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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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最近被德里罗迷住了，尤其是昨天读到的这个短篇，《天使埃斯梅拉达》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要让我解释这篇小说的妙处，我就只能复述整个故事。虽然我不喜欢用这种形式去评论作品，但德里罗的故事比较特殊，它不怕剧透，因为它不以情节取胜，而是靠一些好玩的概念和美妙的语言。德里罗的小说充满着衍生义、附加义、隐喻和象征，这些言外之意不仅依附于人物情节，还会附着在字句本身，他独特的文风奇特的想法形成一团云雾，让你不必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只需置身其中，就像音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冬天里的忧郁男孩，“我”和托德。他们是大学生，正被困在精神世界的伊甸园，他们年轻，无聊，无所事事，喜欢在散步时空想，并就空想出的内容展开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看见什么就想什么，什么无聊就争论什么。比如他们看见一个穿着大衣在雪地中踽踽独行的老人，这老人不仅被厚厚的大衣帽子包裹着，也被我们不知情的凄苦包裹着，活像刚从契诃夫的小说里走出来的。可能是老人身上的文学性，让这两个男孩开始了他们的空想游戏。

他们先是争论老人穿的什么大衣戴的什么帽子，因为托德延伸出因纽特人这个新鲜词儿，我便开始抓着不放，用因纽特人的特性来反击他说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为了享受新鲜而不惜卖出自己的破绽，比如TBBT里有一集谢耳朵发明了新的Spock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于是他和莱纳德就都会一直出Spock，不惜输掉游戏。）然后他们开始给老人脑补身份和角色，想象他是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或者俄罗斯人，想象老人的妻子、女儿，以及他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细节。老人成了他们空想的玩具，他们不断甩出从嘴边滑落的语言抽打着想象的陀螺，玩得不亦乐乎。

小说中还出现一个大学教授的角色，教逻辑学，名字叫伊尔戈斯卡斯，这名字一听就是德里罗者为了自己取乐的而起的，德里罗对语言、名字这两个概念很有执念，我读的他的上一本小说就叫《名字》，在那本书里，他抛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不同文化对于现实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概念，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规定性结构；语言规定本能的表现，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它不仅表达思想，也建构现实。而在这个短篇里，在男孩发散出“驯鹿、海豹和浮冰”这三个词汇之后，他以作者的身份向读者半总结半解释道：“有时任由冲动行事，把意义抛开。让语言成为事实。这就是我们散步的本质——表达外界已存在的事物，所有事实和事件分散的律动，将其重构为人类的声音。”

大学教授的角色在这里可以代表着语言，代表事实，代表事先确定的意义。他让“我们”不想喜欢他，只想相信他，他挑战了“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对事物真假的判断。事实就是想象世界的断崖。

后来“我”和一位女同学有了一段对话，主要是谈论教授，并从她口中得到了一个信息，女同学说她和教授曾在某个小饭馆里面对面谈过一次，还问了他在读什么书，“读什么书？”“我”问。女孩说，教授的原话是“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太棒了。这个信息不仅新鲜，而且它还（可能）是事实，这让“我”激动不已，在下次对契诃夫老人脑补的竞赛中，“我”先是把契诃夫老人说成是教授的爸爸，并接着抛出这个重磅炸弹——“对于伊尔戈斯卡斯，你有些事情不知道。”“什么？”托德问。“他昼夜不停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代表着什么？一是对于代表既定事实的教授而言，知道了他在读什么书，这几乎相当于事实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人性时刻”的缺口，而且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世上还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人性的存在吗？二是在和托德的的空想竞赛中，“我”来了个小高潮，“我”把一个迷人的事实妥帖地嵌入两人的想象之中，如同往泥潭里扔进了一颗钻石。“我”对此得意非常，这种得意的情绪溢出来，感染了无聊的读者我。

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们”没有再看见契诃夫老人，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死了，一旦老人死去，“我们”这场想象游戏也就意味着惨淡收场。而在一个夜晚，当老人再次出现时，我和托德高兴坏了，“我们”用手指着彼此，并保持这个互相赞许的滑稽姿势，感到无比满足。“我们”兴奋地跑起来，去等在老人的必经之路，我们近距离看清了他那张沮丧的脸，看清了他穿的大衣，甚至被痛苦的手紧紧握住的纽扣，“我们”的想象得到了部分验证，游戏胜利了。但托德还不满足，他想要更多，他想要去跟老人交谈——在想象的世界，事实的吸引力就如同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黑色方碑。托德或许只是被事实吸引了，或许只是想在游戏中扳回一局。但我强烈反对，因为想象一旦接触事实，就随时可能破灭。“我”不想让想象破灭。想象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我不信你不好奇。我们在做的一切都是在寻找平行生活。这对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一切都没有影响。”托德说。

“这对所有的事都有影响，这是违规，这太荒唐了。”

“我们”因此在街上打了起来，“我”想要打他的肝，但不知道肝在身体的什么位置。最终托德挣脱了，爬起来跑向那个就要拐弯不见的老人，我捡起掉在雪地上的手套，看着拼命向契诃夫老人奔跑的托德，看着拼命向事实奔跑的想象。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故事让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朋友，我们成天腻在一起，扯淡打屁，像打乒乓球一样把无聊的话语丢来丢去。比如有一天我跟他说了一个他不知道的事情，我有点得意，他就很不爽，说“为什么啊？”因为我跟他说的是个“地球是个实体”这样的基本概念，所以我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他立刻就得胜了的神情，又像捡着一件称手的兵器，接下来不管我再说什么，他都会用“为什么啊？”来反击我，一直到了走去网吧的路上，他还一直逗我说话，我已经不想理他了，然后他可能觉出自己有点过分，就主动跟我示好说（在我们的游戏中主动挑起话题就是一种示好），“哎，刚才过去那个女生也叫赵娜。”他女朋友叫赵娜。我白了他一眼说，“为什么啊？”然后他一下就恼了，一整天也没再理我。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世界和自己的迷惑像荷尔蒙一样疯长，任何学校和老师都不能给我们答案。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就找到了语言这个出口，并把它和想象连接起来，变成我们自己的秘密通道。我们每天在这个通道里谈天说地，说实体说虚体，说现实说回忆，说女孩说性，说迎面走来的每一个陌生人，说我们根本不懂的概念和宇宙，说我们害怕的死亡和未知，为了继续下去，我们甚至生造一些无意义的词汇出来，再用这些词汇开启一个更加无意义的新世界。这些混沌一团不可名状的语言，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当时同样混沌一团不可名状的精神世界。就像心里有一团铁丝球，你不可能把它像解耳机线一样解开，就只能拼命撕扯它，好多扯开一点点缝隙来，来看，来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