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与教育改革一窥

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1日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17年出生的婴儿数（出生人数）比2016年减少了3万余人，降至946060人，创历史新低。日本一名女性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合计特殊出生率”连续两年下降，降至1.43。全日本出生率最低的东京都的出生率继续下降，如何构建可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社会环境这一日本社会课题更加突出。

日本出生人数连续两年跌破100万人，其降幅时隔12年超过3万人，而且2018年出生人数仍在继续减少。日本到目前为止，1949年的出生人数最多，达269万人，而2017年则只有其1/3多一点。

日本的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01个百分点。自2005年创下1.26的最低纪录以来，出生率逐渐得以恢复，但近几年始终徘徊在在1.40-1.44水平。

尽管出生率波动不大，但出生人数却大幅降低，原因在于女性人口的减少。2017年日本处于生育适龄期的15至49岁女性约为2498万人，较2016年减少了1.3%。其中，生育新生儿数量占总数8成的25至39岁女性人口更是减少了2.5%。

日本在1971年至1974年的第2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一代人现在大多45岁左右，生育高峰已经过去，这也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

此外，日本的晚婚晚育倾向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7岁，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升高，之后继续生育的数量就会减少。

从已生育日本女性的年龄段来看，30岁至34岁最多。到2016年为止，日本40岁以上的母亲生育的婴儿数比上年增加，但到了2017年，40岁至44岁母亲生育的婴儿数也转为减少。虽说45岁以上的母亲生育的婴儿数仍在增加，但1511人这一增幅从总体来看则是杯水车薪。

从出生率中还可以看出晚育化的倾向。从各年龄段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来看，35岁以上的数据上升，而34岁以下的数据则一律下降。

日本政府推算，如果想要孩子的夫妇全部如愿生育，则出生率（希望出生率）可达1.8。而实际出生率远低于这一数字，有分析认为是受到了难以兼顾生育、育儿与工作的影响。

2017年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出生率中，越是大城市降幅越大。日本最低的东京都的出生率为1.21，较2016年的1.24进一步大幅下滑。大阪府的出生率为1.35，下降了0.02个百分点。神奈川县、千叶县、京都府的出生率停滞在1.30-1.34水平。越是大城市，小家庭（指有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中的夫妇双方都工作的情况越多。因此，存在难以将孩子托管到保育所等工作与育儿两难全的情况。

要实现实际出生率达到1.8，针对20多岁夫妇的对策成为课题。这一群体生育婴儿数还不到30多岁夫妇的6成。

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得到的“人口自然减少”为394373人，减幅达到历史最大。即使出生率得到改善，目前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公共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难免要以人口减少为前提，重新进行评估。

日本政府5月31日汇总了幼儿教育和保育“无偿化”政策的细则，该政策将从2019年10月开始实施。关于被自治体（即地方政府）认定为“（孩子）需要保育”的家庭，除了认证托儿所外，育儿保姆等其他认证以外的服务也将成为政府支援的对象。不过将对认证以外的支援设置上限，例如居民税免征家庭的0-2岁幼儿每月最高可获得4.2万日元补贴，3-5岁儿童每月最高可获得3.7万日元补贴。日本政府旨在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的政策将向前迈进。

“无偿化”的政策框架大致分为日本政府认证的设施和服务以及非认证的设施和服务。例如，将3-5岁儿童送入认证托儿所或认证幼儿园的家庭，保育费将被全部免除。对于幼儿园和各个自治体独自认证的认证外保育服务的支援则设置了上限。认证外的保育服务存在服务内容细致丰富，因而费用较高的情况。考虑到日本政府财政支援的公平性，认证外服务的补贴上限为每月3.7万日元，这是日本全国认证托儿所的平均保育费水平。幼儿园的补贴上限为每月2.57万日元。接送和餐费不包含在补贴对象之内。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3岁儿童利用非认证保育设施的平均费用为每月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52元）。即使利用该政策获得补贴，每月也需自己负担约3千日元。在有很多等待入园儿童的东京都内，有的非认证保育设施的保育费每月超过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879元）。虽说是“无偿化”，但家长仍需自己负担一部分。成为支援对象的认证外服务包括育儿保姆、临时托儿所和员工托儿所等所有保育服务。幼儿园托管也在补贴对象之内。非认证设施方面，仅登记申报的在日本就有约1万1千家。即使不满足日本政府的监督标准，只要向自治体提出申报和接受入内检查即可被纳入对象。日本政府要求这些设施在5年里满足国家监督标准。

因相关政策受惠的将是被认定为“需要保育”的家庭。日本的市区町村将根据利用者的申请，对各家庭是双职工还是单职工等就业状况、家中是否有需要看护的人以及是否怀孕或刚刚生完孩子等情况进行调查。进而判断是否“需要保育”。

由于认证服务的利用者已经被认定为“需要保育”，将直接被免除保育费。非认证服务的利用者在手续上仍需交纳保育费，然后隔几个月向自治体申请一次，领取补贴。利用多处设施和多项服务的情况下，只要在上限范围之内即可获得补贴。

日本幼儿教育和保育“无偿化”的财源将来自消费税增税（预定2019年10月）增加的税收收入。预计将面向幼儿教育和保育的无偿化实施8000亿日元规模的财政投入。不过，无法进入认证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等待入园儿童仍然呈增加趋势。由于保育服务供给不足以及各地区的服务严重不均衡，如果“无偿化”政策挖掘出潜在的需求，等待入园儿童的问题可能愈发变得严重。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村山宏在报道中指出：“应该全面开3孩政策”，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如此呼吁。中国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自2016年起允许生育2孩，但仍禁止3孩。日本和韩国当初对低出生率置之不理，当注意到的时候，遏制少子化已经很困难。为了避免重返日韩的覆辙，中国或许必须尽早采取对策。

在中国转向“二孩政策”的2016年，出生人数比上年增加131万人，达到1786万人，但2017年下降63万人，降至1723万人。朱列玉认为中国社会将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这不仅对经济环境产生影响，而且还威胁未来的民族竞争力。朱列玉的提案成为话题，但并未发展到被采纳。这是因为二孩政策引进以前的出生人数为1600万人左右，引进之后相应增加。

针对解禁三孩，中国政府内部或许仍存在希望观察一下事态的氛围。不过，中国政府似乎也形成了不再需要生育限制这一共识，在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取消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部级），批准建立了和其它相关部门合并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政府或许认为，在省部级保留以计划生育这一生育限制为目的的名称已没有意义。

在人口政策上，50年代采取了极端的奖励多生育的政策，结果进入70年代后，倡导计划生育，1979年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

或许是站在这些反思之上，中国最近的政策转变似乎正在避免走极端。中国政府自2013年开始遏制过剩投资，启动了接受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政策。甚至开始使用表示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这个说法。但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变得显著之后，自2016年前后起，在政府主导下启动了刺激经济的举措。最近，房地产泡沫似乎重现，正在再次进行调控。

中国政策转变改为了渐进性地反复进行微调的方式。不过，关于少子化对策，微调是大忌。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这样说。1980年代日本的年出生人数徘徊在130万人以上，但到1989年迅速降至124万人。由于当时的总生育率（1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数量），被称为“1.57冲击”。当时是泡沫经济的顶峰时期，人口减少导致的增长率下降没有被意识到，结果对策陷于被动。

日本的出生人数2017年降至94万人，总生育率仅为约1.4。韩国的出生人数上世纪90年代曾超过60万人，但2002年跌破50万人。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47、2001年的1.30降至2002年的1.17。2017年的出生人数为35万人，总生育率降至1.05。如果日本和韩国在出生率下降变得显著的最初10年采取大规模的少子化对策，结果或许就将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