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后，脱胎于旧军队的前无古人的新军，开始了其无比艰辛的磨砺旅程！
三湾改编第一特征就是民主，但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要有效驾驭民主分权制度，必然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其中最主要的，是缺少民主制运行所必须的客观环境！
一、分权制中各权力机构的权力界限必须清晰，有明确的运作规则——也就是“法”，各权力机构严格依法运作，才不至于产生冲突和失效。
本来在红军的规定中，士兵委员会并没有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但在中国军队传统中，规则仅仅约束弱者的，强者往往为所欲为。
在“八月失败”事件中，强势的29团士兵委员会，越权擅自议决回乡，蔑视书记毛泽东的来信和军长朱德讲话，使得红四军的指挥系统完全陷于瘫痪，最终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在规则体系中，军纪高于人，即使在特殊时期，执行权授权给个别人，以后仍能收回授权。
很多决策，都需要特殊的才能和经验，盲目的集体领导，使很多没有资格的外行参与决策，必然导致严重失误。
比如在红五军进攻安福问题上，邓乾元为代表的多数，否定了杰出将领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结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
又比如在红四军整编问题上，朱德和湘南干部缺乏毛泽东那样深远的战略眼光，导致红军丧失了迅猛扩大的极好机会，八千湘南子弟绝大部分回乡溃散，红军又只剩下三、四千人。
因此，在这些需要特殊才能和特别经验的问题上，确实需要授权给，拥有特殊才能和经验的人。
但是，一旦授权给个别强力人物，就很难有效监督，更难以收回授权，往往最终走向独裁。
这个问题在红军初期还不严重，但也已经显露出一些迹象，杨开明报告中已经提到：“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
二、 1929年“朱毛之争”
红四军干部逐渐认识到分权式民主制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开始尝试一些调整，特别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倾向于权力集中和严格管理，但朱德为代表的多数人仍坚持分权和保障所谓民主气氛。
两派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再加上一些个人因素的作用，终于在1929年春夏之交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之争”！
其结果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
1、朱、毛的原则分歧和个人风格差异
1928年4月底朱德率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成立红四军后，两位志向远大的革命家总体合作良好，两支部队也逐渐趋于融合。
但是毛泽东和朱德在领导原则和个人风格上都有明显差别，逐渐开始产生分歧，积累矛盾。
在原则上，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民主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这同时也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
在个人风格上，毛泽东严厉细致，让下属畏惧，有独立见解，对上级不完全服从，生活上有些特殊化；朱德慈祥宽厚，有时粗心大意，对下属宽容，对上级完全服从，生活上和士兵打成一片。
毛泽东能力很强、责任心也很强，较早感觉到分权制的弊端，痛感他的很多好想法由于意见纷杂无法实现，他的出众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认为如果在关键决策上失误就将导致惨重失败，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加上当时能力强的干部少，所以毛泽东也越来越习惯于独断专行。
杜修经在报告中就谈到：“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
朱德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是后来在西欧游学多年，认为民主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能牺牲民主原则。
当时担任29团政委的龚楚，在回忆中谈到朱毛的不同：“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
在军事上，朱德是红四军中威望最高的领袖，此时文人出身的毛泽东还处于军事能力初显时期，中共中央当时也认为：“毛在政治上强，军事上朱强。”
军队毕竟是要在战场上决生死的，军事能力自然极受推崇，朱德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早在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已经成名，正当壮年（43岁），那些后起的名将如林彪（22岁）、粟裕（22岁）等当时还只是经验很少的毛头小伙子。
1928年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之战险象环生，在朱德亲临火线的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杨池生、杨如轩带领的五个团，井冈山转危为安。
当1929年2月初，军部在圳下村遭突袭朱德失散时，粟裕“觉得像天塌了似的”，可见朱德当时在红四军威望之高。
毛泽东原是知识分子，从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才开始领导军队，在建军初期也没有带兵打赢过什么真正的硬仗，所以军事上的威望有限。
1928年3月周鲁到井冈山误传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只能当师长，毛泽东向指战员承认“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希望大家帮忙，群策群力。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到：“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可见那时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自信。
萧克也曾经谈到：毛泽东当时“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多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
这也是毛泽东与朱德矛盾激化以后，陈毅等许多人倾向于朱德留下，毛泽东离开的重要原因。
但是，朱德担负主要军事领导责任，就难免主要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这也是长期职业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
毛泽东长于政治，担负主要政治领导责任，当然更多地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
这里就产生了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同时也就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
具体说，军事观点就是以打仗为中心，对于宣传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工作相对就比较轻视，只要能打胜仗，其他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是勇猛善战的干部、战士，纪律方面有些毛病就不强求了。
政治观点则要尽力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就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能够得人心的政策，通过严肃的纪律加以保证，比如不能侵犯农民，这样才能得到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不能侵犯商人，这样才能保证苏区的货物供应；不能侵犯俘虏兵，这样才能瓦解敌军斗志，补充兵员、缴获武器。
毛泽东抓工作很严格也很细致，虽然表面好开玩笑，但实际上性格刚烈强硬，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遭到严厉批评、甚至严重打击，常常让下级感到畏惧。
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谈到：“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
赖毅谈到毛泽东派红军出去做群众工作时的细致和严格：“毛委员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
“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头猪分给群众，留下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事让行动委员会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他后来为制订土地政策在寻乌、东塘、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进行的农村调查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精密细致的调查报告至今仍是极有价值的社会史研究资料。
朱德性情宽厚仁慈，爱兵如子，深受下属爱戴，但几乎没人怕他，而朱德领导工作常常大而化之，不够细心，这样军队纪律、甚至军事行动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比如著名的“八月失败”。
1932年周恩来在关于红军指挥权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也提到朱德的缺点：“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毛泽东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独尊的倾向，要求下级严格服从，但自己却并不严格服从上级，认为上级不对就不执行。他还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需要别人来适应他，比如喜欢夜晚工作，起床很晚。
据胡乔木说，在长征途中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泽东勃然大怒，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可见，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从井冈山就开始了，延续了一生，大家都得适应他。
从后来“朱毛之争”中朱德对毛泽东特殊化的批评来看，朱德等不少人对这一点是很不满的。
而朱德打仗的时候是刚毅的将领，平时与人交往中却很谦虚，对上级严格服从，对下级也很平等，喜欢和战士们一起打球，甚至帮助战士补草鞋，这种朴素博大的人格得到了全军的爱戴。
2、“吃猪事件”和军委问题引发的争论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但是遭到江西敌军的持续追击，处境非常危险，有些矛盾开始显露，朱德旧部28团和毛泽东旧部31团差一点分家。
2月上旬，红军在大柏地之战打败追兵。3月以后，国民党内部爆发蒋桂战争，红四军处境显著改善，在闽西击败郭凤鸣，占领长汀，4月又相继占领瑞金、于都、宁都，红军在连战获胜的情况下，军事观点抬头，和毛泽东坚持的政治观点发生冲突，加上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刘安恭的挑动，“朱毛之争”在5、6月间爆发了！
“朱毛之争”的导火索之一是“吃猪事件”，此事大概发生于5月中旬从宁都回瑞金途中。
当时在朱、毛身边工作的江华和曾志对此事都有回忆，两人多年以后的回忆在时间地点上都有含混不清之处，但此事引起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冲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见这件事影响不小，当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曾志的版本是这样的：“在红四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我和朱军长走在一块。那天傍晚，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我听到军长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
‘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
“到了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第二天早上刚出发，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的猪被红军杀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买卖的猪。毛委员听了汇报后很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
晚上，毛委员召开干部会议，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怒斥“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
刘安恭“听了毛委员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冲着朱军长。因为朱军长知道此事，却没有制止，也有一些责任。会后，刘安恭在军长面前挑拨离间，说毛委员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
刘安恭是奉中央委派，5月上旬在宁都与红四军军部会合的。刘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欧洲加入共产党，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部任参谋，1926年帮助朱德在杨森部从事兵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奉派到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回国。
刘安恭是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干部来培养的，由于红四军对中央的信任以及高级干部人才缺乏，他刚刚到达就被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为刚恢复办公的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乡，又有共同的留欧经历，还曾经在杨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天然亲和力，刘安恭和朱德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比较亲近。
同时，见多识广的刘安恭也并没有把没留过洋有些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这使他成为“朱毛之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在朱德等的支持下，立即毫不客气地向前委书记毛泽东发起了挑战，在军委会议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实际上架空了前委和毛泽东。
萧克回忆到：“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
在5月底福建永定县湖雷举行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争论正式爆发了。
刘安恭、朱德等批评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是“家长制”， 这当然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
毛泽东等人认为，当时工作的重心还是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应取消军委。
当时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也没有做出决议，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已经难以继续工作。
红四军一边打仗一边争论，为了吸收更多人参加讨论，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发动反击，正式提出书面意见，并且情绪激烈地提出辞职。
毛泽东认为，在军委分权架空前委的情况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批评他的反对者“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然后激烈地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
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应该是前委书记毛泽东组织召开的，前委不过十多个人，白砂会议扩大到了四十一人。
同时，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担任要职并挑起争论、破坏团结的做法，也引起包括陈毅在内的很多干部不满。
会议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优势决议撤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当然自动免职，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李任予（后由陈毅）接任。
3、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
但是白砂会议并未解决问题，红四军中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参加争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同意见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团结。
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后，红四军领导人决定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大会能够解决争论、统一思想、实现团结。
在四军“七大”之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了，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等都写了公开信，发表在《前委通讯》上。
这四封信中，只有毛泽东的信见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但是根据毛泽东、朱德、陈毅的年谱、传记中公布的资料，他们争论的问题和观点基本上是清楚的。
林彪
这几封信是由林彪的第一封信引起的，一纵队司令（原28团团长）林彪本是朱德的旧部，但在这次争论中他站在了毛泽东一边，6月8日白砂会议前，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信中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领导。
信中也有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现在四军里实在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
林彪在信中还鼓励毛泽东不要消极辞职，应与不良现象斗争。
林彪的信给困境中的毛泽东“很大的感动”， 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在信中，毛泽东回避了集权、分权问题，重点谈了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冲突，并对朱德等做了一些偏于个人意气的攻击。
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提出了深刻批评，认为：“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
“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
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
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
但在另外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隐瞒了自己的集权主张，也没敢公开批评极端民主化，这显然是民主气氛高涨情况下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对于针对他的“家长制”的批评，他只是被动地进行了辩解。
毛泽东只是说：“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
“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
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
朱德比毛泽东晚一天，在6月15日也写了公开信，表示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认为“此口号——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党的组织最高原则，请看第六次大会的组织决议案（已印发），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修改。至于我个人如稍有不合原则的，即可以铁的组织纪律决绝。”
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过去有党代替群众机关直接管理一切的问题。如宁都、永新、遂川游击时，已成通例口号。我们反对此口号，是因为拥护共产党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会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在争论期间，朱德对于毛泽东以个人凌驾于党组织的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漫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刘安恭则把红四军分成两派，认为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为了反对家长制，应该限制毛泽东的权力，进而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红四军各级干部、战士都积极热情地参加到讨论中来。萧克回忆到：“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
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
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来进攻”。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
在这场充满民主精神的讨论中，支持朱德的人占了优势。
到6月中三打龙岩的时候，前委已经被架空，毛泽东被孤立，被迫退出军事决策圈。
江华提到，“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也去参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其实和白砂会议规模差不多，大会匆匆忙忙只开了一天，通过了陈毅主持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批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
决议也批评林彪的信“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信的内容“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七大决议认为毛泽东、朱德都有错误，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的错误有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
朱德的错误也有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
决议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
关于朱毛的去留，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给“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大会选举了陈毅、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士兵代表等13人组成的新前委，陈毅当选新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
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决议：“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希望通过调和主义统一思想、促进团结，但并没有实现目的，两派原则上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已经无法再继续共事。
毛泽东落选后不愿在前委继续工作，激愤地要求离开红四军，到福建地方工作，准备去苏联留学，支持毛泽东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也随同离开。
据曾志回忆：“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
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
江华也提到：“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留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红四军“七大”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在三十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他还余怒未消地说：“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
由于干部战士认识水平和民主素质等条件限制，红四军“七大”没能达到结束争论、加强团结的目的！
但当时的民主气氛还是很迷惑人！
例如萧克多年以后回忆到：那时候，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好不好？我看好，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
三、中共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和对毛泽东的强力支持
1、中共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
建党初期的中共党员，虽然是在中国较早接受民主观念的新青年，他们同样缺少运用民主的经验。
在六大前后，红四军在运用民主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很多党组织都出现了类似的内部纷争，比较突出的有北方顺直省委的长期纷争、江苏省委的派别活动，甚至还出现了陈独秀领导的托陈派的分裂活动，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共产党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斗争能力，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重视，着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极端民主化。
顺直省委是中共在北方的领导重心，指导范围有好几个省。但是从1927年开始，顺直省委陷入了长期的纷争，特别是工、学矛盾尖锐，以彭述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干部难以合作。国共分裂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提拔工人干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解决顺直省委纷争时，于1927秋到1928年初两次改组顺直省委，大批工人干部提拔上来，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挤，引起彭述之等的强烈不满，双方激烈争斗，甚至出现保南另立省委事件，党的工作在内斗中基本瘫痪。
彭述之
后来中央派高级干部陈潭秋、刘少奇到北方解决顺直省委纷争，都没有成功，直到1928年12月周恩来到天津，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纷争才基本停止。
陈潭秋
中共中央政治局1928年11月28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顺直省委：“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
“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仰，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
“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
1928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组织原则，其中第一条要反对的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其中谈到“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
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的粉碎，以至于消灭。”
在1929年6-7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极端民主化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之一。
在7月9日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的不正确观念中，第一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1929年也是党内托陈反对派活动最为激烈、走向最后决裂的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原则的民主和集中问题，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这种剧烈的内部斗争已经威胁到了党的生存。
9月20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会议上，托陈派的彭述之三次发言，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激烈辩论，声称“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压迫群众”的工具。
托陈派还积极活动，“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
托陈派“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抨击中共中央“命令主义”、“一贯的命令主义”。
中共中央1929年10月5日反托陈派的决议则认为：“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
为了维护党的严密组织和战斗能力，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全党的公开信，抨击托陈反对派“积极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
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五人的党籍，这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与极端民主化斗争中采取的最严厉措施。
与中共决裂以后，主张民主化的托陈派无法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绝大多数干部很快被国民党捕获，政治上迅速趋于消亡。
综上可见，中共中央从实践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为了维护党的组织和战斗力，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
这种纵览全局的高度，是在深山里挣扎奋斗的红四军干部难以达到的，这是中共中央能够指导红四军解决“朱毛之争”的重要前提。
2、陈毅去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当时红四军确实处境艰难，中共中央对红军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成若干小的游击队，以便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攻。
中央在4月的指示信中，仍要求毛泽东、朱德准备离军，先派重要干部到中央汇报工作。
毛泽东代表前委于4月、6月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红军分散，但在中央派出替代军、政领导人的前提下，同意朱、毛离开红四军。
红四军“七大”之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承担了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任务。
陈毅(年画)
在去上海之前，陈毅专程到蛟洋向毛泽东征询意见，并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是“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毛泽东不同意回红四军，所以8月上旬陈毅离开红四军后，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在陈毅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之前，中共中央已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并于8月21日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虽然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红四军并未收到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共中央经过几年实践，对于党组织权力结构问题的认识深度。
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
“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
陈毅经厦门、香港，于8月17日左右达到上海，21日以后才和中央接上关系。
陈毅在上海写了五个的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
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的最后，陈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中央对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政治局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决议草案。
在上海期间，陈毅把红四军在艰苦奋斗中创造的独特经验，提供给中央，同时在与周恩来和李立三的深入讨论中，也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党的全面情况，自我感觉是上了一个学习班，特别是深刻认识到，极端民主化，已经是对全党的严重威胁，红四军的纷争也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心悦诚服地转变了观点，接受了中央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陈毅执笔起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原稿
“九月来信”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大大加强了红四军中政治领导，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对红四军乃至整个红军，政治委员集权体制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影响。
指示信明确提出红军应集中权力：“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
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
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关于红四军中部分人针对毛泽东的“家长制”批评，指示信明确支持毛泽东：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对于红四军通过自下而上的党代表大会解决争论的民主传统，指示信提出了严厉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
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
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要求立即建立，强化政治领导的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并且明确指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虽然指示信对朱毛两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
但是毫无疑问，指示信的主旨是在“朱毛之争”中强力支持了毛泽东，要求在红四军建立权力集中的政治领导，并明确指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身份成为政治领导的核心。
总结：
剧烈战争中的决策，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专门的军事才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用开会、表决这样民主的方式来指挥战事显然并不合适！
上下级之间分权，之前特别是士兵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时造成下级不服从命令，军官难以执行纪律、管理部队。
龚楚回忆红四军时谈到：“自军队民主推行以后，红军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的是：
连以下干部及士兵对上级发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实执行，甚至发生反抗事件，他们要求上级一切行政措施，甚至军事决策均须以‘民主集权制’由下而上的经过讨论决定，然后再交由上级颁布及监督施行”。
在红四军的实践中，民主分权的种种弊端汇集起来，在1928年引发了著名的“八月失败”，29团全团溃散，红四军损失三分之一，井冈山根据地几乎垮台。
虽然事件发生在1928年7、8月间，但其实4月份朱、毛会师不久就露出了端倪。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只有1600人，朱德领导湘南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红军、农军总共有约1万人，这是迅猛壮大红军的重大战略机遇。
毛泽东气魄大，本想把红四军一举扩编为三个师，但是由于湘南农军乡土意识太强，而朱德迎合了这种群众意识，毛泽东的宏大计划被否决、极为失望。
龚楚回忆到：“红军整编问题，原决定编为三个师”，但“耒阳、郴州两县负责同志均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赤卫队只能打游击，策应主力红军，“将来一有机会即须返回原籍各县游击”。
“各县负责人并强调：若前敌委员会强迫改编，则必招致不良后果。
毛泽东当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朱德是精兵主义者，他倒同意各县负责人的意见。”
“毛泽东虽很不满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编，他乃起来说：这次改编可照各位的意见进行，但各位须要明白，我们是革命者，红四军是现时中国主要革命武装队伍，应以加入红四军为荣，你们部分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作祟，此后必须要纠正。”
后来由于井冈山给养困难和湘南地方干部要求，决定大部分湘南农军返乡打游击，只保留29团。
但是回到湘南的农军在严酷环境下无法坚持斗争，很快溃散！
事实证明少数派毛泽东是对的！
当时担任农军干部的黄克诚后来痛惜地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成一支武装力量”！
综上所述：
红军要想健康长大，必须要凤凰涅槃了！
具体情况，静待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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