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
——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很高兴到复旦这样的百年名校来参会。我想张军院长请我来参加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论坛，大概是因为我正好参加了这整个过程，也做过一点事。要说我确实与改革有些缘分，而且作为一介书生来说，运气也是真好。距今正好40年前，我在苏北农村插队多年后，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小厂当工人，写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在还是大锅饭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资金回报去考评项目和评价企业，这篇文章当时还有幸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我更幸运地一下子接触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和众多重量级人士。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两种思路，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三条思路，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并进的改革思路，经过激烈的辩论被会议接受后，我被派去参加了向时任国务委员、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同志的汇报，并参与起草这部分会议纪要。结果，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很快为国家正式采纳。
看来接触了前沿和高层，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们很快学会站在全局角度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针对当时希望用一揽子方案尽快完成改革转型的情绪，提出一个当时很超前也很争议的重要判断：“改革不是一次或一组相互配合的行动，而会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样，渐进增量的双轨推进就不仅是价格改革，更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的主导形式。报告认为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中国改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伟大创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市场和市场主体都需要一个逐步发育和培育的过程，更是考虑到在这个潜伏着激进翻车和倒退风险交织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了克服改革中不断会产生的阻力和干扰，需要双轨渐进的改革路径，以在增量做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和转化既得利益，不断发育壮大推动改革前进的力量。
由于改革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微观经济基础，在报告下半部分我们特别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及系统，统一履行国有资产代表职能，以替代各工业局、专业局、各系统以及财政部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于当时还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提出在对企业资产评估后以市场化的招标竞聘选任经营人员，以资产安全、收益和增值作为考核评价企业家的主要标准。这个报告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上下两部份独立发表后分别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孙冶方经济学奖。
报告很快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86年4月陪同领导外出视察，在专列上召开会议时，我有幸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们先后作了两次专题汇报。我还被抽调去参加国务院改革方案办的工作，并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在几个省市组织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竞聘企业领导人的试点，从而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2003年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了国资委，提出用国资委来实现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的结合。我随即发表了“企业改革的三个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结合只是起点，国资委的最终改革目标应是以管资本为主来替代管人、管事、管资产。客观地说，国资委的职权和功能即便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15年前也没做到30多年前我们报告中的建议。
90年代留学归国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造成产权定义不清的问题，1996年写了一篇“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的分析报告，提出用赎买流通权的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中国股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裂现象，与国际规范市场接轨。2001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国有股减持，我发表了“漫漫熊市的信号”、“有错就改”的文章，批评否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差异的强行减持。后来由于股市越走越低、市场反应强烈，国务院最终决定暂停和终止国有股减持。随着股权分置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改革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我被邀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内部系列讨论会，并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最后准备和改革最初非议很多的困难阶段，有幸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陆续发表了六、七篇万字长文，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巧合的是，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整体改革的双轨增量渐进、国资创设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这四篇开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发表在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成为理论文章影响或推动全国性重大改革实践少有的幸运案例。近些年来围绕着农民工市民化以及相关的城市化和土地问题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虽然没有产生像之前那样的影响，但应当说运气也已经是足够好了。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脸红。没有当年改革开放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领导不耻下问和随时纠错的宽松大环境，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组合的历史巨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显赫的权势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我觉得站在复旦这样百年名校的讲坛上，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长远的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正好在去年底，中央提出了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显然，站在过去的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宏观也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样一个时代。
百年视角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40年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首先可以从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几百年历史的视角，然后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特色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最后看我们为何和如何走进了新时代，以及将来历史对今后这个时代演变的可能评价。
大家知道，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是曾任英国的大法官、下议院院长的托马斯·莫尔， 在1516年即几乎恰好500年前，他在传世名著《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同时实行6小时工作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民自治管理的理想社会。莫尔本人后来也因其坚持与王权不妥协的信仰而献出生命。莫尔的乌托邦广泛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把这种空想出来、存在某个海外孤岛上的理想社会，置于真实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演变的过程之中，指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第一次能够实现终结阶级对抗和阶级差别，进入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特权和等级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这个美好社会不再是理想，而是现有社会自身演变的必然趋势。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14-18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二者的产生共同提供了思想基础。当然，二者很快分道扬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世纪的总和，它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改天换地的力量和大量的人口。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将全球带入一个持续变革的动荡时代，这是其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我们知道，马克思之后150多年的发展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新科学新技术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周边世界乃至人本身。现在甚至人类这个物种的外部和内部存在方式都开始受到挑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一片光明，社会主义思想即便出现也早就自生自灭了。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的血腥，童工包身工的奴役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早期的动力。尽管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逼迫资本主义增加了诸如八小时工作制、累进所得税、社会保障保险等社会主义因素，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还是使得社会主义得以最初在俄国，后来在一系列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这样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辱的个别亚洲国家取得胜利，形成了二次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东西方对垒。
但是，这个曾经具有极大感召力和向心力、又有现代物质生产基础和自身逻辑支持的理想社会，20世纪在这么多国家付诸实践之后，大多数居然在几十年后纷纷解体，而且除了一直坚持暴力高压的罗马尼亚经历了只针对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流血事件外，其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完全和平地解体。特别令人困惑地是，当年感召着无数人特别是亿万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家和政党，在其解散、解体的时候，尽管并没什么危险和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出来反对和抗争，被称为“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是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令人震惊和最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现象。
那么，是马克思的预想遇到了新情况的挑战，还是苏东模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两者都有。首先应当说，在经济模式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若干主要框架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建立，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实行按劳分配。但是由于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按劳分配的“劳”实际上无法计量，所以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是用级别和等级的计时工资制来近似按劳分配。这样就自然造成普遍的吃大锅饭，以及在狭窄的等级而且主要是在官本位台阶上的竞争。而苏东模式又背弃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属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把计划经济对物的管理延伸为对人的控制。这样，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不断衰减之后，缺乏真实信息的计划与缺乏激励机制的分配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由于现实版的计划经济完全封杀了每个人的创业自由、择业自由、乃至迁徙、居住的自由，同时极大限制了人们交往和消费自由的选择，使得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普遍压抑。人的能动性思维，包括每个人每天各自都在自我规划的优化选择被规制在一个极小空间内。计划经济要求每个人都拧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无私奉献，脱离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这样在短短几十年后，即便是原本与西欧一体的东德和捷克，其人均GDP水平也跌落为西欧的若干分之一，这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原本想象美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对人们的吸引力。故而邓小平90年说，经济上不去，是这些国家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应当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而是要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设想需要根据后人的实践而改变和发展，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又阻碍了这一点，而这种的政治模式，又恰恰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和设计。
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述，他们终其一生始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受剥削的经济根源，而国家机器则是人们受压迫的政治根源。因此，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国家，是无产阶级并行的两个历史使命。马克思在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过去“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摒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有了两个多月的无产阶级实际掌握政权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 这也是他们生前提出的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重大修改，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这是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