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发行量被担心超过“毛选”的中国小说

撰文： 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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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金敬迈听说欧阳海的事情极其偶然，1963年底他与驻衡阳的47军139师政治部主任爬山，闲聊中得知邻近的140师出了一事故，一战士（实为班长欧阳海)调皮惊了军马，结果被火车碾死，造成所在的团在年终评不上“四好”，全团上下郁闷之极。

金敬迈从1958年起就时常下部队体验生活，屡屡苦于写不出东西，领导也多有批评。他自己也归纳为思想不过硬，表达能力有问题，反映部队内部矛盾有点胆怯。此次突然灵光一现，他执意要去140师看看，很快就到欧阳海所在的班“蹲点”。

当时部队内对欧阳海出“事故”的评价截然不同，广州军区及政治部领导对此持格外谨慎的态度，两次召回金敬迈听取详细汇报。当时各大军区都爱打文艺牌，广州军区希望出现一批写“好连队、好战士、好民兵”的特色作品，也相继推出了《带兵的人》、《南海长城》、《英雄工兵》等小有影响的力作，但总是企望孵化出一部能震动全国的大作品，从汇报中领导们看出欧阳海似乎是一个较好的候选英雄。

欧阳海

领导最初的考虑是为欧阳海写一出话剧、歌剧，后又改为写一本全面的人物传记，最后敲定为写成一部叫得响的长篇小说。金敬迈接到任务后共花费五个月时间深入生活，包括前期参加欧阳海班命名大会、走访欧阳海的湖南家乡等，初稿写作只花了二十多天，每天突击写十几个小时。1964年夏季，金敬迈在一次军队内部创作会议讲话中说：“（我）真正在欧阳海连队生活的时间很短，写的是欧阳海，但把我五八年以来在部队的感受都写进去了，这正证明生活的重要。写时碰到一些困难，困难也是由于生活不够引起的，如写连长，就不如写欧阳海顺手。农村也写得不够，主要原因对农村不熟，只是在60年有三四个月到过农村。”（ 见讲话记录原稿 )金敬迈坦承，除了“天兵天将”写救火一节是虚构之外，其余都是真事，把欧阳海的一百多件事迹编排后，按时间次序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件事。

军区领导为真实起见，指示金敬迈携带小说初稿到部队核实，要获得从军政委一直到战士的认可。金敬迈当过话剧演员，就在47军军部、团部、欧阳海连队三个地方，从头到尾念了书稿。他自己向军区汇报道：“总的说，没有出入。了解欧阳海的，再没什么意见了。至于一些细节，那当然难免加进一些想象和虚构。给欧阳海连、班念时，收获很大，写得像不像，他们一听就发现。”以至于《收获》要刊发作品时，金敬迈自信满满地告诉编辑，已不存在核实的问题了。

作为一个易激动、爱抒情的创作者，金敬迈为欧阳海所散发出来的干劲、倔强所着迷。欧阳海修的那个涵洞实际上很小，但其工作的认真过程被金敬迈写得跌宕起伏，放大数倍。写完这一章节，他自己感叹道：“我们所以写不出好东西，是因为我们把好多平凡的工作轻轻放过了。”有一次欧阳海闹肚子，一天拉二三十次，连长不让他干活。他赌气坐在屋里不动，竟把十几次大便拉到裤裆里。金敬迈为此震惊，称之为“极端的工作热忱”。欧阳海喜欢琢磨报纸上的大块文章，有一回读了反修文章“一评”，找到指导员说：“我需要谈四小时。”这种不同一般的韧劲，这种别致的争强好胜，金敬迈一再形容为“时代的最强音”，“他成了英雄反而自己不知道”。

初稿中并没有多写学毛著的情景，有领导责问，金敬迈如实承认：“欧阳海捡东西时，是不是学毛著，就不知道了。”领导指示要强化1960年军委扩大会后大学毛著的热潮，金敬迈才觉得自己原先对这一点认识并不自觉，需要有意识地加强，只得揉合别的英模的先进材料，增添“阶级兄弟”、“火车头”几个新章节，“体现了阶级感情，也体现了主席思想”。他不安地表示：“欧阳海生前学毛著一定很好，但生前如何学，不得而知。用了别人的，也许反而没有欧阳海生前的高。”他试图有所突破，在书稿中不直接引用主席的话，但是没有找到更理想的表现方式，只能生硬地安插进去。

金敬迈以前只写过一些小剧本，此次奉命写欧阳海，是第一次尝试写长篇小说，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他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是写话剧的，写对话顺手些，叙述描写则吃力。”恰好那时北京的解放军文艺社副主编鲁易来广州组稿，听说有这部书稿，就有意想看看稿件。因为字迹过于潦草，只得在招待所由金敬迈当场朗读其中的三章，鲁易后来回忆说：“他读得很热情，很感动人，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部突出政治的好作品。”

鲁易对这部新人的书稿颇有自信，因为主要情节都是真实的，有实际根据，是经欧阳海的战友及家乡熟悉他的人介绍的，作者只是在真事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艺术加工。连队里围绕欧阳海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都是有模特儿。家乡的人物也是实有其人，因为欧阳海父亲是全国人大代表，就保留他父亲的真名，其他的都做了假名处理。对真人真事的总体把握可靠，让鲁易松了一口气。没想到的是，接下来遇到的难题却是如何塑造“副指导员薛新文”的形象。

据金敬迈介绍，现实中的原型指导员姓武，平时不喜欢欧阳海，老是找理由“打击”他，致使表现不错的欧阳海不能立功，但是欧阳海丝毫不减退自己的干劲。欧阳海事迹大红之后，指导员即遭停职反省，而后被转业处理。军区曾派人下连队调查，专门给总政写过报告，谈及指导员在欧阳海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长期的传统宣传中，指导员一向视为党的正确方向的基层代表人物。如果在小说中据实写出指导员的“毛病”，有没有副作用呢？金敬迈考虑到这层担心，干脆把这个指导员变成副连长，但是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又觉得“做的那些政治工作又不是副连长该做的”，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而且军区有人得悉后大为不满，责问为啥要把“军事干部写得有问题有毛病”。

金敬迈和解放军文艺社的责编白艾带着问题到47军征求意见，军文化部、青年部、干部部都来人重点讨论“指导员”的塑造问题，最后47军孙政委拍板说：“不要有顾虑，这样有缺点的指导员可以写。”在团里开会时，团政委也认为可以表现。结果出现有趣的一幕：金敬迈专程到连队，把初稿中的八、九章读给武姓指导员听。据在场的白艾后来描述：“那位指导员听后感动得哭了，说，‘你把我写好了’。事实上那个指导员并不是自觉地认识到错误，直到领导上开会帮助时，才有所认识。”

金敬迈把摸到的情况回来向上汇报，军区领导考虑再三，主张索性把这个难办的角色改成“副指导员”，要写出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人，自己的政治思想修养不够，会给工作带来更大危害。一位领导指示：“要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指导思想来写八、九两章的欧阳海，写出他是怎样正确对待批评，怎样对待暂时的被误解。不要单纯为了写出对立面来表现欧阳海，写指导员也要以教育的目的出发。”金敬迈赶紧依据上级这些大而化之的指示进行添补，白艾也感到由于时间仓促，这些修补的地方“文字显得啰嗦”、“内容有些生硬”。

《欧阳海之歌》大红之后，鲁易1965年在军内应邀做创作报告时，谈及当时两难的处境：“大家都认为欧阳海在处理和副指导员的关系上的表现是很感动人的，如果绕开这个矛盾，对创造英雄人物是损失，所以不应该避开。但修改之后，像现在这样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仅仅做到了不损害解放军政治工作者的形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认为矛盾越尖锐越动人，经过很长时间，才修改成目前这个样子。”（见报告记录原稿）可以看出，谈到了关键之处，鲁易有所顾虑，不愿多谈其间修改的“拉锯”情况。

1967年五一节，金敬迈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

随后，金敬迈他们到欧阳海家乡湖南桂阳县征求意见，县委主持开了座谈会，在读了涉及欧阳海回乡的第七章以后，县委领导非常不快地指出，作品突出了欧阳海教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哥哥欧阳嵩的作用，但不能“把地方党组织丢在一边”。会场呈现僵局，鲁易见状，只好出面承认作品存有缺陷：“不足在于只写了欧阳海回家直接和哥哥斗争，最后纠正了哥哥的错误，而把当地的党组织甩到一边去了，形成突出欧阳海、贬低当地的力量。”

鲁易、金敬迈答应马上加以修改，县委领导还进一步提议把“傅春花”这个人物争取过来，只孤立“傅承财”，与会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当场据此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认为应把“傅春花”写成有所转变，“这样才符合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流”。一位副县长余兴未尽，结合当地习俗的特点，热情地为“欧阳嵩”卖烟叶的场景做了动作的设计。金敬迈他们盛情难却，应付般地表态说：“县委划了线，作者感到好写了。这些意见把作品的情节都安排好了，对作者帮助很大。”

随着欧阳海事迹日益红火，欧阳海班的战士们对书稿提出更为严苛的标准，就是“不许把他们的班长写坏了，不能给他脸上抹黑”。金敬迈是写戏出身，比较注重人物之间的冲突关系，初稿中比较强调欧阳海争强好胜的一面，与别人和别的班竞争，成为一条比较明显的情节线。譬如原稿中写欧阳海为了与刘伟城班竞争，动员全班一夜未睡打猪草，战士们提出异议，说班长没那样做。47军一些干部认为，欧阳海在公社时，共产主义风格已经显露出来了，多干活少记工分，如果到了部队，又斤斤计较大红花，反而是后退了。

迫于压力，上级强调不能把欧阳海写成由落后到转变的人物，更不能写成追求个人东西太多的英雄，指出初稿中的四、五两章在分寸的掌握上有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觉得欧阳海像个好斗的公鸡，这样的描写对英雄人物是有损害的。欧阳海连官兵集体给金敬迈提了一条严肃的意见，说欧阳海干好事不是为个人赌气，他争的是革命之胜，不能把英雄降低了。

为了统一听取意见、平复争议，最后由解放军文艺社出面开座谈会，把凡是认识欧阳海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在团政委的主持下，读了三天作品，逐章逐节进行大讨论。会上承诺，在作品修改时，作者将会吸取战士们的主要意见。对于湖南老家的反应，出版社也不愿再过多招惹和张扬，只是悄悄地与欧阳海的弟弟欧阳湖取得联系，专门为他读了新改写的《家乡行》一章。

责编白艾则忙着四处“扑火”，到各单位“救急”，耐心地讲解艺术创作的特点与如何掌握真实的分寸。看到如此多的险情，他甚至“绝望”地想到：“是不是考虑不用欧阳海的真名字呢？”审阅修订稿时，他觉得第四章写欧阳海的成长“从不成熟到成熟”符合上级要求，第七章“家乡行”有分寸感，第八、九章写副指导员薛新文没过线，还顺应大形势，增添不少学毛著的场景。到了最后审稿阶段，突然发觉书稿中没有反修的内容，而且不知如何下笔。后来紧急请示中宣部，中宣部指示可以像现在这样写，才由此避免一场新的慌乱。

倒是酷爱戏剧冲突的金敬迈越改越别扭，他喜欢原来设置的多重人物交织的关系，譬如创造一个比欧阳海强的刘伟城，一个比欧阳海弱的魏武跃，彼此交集有“戏感”，可以生动展现欧阳海独特的成长过程。他对外大胆声称：“前半部欧阳海是有些争强好胜，有人说写了不好，我不同意。”《收获》副主编叶以群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认为英雄人物不是从落后转变来的，他的素质本来就是好的。金敬迈不太认同此说法，还与叶以群私下论争几回。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解放军文艺社1966年版。

金敬迈颇有懊恼地表示：“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地美化他们的人物，我们为什么就写得那么干巴巴的？我们应该比资产阶级作家付出更大的心血写好我们的英雄。”

但是，总政、军区再三强调《欧阳海之歌》是反映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后部队新面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真实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慎重处理，必须多方面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惧于外部的争议和压力，鲁易、白艾说服金敬迈尽力妥协，抹掉了初稿中一些所谓有损“英雄”本质的细节描写，譬如适当照顾欧阳海班战士的意见，“集体不睡打夜草”改成只是欧阳海一人行动等。

在各方的催促下，从发稿到出版仅仅一个月时间，创下当年出书的新纪录。但鲁易个人留下一点遗憾：“速度是破纪录的，但印刷质量不理想，还发现了十五处错别字。”身在广州的金敬迈日益感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领导的赞赏和大量读者的追捧，他给鲁易的信中略有不安地表示，感到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鼓励越多，自己越感到写得太粗糙了。

到了1965年，《欧阳海之歌》彻底引爆中国，发行数字短时间达到几百万册，成了文革前夕最具革命性的畅销读物。据媒体统计，《欧阳海之歌》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行超过3000万册。此时，作者和出版单位的不安和局促都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自己也已被书稿的巨大政治冲击波弄得惊讶万分，这是他们一年前万万想像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