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黄旭华接到一个通知,要去北京出差一趟。他没有觉察出这个通知的特别,连行李也没带几件,想着不久还要回来照看妻子和年幼女儿,随后匆匆出发了。
到了北京,黄旭华才知道,中国已经启动了研制导弹核潜艇工程,他是被选中的研究员。聂荣臻的女儿在2006年披露了这一行动的绝密文件:
“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和黄旭华一样接到任务的,还有包括彭士禄在内的29名骨干人才,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
报到后,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曹磊同黄旭华谈话:“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出不来。要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
他问黄旭华能否承受。
黄旭华后来在采访中回忆自己的答案:“我能够承受得了。
参加核潜艇工作,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
”
1988年9月15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工程四位总设计师聚于“406”艇前,左起依次为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于无声处:黄旭华传》
但问题在于,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彼时国内无图纸、无技术、无外援,研究组面临的却是一个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黄旭华虽因制作过苏式仿制潜艇被选中,但其难度量级远远比不上核潜艇。
他曾举例说明二者的区别:常规潜艇就像鲸鱼定时上浮,在水下能停留的时间较短。核潜艇则可以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配上洲际导弹,就可以覆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是第二次核打击、核报复的最有效手段。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极具攻击性的武器,被称为
核威慑力量
,它如同深海博弈的“影子武士”,
其最大战果是——
阻止战争发生
。
尽管任务重大、愿景美好,但黄旭华等人的研究依然是盲人摸象,甚至一度因各种原因陷入停滞。直到1965年,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都宣告成功,核潜艇研究备受鼓舞与二度重视。
当时,国内深受美苏研制核潜艇经验的影响,认为要从
常规线型
的普通潜艇入手逐步研究,但黄旭华认为,美苏的经验恰恰证明了,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形应当是
水滴线型
,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必再走。这一思路得到了聂荣臻的认可。
黄旭华/《新华每日电讯
》
在技术设计阶段,一个更加关键性的“资料”出现了。一对外交官夫妇回国,从国外带回一只乔治·华盛顿号弹道核子潜艇模型玩具,打算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得知此事后,核潜艇研究所辗转将玩具要了过来。无独有偶,一个外事代表团在香港商店也购回了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
这两只玩具,对于核潜艇总体研究所而言,如天降至宝。他们将玩具大卸八块、反复研究,验证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如此一来,有了定心丸,研究总算顺利向前推进了许多。
靠玩具做设计,还不是核潜艇研究最“戏剧性”的部分。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仪表的情况下,第一艘核潜艇的施工和设备安装过程中,为了控制每一台配套设备、每一根管道和电缆的体积和配重,黄旭华和设计师们用的是最土的工具:
磅秤、算盘、皮尺。
就是在这样的“一穷二白”之下,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091型核潜艇首艇)被命名为
“长征1号”
,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开始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