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席向辉在境外聊天软件“纸飞机”App上结识了一个名叫“奥特曼”的网友，“奥特曼”是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纸飞机”App是一个境外软件，在国内没有注册，也不允许在国内使用，需要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才能下载使用。
交谈中，“奥特曼”得知席向辉一直求职未果，于是推荐其做“老人料”，就是冒充老人孙子的朋友，配合骗取老年人钱款。
席向辉对网络犯罪没有概念，但听说做“老人料”上手快，每单平均都能挣上万元，便很快加入。
“奥特曼”和席向辉、黄志钧在“纸飞机”App上联络上之后，开始合作做“老人料”。席向辉、黄志钧和“奥特曼”都是单线联系，搭上后再在“蝙蝠”App上勾兑犯罪细节。
“蝙蝠”App是国内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它的阅后即焚功能给了一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蝙蝠”App和“纸飞机”App是这伙人经常使用的加密聊天软件。
“奥特曼”在“蝙蝠”App上给黄志钧推荐了好友账号“叮当”，“叮当”是诈骗团伙的一名上游成员。
与“奥特曼”一拍即合后，席向辉牵头负责联络上线，黄志钧在“蝙蝠”App上联系“叮当”，
“叮当”所属诈骗团伙非法获取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身份信息后，通过高科技手段修改声纹，冒充被害人亲属，打电话给老年人。
高单是黄志钧混社会认识的朋友，两人小学毕业之后便无正当职业。高单本来就缺钱，听说可以做“老人料”业务，也选择参与作案，主要负责望风及开车运送。
“叮当”所属境外诈骗团伙是如何获得声音信息，进行AI生成的呢？
原来，在智能手机上安装App时，系统通常有一些选项，只要用户选中“授权使用麦克风”这项，一些受过训练的境外黑客就能远程收集到通话双方的声纹。
第二种犯罪方式成本更低，使用范围更广。境外分子使用AI声纹类的App，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声音、方言甚至性别，模仿与特定人声音高度相似的年轻人声音，在急迫、高压的情况下，被害人自然就容易被骗。
诈骗团伙利用被害人年纪大、防范心理差、心情急迫等特点，广撒网，一两百个冒充孙子的电话打出去，只要有一两个老年人上当也算成功了。
关于被害人的确定，牵涉到一个产业链。物业公司、装修公司等机构向专门公司贩卖业主信息已经成为灰色产业链，甚至超市门口，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用填写个人信息换取鸡蛋和食用油等方式，套取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很多是为了集中起来，卖给下家。
境外诈骗团伙通过这种方式拿到受害者的身份信息以后，筛选出防范心理差、年纪大的人，通过打电话来行骗。
还有类似的情况是，一些黑客潜入微信家族群，潜水一至数月，或者在收集到私人电话簿后，锁定电话簿里的亲属关系，盗取信息借机行骗。
“叮当”所属诈骗团伙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获取了“孙子”的声纹信息以及他们爷爷奶奶的联系方式，加以利用及造假。
“奥特曼”在设计“老人料”这一项目时认为，
如果索要太多钱款，一方面老年人一时拿不出来，一两万元比较符合老人手中现金实际；另一方面，如果要得太多，老年人可能会给子女打电话，犯罪行为容易暴露。
郑奶奶及家人报警后，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于2024年4月19日予以立案，当日便在西陵区将嫌疑人席向辉、黄志钧、高单抓获，并于2024年4月20日将三人刑事拘留。
席向辉还未来得及将“纸飞机”App里的聊天记录删除，公安机关就将其手机扣押，对其电子产品进行电子勘验，电子证据清楚记载了他们这伙人的作案手段，还由此发现了杜爷爷的案件线索。
郑奶奶和杜爷爷两起诈骗案由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并案侦查。经侦查，席向辉、黄志钧、高单三人为诈骗团伙的下游成员，主要负责线下取走被诈骗被害人的现金。
因涉嫌诈骗罪，席向辉、黄志钧、高单三人均于2024年5月22日经宜昌市西陵区检察院批准，次日由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执行逮捕。
此外，黄志钧、高单还分别有前科。黄志钧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23年被判刑一年二个月，2024年1月刑满释放；高单因犯盗窃罪，于2018年被判刑九个月，2019年5月刑满释放。
因此案类型新颖、案情重大，宜昌市西陵区检察院骨干力量承办了此案。“‘蝙蝠’App和‘纸飞机’App是这伙人经常使用的加密聊天软件，加密软件并不实名登记，因此也找不到上游犯罪者的个人信息，这给我们的办案造成了困难。”办案检察官说。
然而，这伙人坦白之所以从事“老人料”犯罪，即以孙子参与强奸、打架为理由，向老人骗取钱款，
是因为在普通人认知里，这种事容易用钱摆平，易索要成功，不易引起怀疑。
办案检察官认为，席向辉等三人与上线联系，在拿钱后迅速换装并分段乘车离开的行为异常，说明三人对诈骗行为主观明知；而席向辉、高单、黄志钧明知上家实施诈骗犯罪，仍充当诈骗团伙的下游成员，与上家合谋负责获取、转移诈骗财物，牟取非法利润，已涉嫌诈骗犯罪。
检察官解释说，检察机关对席向辉与高单、黄志钧认定的罪名有所不同，主要是根据他们各自行为的主客观特征以及证据情况的不同而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