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前天互推公号，在贱名前面加了个“不自由撰稿人”的标签，有人疑问。这大概是我最常遇到的两个问题（另一问题是笔名“羽戈”的来源和深意），去年曾撰文解释，这里照搬一次，今后恕不再复。文中所谈“自由审查”，我的态度与宋石男兄一致：可理解，不可辩解。近来在读艾玛·拉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其间不止一次想起《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天鹅绒监狱》等书，看来在极权或威权社会，秘密阅读与自由审查是知识人共同面临的主题和命运。
我常用的标签有两枚，一是退步青年，二是不自由撰稿人。单看名目，似乎都在和世俗抬杠：退步青年相对于进步青年而言，不自由撰稿人相对于自由撰稿人而言。不过我自称退步青年，不仅出于对进步青年及历史进步论的反感，更是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转向，从政治到历史，从玄理到常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企图一蹴而就到尽力日拱一卒，在往昔的同道眼里，大抵是一种退步。当然对此退步，我甘之若饴，并愿意作为一种人生观。与此相应的是，三十岁后，我的生活开始做减法，电影、四国军棋等爱好，逐一戒除，就生命的趣味而言，这也是一种退步。
退步青年可视为对进步青年的批判，不自由撰稿人却谈不上对自由撰稿人的批判。我对自由撰稿人这个群体，充满尊重和同情，只是无意厕身其中。因为我所理解的自由，不同于自由撰稿人所宣扬的自由。在我的词典当中，自由是最高贵的词语之一，如保尔·艾吕雅所歌颂的那样：“由于一个词的力量/我重新开始生活/我活在世上是为了认识你/为了呼唤你的名字/自由”——这里的自由，不仅指外在的自由，还指内在的自由。依此定义，我熟识的几乎所有自由撰稿人，其写作状态都与自由相去甚远，不自由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外在的不自由显而易见。所谓自由撰稿人，往往以写作为生计，作文只为稻粱谋，那么首先得考虑媒体和市场的口味，写作题材严重受限，十之七八都是命题作文，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更别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譬如我给一些报刊写专栏，对方明确划出底线，不得直接谈时政新闻；其次，媒体和市场都讲究传播效应，有些题材，隔夜就馊了，故而需要抢时间，这则构成了对写作者的一大挑战，你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约稿，过期不候，这个“规定时间”，就我的经历而论，最短仅仅一小时，任务是一篇一千两百字的评论，古人云“倚马千言”，乃是今日写作者的看家本领；最要命的还是种种言论限制，那些秘而不宣的政治红线和黑线，织成了一道精神电网，高悬在写作者头顶，一旦文章有所触及，必遭电击，轻者局部麻痹，重者灰飞烟灭。基于这三点，尤其最后一点，几人敢于自称自由撰稿人呢？不妨说，在言论与出版自由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境之下，自由撰稿人之说，好似一张画皮，有时用来自欺，有时用来欺人。
相比外在的不自由，内在的不自由更为隐蔽，非但为旁观者所忽略，就连写作者本身，都可能习焉不察。因为这种不自由，源自潜移默化，无声无臭，于无形之中，长成了人心的一根毒刺。最显著的表现，大抵便是“自我审查”。
何谓自我审查？写作之时，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碰；这一节表达必须委婉，最好使用隐喻书写；那个词语，如专制，得换一个说法，叫“1984”；最后一段，埋了颗地雷，还得覆盖一重茅草，以免被察觉……这些情节，想必写作者都不会陌生，哪怕你所从事的领域不是政治，而是文学。以为文学能够绝缘于政治、豁免于审查，不啻痴人说梦。我有一位朋友写爱情小说，引用了一个调侃河南人的段子，被出版社编辑勒令删除，理由是地域歧视；书中头号丑角叫毛小平，被勒令改名，理由是这个名字涉嫌影射两大领袖！朋友大呼冤枉，却也只能从命。
我见识过一种为自我审查辩护的观点：写作者与审查者斗智斗勇，寸土必争，这分明在规避，甚至反抗、解构审查制度，不仅无过，反而有功。诚然，在审查制度的桎梏与压迫之下，自我审查纯属迫不得已之举，不该苛责，然而必须正视一点，自我审查发生在审查制度之内而非之外，它所表现的抗争性，以认同审查制度的合法性为前提，写作者为了逃避审查者的剪刀手，不得不先行扮演审查者的角色，这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在悖论的漩涡之中，抗争的意义终将被绞杀、消解殆尽。就此而言，自我审查貌似在拆墙，实则在砌墙，自我审查的技术越高明，越成功，审查制度的高墙就越坚固，凭借自我审查而获得的自由和道德感，只是一重脆弱的幻象。
如果不能明辨自我审查的性质，则不易明察其毒害。说起来，自我审查虽是审查制度的衍生物，杀伤力却远过于后者。审查制度如用网捕鱼，终归有所疏漏；自我审查则属作茧自缚，没有人能够逃出。对此，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写道：“自我审查意味着用别人的眼睛来阅读你的书，这种情况使你成为自己的审判者。你变得比任何人都要严厉和多疑，因为你身为作者，了解任何审查者都无法发现的东西——那些最秘密、最隐晦的思想，你觉得依然可以从字眼行间将它们辨认出来。你赋予了这个虚构的审查者连你自己都不具备的能力，赋予了你的书一种它并不具有的重要意义。你追捕自己的思想到了荒谬的地步，觉得一切都是颠覆性的，就连近似都是危险的、该死的。”而且，审查制度是事后审查，自我审查则系事前审查，审查制度可以禁止一部作品，然而作品一经诞生，便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自我审查则可能扼杀一部作品于萌芽状态，换言之，在自我审查的恢恢天网之下，作品尚未出生，便告死亡，那还有何意义可言呢？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说：审查制度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审查，而是使作者自我审查。最可怕的情形则是，当自我审查与审查制度达成了一种合谋关系，每一个作者心中，都将矗立一座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所言的“天鹅绒监狱”。
除了自我审查，对写作者而言，内在的不自由，还有一重表现，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秉持的思维，与其批判对象如出一辙。刀尔登曾谈及古代中国的反抗者：“……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料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这番话，同样适用于今时。试看今天一些作者批判强权，手中的武器却是辩证法、二元论、动机论等，这些玩意恰恰来自权力者的武库；他们所擅长的刀法，不外乎用动机论反极权，用二元论谈民主，此即典型的“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张晓舟语）。这样的批判，无论出发点还是结果，恐怕都与自由无缘。
我只是试图指出今日中国写作者所置身的状态与书写所陷入的困境，如果视之为批评，那么首先是一种自我批评。如自我审查，正是纠结我的噩梦：这篇文章这么命题，这么写，便是自我审查的结果。基于此，我无法麻醉自己，自称自由撰稿人，这样的自由，近乎是一种幻觉。写作的要义之一，恰在于打破幻觉，呈现真相。相形之下，不自由撰稿人的命名，更契合我对现实与自我的认知，同时暗示了写作的方向：在不自由中追寻自由。
2016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