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渐行渐远，笑意盈盈的街头巷尾还会再出现吗？

不知不觉间，以安全的名义，摄像头、监视器遍布了大小都市的每个角落，而且还有了“天眼”的美名，神圣而华丽。商场、超市、图书馆、博物馆、书店、教室、医院的挂号大厅、公寓和宾馆的廊道、停车场、车站、机场……凡是人群可能汇集的地方，还有载人的电梯、地铁、公交甚至出租车等设备内部都有或明或暗的摄像头。一度，在大学女生宿舍廊道安装的摄像头还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深圳街头安装的20万个摄像头（来源：晶报）

因应高科技而生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治理、服务尤其是安全的名义，大大方方地让全能的摄像头切实有效地监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任性地逼视着每个个体。这营造了一种以不信任和不可信任为底色的社会环境与人情世故。反讽的是，天眼并未让安装者和享用者的安全感、信任感比前天眼时代更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不但是现代都市人永远的神话，也是一个冷笑话。

作为以科技为核心的现代性战无不胜的物证，摄像头、监视器反而使人人自危，并强化着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给人们原本可以有的包括试探在内，从陌生到熟悉的正常交往、情感交流造成难以泯灭的心理阴影。在以摄像头、监视器、窃听器为日常生活器具的当下，如鸡、蛋互生，监视与反监视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正义与邪恶、正用与反用皆在一念之间。

这些是现代性的负面表征，是当下都市生活方式所主导的文明世界的阴影，是“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城市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心知肚明的现代都市人的羞处：人人盗跖，而非尧舜！基于不信任的互相监视成为都市日常生活中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在这种语境下，重新阅读威廉·霍林斯沃斯·怀特（William Hollingsworth Whyte，1917-1999）的《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1980）就别有意义。

二    笑意盈盈的街头巷尾

怀特的小城市空间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街头巷尾、房前屋后、凉亭廊道、街心花园这些为更多的普通市民共享的日常空间。在该书的末尾，对自己“赞美”的小空间，怀特有明确的描述性定义：

小空间的乘数效应是巨大的。这种效应不只是就使用这些小空间的人数而言，实际上，还是就经过这些小空间的人的感受而言的。很多人不过是路过那里，他们很喜欢这些小空间的感受，或者更多的人觉得城市中心有了这些小空间，感觉更好。对一个城市来讲，这样的小空间是无价的，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这些小空间是由一些基本元素组成的，它们就在我们面前。

简言之，怀特瞩目并希望一座城市能够有的更多的小空间是人们愿意停留并享用的“人性化的空间”，是可以让使人感到不舒服甚至窒息的城市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的空间。正如威廉·K.赖利在该书“序言”所解读的那样：小空间是有益身心、感觉幸福，从而让人“笑意盈盈”的地方。那么，怀特是如何细化他所定义的体现城市价值、让人可以舒心生活并留恋的小空间的基本元素的呢？就类型而言，怀特将小空间分为了广场、迷你公园、街头、室内、大厅以及商业中心等。就这些小空间是否一个值得称道并被不同人享用的空间，在长久、精细的观察基础之上，怀特强调常人不以为意的坐凳的设置、阳光、风、树、水、食品、有效容量，以及愿意停留其间的女性的比例等微细指标。

作为在美国甚至西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的城市思想者，小空间的日常生活样态是怀特思考城市的出发点。对于怀特而言，城市中的小空间最能显现个体的自由、价值与意义。在相当意义上，正是诸如怀特这样驻足于城市小空间，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思考警醒着美国的大小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还为“二战”后美国城市的整体转型打了一剂维生素。

怀特：《有组织的人》（Doubleday; Clean & Tight Contents edition ，1956）

其实，怀特并非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专家，而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家。一九五六年，怀特就以《有组织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这本书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在该书中，他指出，作为关键因素，住宅、停车、院落和公共空间的布局有助于表达友善或隔离的情感，从而促进或阻碍社会交往。自此，人们如何在共享空间中相互交往成为怀特一直感兴趣的话题。“二战”后的美国，其社会变迁与转型充分体现在因应战时经济的转型而对城市及其功能的重新定义。正是在此社会进程中，大批学者对城市，尤其是公共空间的本性——城市应该是可以安然、惬意地生活与人性化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议题上，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无疑是怀特坚定的盟友。在相当意义上，雅各布斯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以其直观的感受、细腻的观察和率性的笔调，给处于转型之中的美国大城市指明了生路。

简·雅各布斯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与《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温文尔雅、有理有据的娓娓道来不同，体量要大得多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意气风发的，甚至有些张牙舞爪。它振聋发聩、攻势凌厉地对当时占据着主导位置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雅各布斯对强势陈说的批判同样是基于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非八股式的学术史梳理与专业名词的定义堆砌。

作为全书的基石，雅各布斯正是通过对人行道的观察、解剖来警示人们重新认识城市，给城市定义并赋予城市以意义的。在雅各布斯看来，传统的老旧街区，尤其是一个有活力的，让居住者觉得舒适、安全的老旧街区，其核心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人行道及其日常生活。相对宽敞的人行道给小孩以运动、游戏的活动空间，也让这些小孩处在两侧房里成人友善的关注之下。居民熟悉的家门口、街道边的杂货铺之类的小商店店主不仅是生意人，其全天候的营业对其所在街区生活形成一种天然的维护。因此，雅各布斯将人行道之于城市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从安全、社会交往和孩子的同化三个角度系统诠释有活力也让人觉得舒适的街区实则“熟人社会”的本质。

其实，“二战”后美国社会的转型，在不同学科都有广泛的回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眼前的日常生活，让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好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在美国学界，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在“二战”前就成为学界新的热点。一九四三年出版后又不断再版的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 1914-2000）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直接凸显的是“街角”之于城市社会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深入的观察与诠释，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达到一个高峰。在主要以都市日常生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美国民俗学界，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ercer Dorson，1916-1981）也在一九五〇年创造了“伪民俗”（Fakelore）这个词。换言之，对美国城市日常生活演进的微观察，从街头巷尾入手的怀特和雅各布斯并不孤独，他们并非艰难地逆流而行，而是明敏地顺应了时代潮流。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三    市井的悲情

正是因为怀特的小城市空间打量和雅各布斯的人行道细读，扬·盖尔（Jan Gehl）在其名著《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1987）中提出的“建筑之间”这一相对抽象的学术语词也有了学科史上的位置，直至这位著名的丹麦建筑大师以“人性化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来作为其二〇一〇年新著的书名。然而，如果回到传统中国，我们发现在相当意义上，以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六大古都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城市不但有着“明堂”“龙脉”等天命风水观左右的魂魄和肌理，是天、地、神、人的合一，而且还有着浓厚的抒情味与市井味。

扬·盖尔（Jan Gehl）

鼎鼎大名的《清明上河图》是作为宫廷画师的张择端因颂圣而对开封繁华市井生活的职业化的精心“实录”。这为后世了解那个年代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直观的便捷入口。与此不同，同样以亲力亲为者的身份，用文字记述宋代都市生活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则将对中国城市生活悲剧性抒情的浪漫主义叙事传统推演到极致。当然，这一频频回首的温吞传统实际上可以远溯至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到唐代已经蔚为大观，《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北里志》以及《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大抵都是这一套路。今人王世襄的《忆往说趣》《自珍集》、邓云乡的《燕京乡土记》、齐如山的《北平杂记》、白铁铮的《老北平的故古典儿》，直至诗人北岛的《城门开》都有着这种审美式恋旧。这种审美化“城愁”的古典传统，同样体现在鲜活明快的记述都市市井风情的众多竹枝词之中，也散见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的日常书写之中。

今天被建筑学家、旅游规划师、胡同四合院保护专家们津津乐道的四合院文化的核心并不是四合院的形制格局，而是四合院这一外显的空间形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品位与情趣。这在老北京人有着他们自己习惯性的表达，“天/凉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老爷肥狗胖丫头”是其中最为经典的表述。换言之，四合院的空灵、惬意源于在这个静态和动态布景一体化的空间中往来的各色人等。甚至，我们可以用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空的空间”来指代四合院的本质。

在《建筑的意境》中，老到的萧默指出，四合院这种空的空间“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不是静态的可望，而是动态的可游。其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乐在其中的格局，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保持与外部世界的某种隔绝，以避免自然和社会的不测，常保生活的宁静与私密”，另一方面则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心态使得人们“特别乐于亲近自然，愿意在家中时时看到天、地、花草和树木”。在这个意义上，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在《建筑的伦理功能》中的那句，建筑是“一个时代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显然是永恒的真理。

与四合院承载的典雅、闲适的衣食无忧的“慢”生活文化——都市风——不同，前门楼子外的老北京“杂吧地”天桥则是另一番风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百年间，作为旧京的“杂货铺”或“阁楼”，天桥也扮演了旧京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城乡文化循环再生互渗的过滤器。如同同期天津的三不管、济南的大观园、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开封的相国寺等杂吧地一样，在天桥这块三教九流的混杂之地，脏、乱、差、邪、贱、贫、奇纷纷染指其间。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被视为旧社会的毒瘤，天桥被强力整治。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就艺术性地再现了新政府整治这个毒瘤的情形。一九五〇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在为张次溪的《人民首都的天桥》所写的“序言”中，却盛赞天桥之于北京的意义远超过天坛、故宫、国子监或颐和园，并强调作为一座“旧式的平民文化宫”，天桥象征着“东方的文化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

因此，正邪一体的天桥生机勃勃，市井味十足。被进化、革命、发展支配的主流话语对天桥定性上的矛盾、纠结，也使得作为旧京市井文化象征的天桥成为改革开放后政府难以言说并揪心的隐痛。

在以钢筋水泥和玻璃为基本材质，以高楼大厦为核心的都市建设的今天，要保护和保留四合院抑或“杂吧地”的生活方式无异于痴人说梦。萧默称颂的那个个体随心所欲的可游的“空的空间”已经一去不返。雅各布斯笔下的人行道被肆意地切割、侵占，怀特念想并赞美的小空间因为寸土寸金，反而没有了位置，或者流于形式。交通拥堵、空气凝重的北京似乎正在走上一条之于它的子民而言日渐“陌生”和遥远的不归路。因此，无论是保护胡同、四合院的呐喊，还是恢复天桥的呼声，这些指向笑意盈盈的小空间的善意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无疾而终，甚至反向将其格式化为千人一面、了无生趣的文化广场。

为了应对社会之不文明、不道德甚至危险的行为发生，便需要全方位地监控、规训与教化。在此逻辑前提下，当技术条件具备时，“天眼”自然而然地成为都市大小角落阴森森的“眼”。旧京街头巷尾的熟人空间让位于陌生人空间，质朴的木门标识的“空的空间”让渡给以各式各样质坚的防盗门隔绝的“空壳空间”。

四    回到土地

百余年来，“城市究竟是为了谁”始终是执政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和建筑师们都难以直面甚至回避的问题。如果城市真的表征着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的舒适、惬意和人情味、安全感究竟在哪里？

显然，俞孔坚及其同盟者倡导的“回到土地”并非是要回到土地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及其生活方式，而是回到市井小民——大写的“人”，希望人们关注生活在城市地亩之上的绝大多数个体的感受与精神上的喜乐，关注日常生活中人的价值与意义，尽可能让市井小民的生活多一分惬意、温馨，从而让冰冷的城市成为每个人自己的，有着熟人社会的亲情、温情与热情，尤其是有着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感动。

简言之，“回到土地”实际上也就是回到“笑意盈盈”的街头巷尾，让使人乐不思归的街头巷尾密布城市。

三十多年前，在给《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写的序中，赖利还指出：“现在，我们还是不能阻止城市的蔓延。我们的确已经做了创造性的开发，给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住宅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保护乡村的努力与我们保护城市的努力配合起来。” 对当下快速都市化的中国，这种呼召同样意义非凡。换言之，我们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乡村，还有看似繁华硕大实则脆弱的城市，需要怜惜的不仅仅是云山雾绕的“乡愁”，还有实实在在的生活空间日渐封闭而安全感、信任感缺失的“城愁”。接着，赖利还写道：“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发现城市不宜居住，他们是会搬出城市的。”

或者，这正是重读《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所在：本着细致入微的感同身受，各方平等地参与街头巷尾等小空间的建构，即，小空间的乘数效应越大，异质而陌生的城市越有可能成为充满情趣，从而诗意栖居的“熟人社会”。

当然，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英国人类学家大卫·帕金（David Parkin）就给我们带来了乐观的愿景：超级城市的政治文化影响力有可能超越民族国家。唯愿这与中国城市似乎无止境的拆与建的轮回风马牛不相及。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美］威廉·H.怀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简·雅各布斯著，译林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回到土地》，俞孔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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