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经久不衰，继往开来！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继往开来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作者 | 浙江大学教授   吕一民

图片 | 网络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国史研究中， 大革命史 一直是最受瞩目的方向。之所以如此，除了法国大革命确实在世界历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之外，还需归因于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所存在的某种特殊关系，即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对清朝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显而易见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对法国大革命投以关注的目光。 例如，无论是维新派的代表 康有为、梁启超 ，还是革命派的 孙中山 等人，都曾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此后，不管是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均有不少出自中国有识之士之手的相关论著问世。诚然，当我们翻检问世于这一阶段的相关文字时会发现： 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是由政论家论述和传播的。 这种状况在五四运动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固然有所改观，但对这三十年间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水平和成就，尚无法高估。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体悟他们的艰难处境，充分考虑到其研究条件之恶劣，自然而然就会对前辈学者们，包括撰写 《法国革命史话》的沈炼之 、译注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杨人楩 等的开拓之功心生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昭示着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要而言之，在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的约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较之前一时期有了某些不容否认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内实行史学上的“拿来主义”，大量借用外国历史著作。事实上，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多因袭欧美，那么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可谓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由于苏联史学界有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传统，并且成绩显著，遂使中国的法国史学者不仅极为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而且还热衷于翻译出版苏联学者著述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 在热衷于翻译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的同时，此期的中国学界也翻译出版了若干出自法、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手的法国革命史的著作。相形之下，这一阶段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依旧偏少，屈指可数。

在“文革”期间，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长期处于“研究领域狭窄,研究课题陈旧，研究层次偏低,研究手段落后,研究信息闭塞”的状态。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开放，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热点纷呈，佳作迭出。 具体而言，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包括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很快就初步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前景。

1979年8月，以研究法国历史为主旨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宣告成立，它的成立为有志于大革命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利于在中国深化、拓展相关研究。例如，因1979年恰逢1789年大革命190周年，该研究会的首次学术讨论会就以大革命为中心议题，研究会的会刊——《法国史通讯》还专门编发了大革命史专辑。而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研究会又和复旦大学在沪联合举办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共同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及历史启示等问题。此外，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后，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得以招收专门研习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生。与此同时，较为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逐渐展开。 在这一过程中，既“请进来”（请著名的外国学者前来讲学），更“走出去”（派遣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到法国等国家研习法国大革命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不过，诚如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张芝联指出的那样，除了上述值得关注的事件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最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的是以下变化： “它不再接受来自‘上面’的‘订货’，也不同眼前的需要直接‘挂钩’；它力图摆脱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影响，通过独立研究，认识和理解法国革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十八世纪末法国的独特现象。它不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尽管翻译仍占重要的地位），而是提倡创造性的研究、探讨和思考。” 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相关佳作，例如 刘宗绪的《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 、 楼均信的《试论丹东的宽容政策》 等，才有可能不时问世。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和著译进入新一轮的高潮。 究其原因，它与学界反思当代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曲折历程是分不开的。换言之，正是在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攻坚克难关键阶段的特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再度成为热点问题，甚至导致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竟然在中国走红。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由此再次得到印证。 毋庸讳言，在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经验与教训，自然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参照。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学界老中青几代法国史学者都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潜心治学，守正创新，佳作迭出。其中，大革命史研究的泰斗 王养冲 老先生和其公子 王令愉 教授在2007年推出了 《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 一书。此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在法国史研究领域也有了出自本国学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还有颇受好评的 高毅 教授著的 《法兰西风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

不过，在笔者看来，尤其令人感到欣喜乃至振奋的是，在中老年学者笔耕不辍的同时， 一批素养极佳的年轻法国史学者，在接受系统的史学训练且具有足够学术积累之后，正在迅速崛起 。他们自身的出色表现，不仅昭示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后继有人，而且还大可被寄予厚望。具体来说， 这些年轻的学者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

其一是视野更开阔，领域更扩大。 关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热月政变的性质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评价，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年轻学者们纷纷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不断涉猎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他们当中已有人在分别关注和探讨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之类的问题。为了更深入和透彻地认识、理解法国大革命，他们中的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的触角上下延伸。于是，无论是革命爆发前的旧制度，抑或革命刚结束不久时的法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由此，旧制度末年的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旧制度末年的莫普司法改革、旧制度末年税收制度和谷物管制，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和解与重建，等等，都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其间，甚至还有青年学者另辟蹊径，选择卢梭的病作为研究卢梭思想的切入点。

其二是材料更丰富，认识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