;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税收营商环境;投资意愿;
引用格式：
毛德凤,彭飞,魏升民.税收征管感知与企业投资意愿——基于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09):35-46.DOI:10.19681/j.cnki.jcufe.2024.09.001.
一、引言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1)
资料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
这充分说明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其中私营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私营企业为1 561.4万个，比2013年年末增加1 001万个，增长178.6%，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由68.3%提高到84.1%。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一系列重大文件，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提供了坚实支撑。但在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影响下，民间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私营企业投资意愿略显不足(见图1、图2)，成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新问题。
图1 2021—2023年各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图2 2021—2023年分季度企业景气指数
如何解释这一时期民间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的现象，学者们对此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重点关注既有的结构性制度障碍、政策引导机制不畅、金融资源配置失衡、挤出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等影响因素。例如，陈小亮和陈彦斌(2022)
[1]
认为近年来产能过剩等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低迷，民间投资在第三产业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等结构性障碍限制了企业的投资热情。陈光和顾纯磊(2023)
[2]
研究发现各地金融资源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对民间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宋鹭等(2023)
[3]
通过构建一个带有偶然性约束的DSGE模型，实证验证了逆周期政府投资调节在稳定产出的同时，会产生棘轮效应，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攀升和对民间投资的抑制。然而，这些文献成果对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现象的解释未能跳出已有的传统解释框架，即主要遵循“某一变量(X)→民营企业投资”的研究思路，重点强调某一制度因素或某类环境变化对民营企业投资带来的可能冲击与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难言新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事实上，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需要根据未来的期望成本和收益进行决策(聂辉华等，2020
[4]
)，这些决策大都是企业主要是企业家主动乃至超前做出的。一方面，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经典文献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宏观因素(樊纲等，2010
[5]
)，企业家是制定并持久影响企业战略的领导者(黄苏萍等，2019
[6]
；杨繁等，2023
[7]
)，而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企业家的主观感知发挥作用(Bai等，2006
[8]
；何轩等，2014
[9]
；马骏等，2019
[10]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文献转向关注企业尤其是企业家对外部制度或环境变化的自我感知，这在中国情境下尤为适切。究其原因，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门类繁多的体制机制安排和各式各样的资源错配，导致中国企业面临巨大的转型和竞争压力，使得企业家尤其是私营企业家对外部变化高度敏感，企业经营意图会随其对制度环境的感知而共振，并对企业的投资意愿、战略决策、创业绩效等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徐炜锋等，2021
[11]
；阳镇等，2022
[12]
；杨繁等，2023
[7]
)。
梳理已有文献成果，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围绕企业家主观感知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外部环境与风险感知(何轩等，2014
[9]
；徐炜锋等，2021
[11]
；刘贯春等，2022
[13]
)、经济社会地位感知(马骏等，2019
[10]
；马凌远和李晓敏，2021
[14]
)、经济不确定性感知(聂辉华等，2020
[4]
；方明月等，2023
[15]
)、政府宏观政策感知(张成思等，2021
[16]
；阳镇等，2022
[12]
)等。税收尤其是税收征管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政策变量和制度因素，大量文献实证检验了征管强度或征管努力程度对企业行为(孙雪娇等，2021
[17]
；孙鲲鹏和杨凡，2023
[18]
)、税收执法环境对企业税收遵从(刘锋等，2024
[19]
)的影响效应，鲜有研究从企业家主观视角出发关注其对征管变化的感知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换言之，面对税收征管某一方面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化，企业是如何感知并受其影响做出经营决策的呢？2018年国税地税合并事件引发征管体制的重大变化，是对企业整体经营环境的重大外生冲击，为我们观察并评估企业感知征管变化及其影响效应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场景和难得的研究契机。
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拓展了税收征管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领域。既有研究重点考察征管变化后的政策效应，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征管变化前的主观感知效应，本文聚焦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改革变化，利用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从企业家主观感知视角实证检验了征管体制变革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丰富税收征管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全方位考察税收征管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细致地识别了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作用机制。本文从税收遵从度和政商关系成本两个渠道，深入剖析了企业家主观感知征管体制变革进而影响其投资意愿的内在机制，为揭示我国现阶段民间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私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外部诱因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第三，立足企业家主观感知视角下探讨征管体制变革与企业投资意愿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深化对新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稳定民营经济发展预期提供精准化的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税收体制的变化对重塑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乃至国家自身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张长东，2022
[20]
)。而征管体制作为征管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整与变化不仅是我国征管变迁的缩影，也是研究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征纳关系的重要视角。概言之，分税制改革以来征管体制大致经历了“国税地税分设到合作再到合并”的发展历程，每次变革都是因应时势及贯彻执行国家重大决策战略而为，对企业行为产生相应的冲击和影响。
1.国税地税分设时期(1994—2014年)。
为应对“两个比重”下降局面，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我国从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并将分设国税局、地税局作为重要配套改革同步实施，其中国税局实行垂直管理，其人员编制、经费、干部任免等采取下管一级的原则，运行具有相对独立性。地税局延续之前的属地化管理。进入21世纪，中央相继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1〕3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国税发〔2002〕8号)，将原属于地方的企业所得税变更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体制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避税等生产经营决策。
2.国税地税合作时期(2015—2017年)。
伴随“互联网+”浪潮对税收征管领域的巨大冲击，2015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1.0版)》(以下简称《工作规范》)，要求各级国税地税以信息共享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创新合作形式，拓宽合作领域。2016年1月起实施《工作规范(2.0版)》，在对每个合作事项逐项列明信息化支撑手段的基础上，推动国税地税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加强合作，并陆续设立了若干国税地税合作县级示范区、市级合作示范区；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县级示范区的通知》(税总函〔2016〕11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设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市级示范区的通知》(税总函〔2017〕101号)。
6月起升级为《工作规范(3.0版)》，进一步推动国税、地税服务融合、征管协同、信息共享、经验互鉴，实现国税、地税合作全面升级。这一时期，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地税征管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并由国税征管，成为征管体制的又一次深刻变革。
3.国税地税合并时期(2018年至今)。
2018年3月，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同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改革的主要任务及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此次合并看似重回1994年之前的征管模式，但在征管体制和征管效率上却有本质区别。学界普遍认为国税地税合并不仅是征管机构形态的重大调整，更是征管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二)研究假说
税收征管是影响企业发展与决策的关键外部环境，征管体制变化带来的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李艳等，2020
[21]
；刘贯春等，2023
[22]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到税收征管感知变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既有研究主要从实物期权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角度，探讨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从实物期权理论来看，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会综合评估投资收益与风险，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不仅增加企业投资的政策性成本，还会影响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最终促使企业投资决策谨慎(Bhattacharya等，2017
[23]
；Guceri和Albinowski，2021
[24]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信息获取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对市场前景的信心，提升企业对未来投资的预测难度，加大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甚至会抑制企业投资意愿(David等，2008
[25]
；邵传林，2024
[26]
)。
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认为，国税地税合并后，新的征管机构极大地增强了征管独立性，提高了部门间的涉税信息交换与共享，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有利于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迫使企业减少逃避税和税务报告违规行为(范子英等，2022
[27]
)，从而改善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刘贯春等，2023
[22]
)，促进了企业税收遵从(赵玉洁和孙雪娇，2023
[28]
)和企业创新(Liu等，2023
[29]
；Ye等，2024
[30]
)等。那么，国税地税合并前，企业对征管体制变化的主观感知是否会影响其投资行为呢？
一方面，征管是链接税务部门与企业纳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魏升民和李平，2024
[31]
)，征管体制变化会通过影响决策风险与政策性成本的双重压力传递给企业，强化企业的避税动机(Fan和Liu，2020
[32]
)。赵仁杰等(2023)
[33]
从征管激励与征管能力角度揭示了基层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实际税率，加剧了企业避税行为，且在征纳联系较低的企业中尤为突出。避税活动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遵从度，加剧企业代理问题，恶化企业投资环境(叶康涛和刘行，2014
[34]
)，进而会促使企业谨慎投资。朱冠平和陈肖华(2023)
[35]
证实，避税活动降低了企业研发支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金融资产持有水平，弱化了企业未来主业业绩。另一方面，征管体制变化会影响企业对法治公正性的感知水平(曲红宝，2018
[36]
)，促使企业加强政商联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构建社会网络，努力与政府及社会搞好关系(于文超等，2022
[37]
)。政商关系投入又会增强企业对未来政策趋势的预期，导致企业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并相应减少生产性支出，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意愿。李雪等(2023)
[38]
发现，城市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有利于压缩企业寻租和政府官员设租的动机和空间，进而有利于减轻企业非生产性负担。周中胜和何德旭(2013)
[39]
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政治联系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显著相关，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
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会显著降低企业投资意愿。
假说2：
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主要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加大政治联系成本两方面路径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CPES)。该调查由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每两年进行一次，是目前国内最早开始、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社会调查之一，是了解和评估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家动态和历史趋势的重要数据库。调查数据覆盖样本企业的主要出资人情况、治理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型升级与社会责任、营商环境等信息，其中在企业情况模板中涉及民营企业对征管力度变化的感知情况，且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开始的时间是2018年3月，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时间高度契合，这为本文研究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严谨性，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合格化处理，具体如下：删除城市代码和行业代码缺失的样本；删除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企业投资意愿、销售收入等关键变量为缺失值的样本；排除员工人数为0的样本；排除调查当年登记注册的企业。共收集7 419个初始样本，经过数据处理后得到6 491个有效样本。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实证检验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由于企业投资意愿为离散型变量，故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设计。模型设计如下：
pr
(
investdum
it
)=
α
0
+
α
1
uncertainty
it
+
βcontrol
it
+
ρ
j
+
λ
k
+
ε
it
(1)
公式(1)中，
i
表示企业，
t
表示年份，
j
表示省份，
k
表示行业，
ρ
j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λ
k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ε
it
为残差项。
investdum
表示企业投资意愿，
uncertainty
表示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
control
是控制变量集合，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家教育水平、企业家年龄、党组织、政治身份、党员身份和行业身份。
α
1
是本文最关心的变量系数，预期其符号显著为负，意味着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
(三)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第一，被解释变量(
investdum
)为企业投资意愿。使用调查问卷中“您预计2018年贵企业的国内投资额”进行定义，将选项“会增加”设为1，选项“会减少”“大体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设为0。
第二，解释变量(
uncertainty
)为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使用调查问卷中“今年国税与地税机构合并之后，您预期税收征管力度是否会有变化？”进行测度，将选项“不好说”设为1，选项“会增加”“会减弱”和“大体持平”设为0。
第三，控制变量(
control
)主要包含三个类型，即：(1)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
emp
)、企业年龄(
firmage
)和党组织(
dzz
)。其中企业规模使用企业用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企业年龄使用调查年份与企业注册时间的差值加1进行测度；企业设有党组织设为1，否则为0。(2)企业家特征变量，包括企业家教育水平(
edu
)和企业家年龄(
age
)。其中企业家教育水平为定类变量，将选项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对应数值1—6；企业家年龄使用调查年份与企业家出生年份的差值加1进行衡量。(3)企业家身份特征变量，包括企业家政治身份(
political
)、党员身份(
dysf
)和行业身份(
hysf
)。其中若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治身份设为1，否为0；若企业家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设为1，不是设为0；若企业家是工商联的会员设为1，不是设为0。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公式(1)实证检验了征管体制不确定感知与企业投资意愿的关系，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列(1)仅考察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列(2)和列(3)依次纳入企业特征变量、企业家特征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从边际效应来看，列(1)～列(3)
uncertainty
的边际效应系数分别为-0.069、-0.061、-0.058，这意味着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投资意愿平均下降了5.8%～6.9%。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
进一步地，企业规模、党组织、企业家教育水平、企业家政治身份和企业家行业身份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企业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原因是，企业规模越大，资金实力越雄厚，企业投资意愿越强；企业设立党组织说明治理结构较为完善，有利于制定中长期的投资规划；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风险承担能力和预判能力更强，从而激发起更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进而加大相关领域投资；企业家拥有政治身份和行业身份有利于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资不确定性，从而抓住发展机遇，使得投资意愿更加强烈。企业年龄越大，意味着企业经营发展趋于稳定，拓展新市场新业务的意愿会降低，进而导致投资意愿随之下降。
(二)异质性分析
1.企业税费负担敏感性。
大量研究验证了企业税费负担降低，有利于进一步增加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增强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从而促进提升企业的投资意愿(马金华等，2021
[40]
；李艳等，2022
[41]
；闫坤和唐丹彤，2023
[42]
)。本部分以调查问卷中“企业纳税额、各项规费和摊派费之和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衡量税费负担，并对税费负担进行三等分组，取税费负担的最小组和最大组进行考察。表3中列(1)和列(2)是税费负担最小值的组别，列(3)和列(4)是税费负担最大值的组别。从回归结果可知，征管不确定性感知对税费负担较小企业的投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对税费负担大企业的投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原因是，相比税费负担轻的企业，税费负担重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资金支出压力，释放消极的经营信号，打击企业家信心，从而会对企业投资意愿产生抑制作用。
表3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税费负担敏感性的视角
2.企业税收征管便利化。
税收征管是影响企业投资的一项重要因素，伴随近年中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越来越多文献表明信息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税收征管途径，从而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欧阳洁等，2023
[43]
)。本部分以调查问卷中“今年国税与地税机构合并之后，您是否感受到报税更加方便快捷？”度量企业税收征管便利化，并进一步将选项“有”设为税收征管便利化组，选项“没有”“不知道”设为税收征管非便利化组。表4中列(1)和列(2)是税收征管便利化组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是税收征管非便利组的回归结果。从估计结果可知，征管不确定性感知对两个组别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从边际效应看，征管不确定性感知对征管便利化组的投资抑制效应较小，对征管非便利化组的投资抑制效应较大。可能的解释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税收征管便利化会发挥“治理效应”(詹新宇等，2022
[44]
)，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强管理层的投资决策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有助于降低征管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抑制效应。
表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税收征管便利化的视角
3.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各项因素的集中体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激励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推动企业加大投资扩张(唐飞鹏和霍文希，2022
[45]
；Wang等，2023
[46]
；邵传林，2024
[26]
)。本部分以调查问卷中“过去一年以来，您觉得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如何”度量营商环境质量，根据问题选项设置高、中、低三组，并将选项“明显改善”设为高水平营商环境组，选项“有所改善”设为中水平营商环境组，其他选项设为低水平营商环境组。表5报告了三个水平组营商环境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从估计结果可知，征管不确定性感知对高水平营商环境组企业投资意愿的负向作用不显著，对中水平组、低水平组营商环境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原因是，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区域，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较低，预期回报收益较高，有助于企业提高战略预见性，克服短期行为，加大长期投资。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该区域企业投资意愿受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影响越不显著。
表5 异质性分析：基于营商环境的视角
4.风险预期。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伴随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转型，风险预期逐渐成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杨兵等，2022
[47]
)，企业家的重大风险预期上升不仅会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抑制效应，还会恶化企业投资结构(陈东等，2021
[48]
)。本部分以调查问卷中“风险管控是不是企业竞争最为薄弱环节或者在竞争中急于要提升的环节”度量企业风险预期，并将总样本划分为企业风险高预期组、企业风险低预期组。表6报告了不同企业风险预期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列(1)和列(2)是企业风险高预期组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是企业风险低预期组的回归结果。从估计结果可知，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风险高预期组的企业投资意愿影响不显著，对风险低预期组的企业投资意愿影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具备较高风险管控意识的企业，其投资意愿受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影响较小。
表6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风险预期的视角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加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表7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3)分别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纳入净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和政府补贴，列(4)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纳入以上所有变量。以上变量的具体度量如下：以“净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净利润率，以“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度量资产负债率，以“政府补贴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测度政府补贴。从表7的估计结果可知，在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虽然样本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是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的投资抑制效应依然显著，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四)机制讨论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理分析可知，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企业税收遵从度、加大企业政商关系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因此，本文构建了相应的机制变量进行检验。其一，以问卷中“应该收入越高，征税越多”来测度税法遵从度(
sfzcdum
)，将选项“非常同意”“同意”设为1，“不好说”“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设为0。其二，以问卷中是否认同“与政府搞好关系”(
zsgx
)和“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负责人私人关系良好”(
gygx
)反映企业政商关系成本投入意愿。前者以企业是否选择该项进行区分；后者以认同程度进行区分(取值范围为1～5)，当取值大于3时，则定义为“认同”，此时企业政商关系成本投入意愿较强，反之为“不认同”，此时企业政商关系成本投入意愿较弱。
表8报告了机制检验结果。由列(1)～列(3)结果显示，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税法遵从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对政商关系成本的两个衡量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显著降低了企业税法遵从度，增加了企业政商关系成本。一方面，征管体制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获取征管信息，加大企业税务评估难度和风险，从而弱化企业的纳税遵从度(Nagar等，2019
[49]
)。而税法遵从度下降则会损害企业声誉和形象，增加财务不透明和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Baker等，2016
[50]
)。随着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会日益凸显，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决策效率，进而导致企业延滞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征管体制不确定性间接损害了企业内外部契约环境，增强企业的寻租动机，从而增加企业的政商关系成本(申慧慧和吴联生，2012
[51]
；王永海和郝晓敏，2022
[52]
)。而非生产性费用的增长会直接减少企业的可用资金(钟粤俊等，2023
[53]
)，进而弱化企业的投资活动(周中胜和何德旭，2013
[39]
)。因此，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通过降低企业税法遵从度、加大企业政商关系成本两条路径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
表8 机制检验：税法遵从度和政商关系成本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一种重要外部治理机制(孙雪娇等，2021
[17]
；孙鲲鹏和杨凡，2023
[18]
)。2018年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税收征管领域的一次重大调整，是税收征管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为合理评估税收征管对企业行为影响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坐标和难得的研究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变化，利用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观测了私营企业对征管体制变革的主观感知以及投资意愿的典型事实，并深入探究了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基准研究发现，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对税费负担较重、税收征管较弱、营商环境不佳和风险管控薄弱企业的投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征管体制不确定性感知通过降低企业税法遵从度与增加政商关系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