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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核工业老照片上的人，全部找到了

中核集团 · 公众号 · 核 · 2022-12-22 20:35

正文

在位于北京房山的中国核工业科技馆里，一张老照片里的情景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去参观的人。照片里是一群整装待发的年轻人站在原二机部（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办公楼东门阶梯前，他们青春的脸庞上洋溢着笑容。

这张照片，对部分读者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但他们是谁？要去哪里？准备干什么事情？为何他们一个个笑得那样灿烂？却很少有人探究。历时近半年，我们终于找到了照片上的人，揭开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左一

找到了

他是侯化宣，曾多次获核工业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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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上左一那个面庞清秀的男同志是谁？经广泛发动四〇四多位老同志确认，一个名字——“侯化宣”浮现出来。

据老同志们说，侯化宣原在四〇四厂四分厂工作，后又调至石辐中心（四〇四厂下属单位，位于石家庄），继而与很多人断了联系。几经周折，本报通讯员联系到侯化宣的女儿侯雅彬，并对其进行了电话采访。

59岁的她说到父亲侯化宣，以及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四〇四，电话那头声音数度哽咽，千里之外诉说着对这片故土以及亲人的挚爱。谈起父母的往事，侯雅彬说，因为四〇四特殊的单位性质，并不了解很多情况，甚至连父亲从事的具体工作也知道得很少。长大以后她才知道，父亲默默工作几十年的单位，曾经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作出重要贡献，那里还涌现了张同星、原公浦等核工业老一辈英模人物。

左二

找到了

她是尹虹，已94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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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读者提醒和子女来电确认，我们欣然得知，老照片左二那位女同志叫尹虹，和右一孙树孚还是一对夫妻。如今，她已经94岁高龄了，离休后一直在西安居住。在陕西核工业服务局的关怀照顾下，生活稳定、衣食无忧。目前身体各方面都不错，生活基本自理。

但因听力不佳无法接受采访。通过她的女儿孙白萍老师的回忆，我们才得以了解，她就是别人家的好妻子、好儿媳、好妈妈，勤劳贤惠了一生。

孙白萍回忆道，母亲于1928年出生于山西省阳泉市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因家境贫困，母亲很小就在外干活挣钱养家，年龄稍大一些时就进了工厂做工，并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她与父亲相识在晋察冀解放区，并在那里结为伴侣，相伴一生。

母亲跟随父亲一起调进北京后，在父亲的鼓励坚持下，参加了当时政府为老区进城干部办的速成中学，对于文化底子很薄的她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母亲把我和妹妹完全交给了父亲，自己住校学习，刻苦勤奋，终于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学业，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1958年，母亲和父亲先后由冶金部调入了二机部，他们先是在部里十四局保卫部门工作，后调到了四〇四厂六分厂。“文革”后，父母由干校调到了西安二机局一直从事保卫工作。

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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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徐文兴，为单位算了一辈子账

却从不打“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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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80岁的郭靖老人从手机上看到老照片寻人的新闻后，立即打电话联系到核工业报社，语气坚定地说，“那张老照片上的左起第三个人我认识，他叫徐文兴……”

当年被派往大西北的有上万人，涉及科研、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徐文兴曾在海南岛某部队当连长，因为做事认真仔细、表现优秀，所以被选拔到四〇四厂工作。他一到厂里就被分配到供销处财务科，干了一辈子会计工作，直到退休。徐文兴默默无闻地为单位算了一辈子账目，却从没有想过打一丁点儿个人的“小算盘”，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已于2002年去世。

“他太艰苦了！”提起徐文兴，老科长郭靖一连说了几个“苦”字，隔着千里远的电话，笔者仍听出了她鼻腔里瞬间涌起的情绪。她说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徐文兴，就会忍不住想流泪。

上世纪60年代，年轻的郭靖刚到财务科工作时，看到比她大好多的徐文兴，觉得很惊讶。因为她从没见过有人工作如此拼命，生活又如此艰苦。“平常他总是多买几个馒头放在抽屉里，吃的时候拿出来泡点开水就吃，有时候搁点糖。因为他爱人在江西老家，没有工作和收入，他的工资就都攒起来寄回家里。身体没营养，人就很瘦。他穿得也比较简朴，冬天手都冻得裂了大口子……他是军人出身，根正苗红，可只求无私奉献，不计报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应当被记忆和宣传……”

左四

找到了

她是于培英，生活在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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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照片上，立于正中间那位胸前垂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非常惹人注目。她穿着碎花棉袄，两个袖口上套着一副深色的袖套，脸上露出清甜的笑容。如今她老人家看起来气色很好、生活幸福。以下是于培英老人的自述。

我叫于培英，我是老照片上第一排长辫子的那个姑娘。我是青岛人，我到核工业工作源于1956年底二机部三局（地质局）派人到青岛招工。当时我刚初中毕业，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没让我上高中，我就直接应聘参加工作了。当时三局在青岛一共招了47个人，都是女同志。

1956年2月14日，我们一同到了北京，大家被分配在不同的单位，大部分都分在地质队，有一小部分被分在三局，其中也包括我。我主要在打字室做校对工作。1958年，我们被下放到了山西，5个月后又被调回来，被分到四〇四厂，当时四〇四厂的办公楼是在二机部大楼里，我最初负责接待各个学校分到四〇四厂前来报到的大学生。

那个照片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我们招来的大学生是一拨一拨地走。其中一拨人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们，当时就在门口照了这张相片。

在部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被调回了青岛，那里有一个核工业的下属单位，后来因单位调整，我最终离开了核工业。但在核工业工作的那段时光，有很多趣事，都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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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马玉珍，憨厚朴实

还是个“多才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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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她站在前排中间，个头不高，两条小短辫，圆圆的脸上笑容灿烂，许多老人看到照片都能一下子认出她，清晰地叫出她的名字——马玉珍。来自她的家人、同事和亲戚的讲述，让人了解到她人生经历中的闪光点。

“马玉珍是我小姨，但她只比我大两岁，我从小就跟着她一起上学，她现在要是活着，也90岁了。”不久前，现居广州、今年88岁的任仲河老先生在电话中说。据任仲河介绍，他和马玉珍从小生活在东北葫芦岛市，那时候还叫锦西。马玉珍的父亲在当地是个“画匠”，谁家装修房子店面、办红白事等都会请他去扎花、糊灯笼、扎小马之类，他靠这个手艺养家糊口。马玉珍在家里排行老六，上头有四个哥哥，老大是姐姐，也就是任仲河的母亲。

1957年大学毕业后，马玉珍被分配到了二机部，准备到苏联留学没去成，就只在北京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大西北四〇四基地。在人才济济的建厂初期，四〇四这片热土承载了无数有抱负、有理想、有技术的新中国有为青年，他们在这里绽放光彩、众志成城攀登科技高峰。马玉珍也是其中一员。

“她是当时的四位女工程师之一，曾经到二机部给首长们讲解过原子物理。”原四〇四厂四分厂生产调度、现退休居住上海的林正耀师傅介绍道。在林师傅的印象里，马玉珍还是技术攻关小组成员之一，人干练，专业能力很强。晚年马玉珍还曾向任仲河提起过自己的一次特殊经历：越美战争期间，她曾去过越南观察测试导弹。

右一

找到了

他是孙树孚，带人在戈壁滩支起了

四〇四的第一顶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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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上的人物身份信息确认过程中，右一是最富戏剧性的。他一度被众多热心读者认作是当年的全国劳模张同星。有一位十分关心此事的老同志因太过确信，在工作人员提出可能是另一人时，还要求找专业机构做技术鉴定。

直至还健在的当事人之一、站在后排右四的张步盈老先生出现，他第一个说出右一是当年他们在十四局工作时的处长，名字叫孙树孚。随后不久，孙树孚的女儿、现居上海的孙白萍老师打来电话，不仅确认右一是她的父亲孙树孚，还认出了那个一度不为人所知的左二，就是她的母亲尹虹。

在孙白萍的记忆中，父亲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堪称一个品质很优秀的人，他积极上进、以事业为重，同时还很照顾家庭，还很有文心和哲思，充满父爱，是个很有人生价值追求的人。

“我的父亲孙树孚去世已经整整40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步入了老年，那些和父亲有关的往事早已被尘封在记忆的深处。直至朋友圈里的那张老照片又一次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照片右一就是我的父亲孙树孚，左二是我的母亲尹虹。母亲告诉我，照片拍摄的时间大概是1959年前后，当时父亲因公出差在北京，拍照那天，父亲叫上了当时还在二机部十四局工作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同志，为一群意气风发即将奔赴戈壁滩的年轻人送行……”关于父亲，她回忆道。

右二

找到了

他是彭子彬，曾放弃留京

主动提档去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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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老照片中的彭子彬女儿关于其父亲的感人回忆。

我的父亲彭子彬，出生于1933年3月，四川省眉山市人，1956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化学系，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新技术局工作，从事原子能事业；1960年初调到四〇四厂工作，曾先后担任厂部总工程师秘书，四分厂生产技术科技术组长、副科长、科长等职务，1978年在总厂生产技术处担任副处长。

无论在分厂还是在总厂，除了日常生产调度、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外，科研生产是父亲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他为之奋斗了27年。上大学时，父亲曾得过肺结核并休学一年。他本可以不去四〇四厂工作，因为当时二机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他的档案转到了七机部，但他自己又把档案从七机部拿回到二机部，坚决要去四〇四厂戈壁滩工作，并且还动员了很多人去。

四〇四厂所处的戈壁滩是一个大风口，无论天气好坏，大风说来就来，飞沙走石是家常便饭。父母说，他们刚到四〇四厂戈壁滩时，都是在帐篷里办公、睡觉。一刮起风来，帐篷就“噼噼啪啪”、上窜下跳，帐篷内尘土飞扬、眯眼塞鼻，办公桌上的沙土擦去一层又是一层。晚上睡觉都得把头窝在被子里，早上起来被子上压了厚厚的沙土。

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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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王锦奎，曾是地下党

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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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的提醒下，四〇四厂退休职工王保力看到了老照片，认出了右三那个穿着深色中山装、头发高蓬、神色沉稳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锦奎。从父亲生前留下来的手稿，王保力得以知道父亲的传奇经历：父亲曾在解放战争期间从事情报工作，后在戈壁滩上为我国的核事业奉献终生。下面就是王保力的讲述。

1930年11月4日，我父亲出生在革命老区——山西省吕梁地区临县的一个小山村。1945年，在我爷爷的带领下，15岁的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抗大完全小学的学习后，就从事起在敌区和解放区之间传递情报和输送物资等工作，协助组织完成多次任务。因表现突出，1947年5月13日，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一直从事保密工作。

1948年3月，解放军部队从陕西川口渡口乘船东渡，在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渡口登岸，最后辗转河北西柏坡，中途经过父亲家乡。父亲有幸在村口看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当时父亲激动万分，自此一心跟党走、干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1955年，国家准备筹建原子能事业，在全国选拔优秀人员支援原子能建设。山西省经过严格审查，最终选调了45名优秀干部，我父亲便在其中。父亲到北京报到后，由组织选派到新疆参加核工业建设的前期工作。1958年3月，父亲返回北京，之后到二机部十四局（当时四〇四筹建处）报到。经过几个月的相关培训学习后，父亲于当年10月正式踏上了前往四〇四厂（西北矿山机械厂）的旅途。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偏僻、荒凉的戈壁滩——四〇四厂工地，前往保密处报到。

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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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张步盈，曾为核工业转战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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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们在寻找老照片上的人，我就是照片上后排右四那个戴帽子的高个儿男同志……”作为老照片“当事人”之一的张步盈老先生主动打来电话，令工作人员惊喜不已。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交谈中思路清晰敏捷，让人根本感觉不到他已是89岁的耄耋老人。

他说自己是一个“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进了机关门，一生从事核事业，直到1993年退休。

1933年，张步盈出生于陕西省华县柳枝镇伏中村，因家中贫困，两个哥哥很早就去西安当了学徒工，他在老家上了小学和初中，又在岳父母家的帮助下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刚好赶上国家扩招，我顺利考上了西北大学，大学前三年国家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点补助，所以基本上没有花过家里的钱。”张步盈回忆说。

1956年，张步盈从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怀揣一张报到证来到国务院技术局（二机部前身）。“从高中到大学，我们都是在保尔·柯察金、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爱党爱国，也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拧，大学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班里26个人，有两个被分配到二机部，我是其中之一。”张步盈说。

历经半年的寻找

通过他们本人和亲友的讲述

这张照片背后

尘封的一段段故事

终于显现出来

他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聚集到一起

后又奔赴戈壁滩

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他们用默默无闻、用无私奉献

讲述着中国核工业

那段光辉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往事已经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