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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民主课》【十二】(下)(连载)|你读98

女神读书会  · 公众号  ·  · 2017-08-19 10:17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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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老师

民主课

文丨曹征路   图丨源自网络

第十二章(下)

37

反过来去想刘查理,假设他不造反,假设他能保持一如既往的怯懦,逆来顺受继续装怂,结果会怎么样?


他一定能活下来,而且活得不赖。

  

1970年“双三万”实现了,姜政委需要他扮演的角色他完成了,他的苦难也就结束了。他会回到总调度室,继续行使他没有职务的权力。

  

1980年他肯定是有色公司的领导了,他也落实政策搬回专家园了,但他还会比较谨慎,经常说惭愧惭愧。

  

1990年他肯定是省政协的领导了,他会经常出国,偶尔也做做学术报告,出有车,食有鱼。

  

2000年他已经是社会名流了,一般不接受采访,只是在特别重要的时刻出现在电视上,控诉文化大革命。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刘查理没能活到今天,他选择了造反。

  

造反的内容,起初还围绕大是大非,关于沉重的历史和急切的现实,关于三级矿量和客观规律,关于“双三万”和方向路线。但造着造着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态度,他似乎是要故意激怒别人,人家说一句他能顶十句。

  

他是为造反而造反,已经进入化境,形而且上。后来转入文艺批判以后他的态度也不重要了,文艺宣传队不需要态度,只需要他配合,押上来就上来,押下去就下去,他的角色就完成了。但他连这点任务也完不成,他还要说两句。说两句之前他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当然是拣那些有利于他的。在公开场合,不让他说话也不行,这样群专队员就要拿棍子捅他两下,有时还把棍子举起来吓唬他。于是他就大喊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军代表介绍,这个人头太难剃了,你在底下做工作他就翻个眼不吭声,一到台上他就花样百出。只有一次他是老实的,就是在凤凰岭矿几个矿难家属上台来扇他嘴巴,他没有抗议,打了也就打了。他居然把自己当成英雄,他是为祖国在承受苦难的。但你又不能让家属工老打他啊?刘干事说。

  

后来他还提出了人格问题,他认为宣传队这样搞是污辱他的人格,他说不让他讲话是不公平。这话汇报上来,姜政委还笑了,说他有什么人格?他有人格他能揭发老婆孩子参加国民党?

  

这样斗争就一步一步升级了,工筹会贴出了一批新的大字报,扯出了运动初期的事,还扯出了生活腐化问题,决心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刘查理的造反也进入了新阶段,他还问军代表,我能不能写大字报?

  

1970年的冬天特别冷,11月就飘起了大雪,站在空旷的台上,嘴里喷的是白雾,眉毛上挂的是白霜。就这,要演出要批判还要吸引人注意,不容易。可据说宣传队在天官山矿的一次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

  

那天是把刘查理拉拢腐蚀的家属工带来的,原本的意思当然是要打击刘查理的嚣张气焰,揭开他道貌岸然的画皮。那年头最能把人搞臭的武器莫过于男女关系,跟今天人们关心腐败分子有多少情妇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个小脚女人被带上台时,是低着脑袋不敢看人的,一头乱发披散下来,谁也看不清她的脸。最显眼的是这个女人是小脚,穿着一双白布袜子,两只棉鞋被绳子拴着挂在脖子上。

  

她踉踉跄跄被推到台口,和刘查理站在一起。有人喊,抬起头来,她不抬。有人呼口号,刘查理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刘查理举手她也不举手。然而全场忽然静了下来,眼睛全都直了。

  

人们看见,刘查理突然跪下来,扶着她也坐下来。刘查理把那双棉鞋拿着,要给她穿鞋。可能是觉得她脚太冷,便把那双小脚揣进自己怀里。静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有反应。零零星星的,有人鼓掌。然后接着,有人唏嘘,有人尖叫,随后便是电闪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小脚女人也抬起脸来,有人看见她在笑,还说她漂亮,脸上挂着泪花花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天的演出,观众一律给予掌声,每个节目都拍巴掌。见过批斗的,没见过这么斗的。见过造反的,没见过这么反的。见过表演的,没见过这么演的。在那个年代,两个人公开拉手都很少见,谁见过舞台上有这么亲的?谁见过造反姿势是这么优美的?

  

这件事影响很坏,机关里议论纷纷。我那个小组有个女同事整天嘀嘀咕咕,问她怎么了,她说,我老头子要能这么对我,哪怕一次,天天挨批我都陪着。

  

这年年底,又下了一场大雪,整个T城一片缟素。实现了“双三万”,文艺宣传队还在演出,只是没有了那个特别节目。

  

省里来了贺电,部里来了贺电,只是姜政委没有特别兴奋,连电台里的演讲也取消了。

  

后来,听说群众专政指挥部撤销了,那几个民兵都受到了处分,理由是他们违反纪律,私自对刘查理进行体罚。


38

×月×日

  

工总司的老李亲自领我下的井。没有碰见什么人,他们都事先安排好了,头盔、工作服、胶靴,连肚灯都替我领好了。然后乘罐笼,然后坐电车,然后吞吐着铜矿井下特有的硫磺水的气息,站到了震耳欲聋的老虎口前,这一路几乎没碰见人。

  

老李话不多,本来也许还准备解释点什么,见我一脸沉重,也不愿多嘴了。我告诉他,我学工的时候下过井,只是没来过凤凰岭。他哦哦地点头。

  

老虎口是俗称,其实就是矿石汇总的大溜井。这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吞吃着每天采出来的矿石。在这里,体积较小的矿石块直接掉进喉咙,而体积巨大的则要被两只三吨重的铁牙嚼碎后才吞进去。被咀嚼过的矿石在下一层巷道里通过漏斗放进矿车,再通过罐笼一车一车提升上去,粉碎,进入选矿流程。

  

我站在护栏边,看着下面那两只棺材一样的铁牙上下错动,看着那些矿石在刺耳的轰鸣声中一块块滚下去,粉碎。我竭力想像刘查理的样子,穿没穿着工作服?戴没戴着矿帽?或者还留下几句豪言壮语?但无论如何,他脸上应该没有恐惧。我相信他是这么决然这么从容这么干净地走向溜井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绝决的微笑。

  

两截矿车隆隆地过来了,老李拉了我一把。我看见电车头把那两截矿车猛地顶进了翻矿笼。然后翻矿笼抖了一下,连着下面的轨道一起开始旋转,然后矿车就底朝上地翻转过来,那些矿石就呼呼啦啦倒进遛井。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两分钟,翻矿笼才又重新翻转回来,空矿车又被电车拉走。

  

我有点发呆。老李突然说,刘工那天就是趁人不注意,跳上翻矿笼的。

  

你说什么?我反应过来,这里明显还隐藏着细节。

  

老李看着我,说你不要害怕。刘工是主动爬上电车进入翻矿笼的。他确实是自杀。

  

你刚才说趁人不注意是什么意思?

  

他说,本来有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看着,他没有机会。是电车过来了,民兵走神了,他才爬上去的。

  

为什么要用民兵看着?

  

那段日子不是正批判他吗?他是关在那边的。当时好像副井那边有个什么问题要他来解决,所以才到我们矿来……

  

明白了!

  

我似乎已经亲眼看见了这个场面——刘查理被人从昏黄的巷道里带过来,他身后跟着两个拿棍的民兵。他是到井下来处理一个技术问题的,现在问题处理完了,民兵也放松了警惕。突然,他飞快地迎着矿车奔过去,他趴在矿车上进入了翻矿笼。这个动作快得惊人,快得连民兵都反应不过来。他们也许喊叫过,但那点音量在老虎口边算不得什么。

  

最后一刹间,他是什么表情?他或许扬起胳膊喊了一句什么,他得意的脸上沾满泥土,在锈红和青灰的矿石间踢蹬翻滚。他一定是很得意自己的身手,这个动作跟铁道游击队一样潇洒。他又一次按照自己意愿完成了这个动作,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崭新的特别有意味的殉道形式。这个懦弱的,木讷的,一直被人当作傻瓜玩弄的,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来获得工作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后一定是得意的笑了。他有没有摆出那个姿势?竖起两个手指头翘在脑袋上晃来晃去?一定有的!

  

撞击和碾压让他来不及后悔,他迅速地然而痛快地肢解了,消失了,只把脑浆和血液溅湿了一小片岩土。在这最后一刹间他眼前没有光亮,他或许看见了什么或许什么也不去看,他已经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是大叫了一声,这是他一辈子都没发出过的最强音,然后听着这声音淹没在惊心动魄的轰响之中。

  

我掏出那本报纸剪贴,那些曾经令他欣慰过的《战地黄花》,把它们一条一条撕碎,慢慢丢进大遛井。我希望这些小花能追随着一个受难的灵魂,尽可能去贴近他的心跳,去理解那些我曾经无法理解的苦衷,然后,进入天国。

  

我记起一个可笑的童话:那个姑娘为了铸成一口铜钟和救大家性命,奋不顾身跳进熔炉。可为了讨回她丢下的一只鞋,竟会在世世代代的钟声里发出哀鸣,鞋——鞋——

  

父亲的翻毛皮鞋是他自己送回来的,是在选矿厂的矿砂里,父亲是要告诉大家,他已经不需要鞋了,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化在了他热爱的矿山里。

  

上来后,我问老李,今年产量还跟去年一样吗?

  

他脸色一沉,半天不吭声。不过他还是承认,能有去年一半就不错了。他解释说,矿山就跟人一样,伤了元气,没有几年恢复不过来。

  

我问,你以前认识刘查理吗?

  

认识,怎么不认识?他还跟我打过“通腿”呢,从前矿上没有招待所,他下来就跟工人“打通腿”。

  

刘工,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迂,不识时务——他说。

  

×月×日

  

我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一段谁都不愿提起的历史中,他们都知道,可谁也不愿说。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粗枝大叶,哦,知道,是那么回事,过去了就算了。仔细想想也不能怨他们,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因为说了也没用,因为已经有了现成的结论。

  

现在的我,与其说是想了解刘查理这个灵魂,不如说是借着与每个历史人物相遇,去寻找一种的真切的方法,进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如果我不能认识历史,我也就不能理解刘查理。

  

我想每一个人,如果诚实地面对他的时代、面对他自己,就不可能循着既有的思路和结论,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没有预设什么思路和结论,不管是哪一种。尽管我也有情感也有立场,但总要实事求是。我想在我漫长的一生中,产生困惑总是难免,发现思路不对或者结论虚伪总是难免,如果我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那该是多么痛苦!假如我是错的,那么请说服我,假如连说都有罪,那么我只有把牢底坐穿!人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探索进步的,不安于任何一套成规,才是进步的前提,恰似进入丛林迷途之中,从无路中踏出一条道来。


  鲁迅说,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月×日


  这样写,这样写,

  我们的日记要这样写。

  这样写,这样写,

  我们的人生要这样写。

  人,应该怎样生?

  路,应该怎样行?

  ——贺敬之《雷锋之歌》

  

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革命高潮时候风风光光不困难,真英雄是那些在低潮时期能把时代的疑难扛在肩上,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的人。受难,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革命老人安明远


39

肖明的日记给我看的只有三本,一直写到最后一页的底边。显然后面还有,但她没给我。大概她认为后面的事情已经和我关系不大了,也许她以为我不感兴趣了。怎么回城,怎么结婚,怎么生孩子,毕竟,那是她私人的生活。

  

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肖明的做法是聪明的。如果她能沉住气,静待时局的变化,或者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岂不更好?当然,谁也无法预知未来。

  

1971年11月,已经下乡插队三年的肖明突然出现在全省坏头头学习班上。那个学习班本来没她什么事儿,不过是为了稳定局面,把造反派头头集中起来。也没人说她是个重要人物,她是通过造反派关系揣着炸弹进去的。她利用了这个可以接触上层的机会,揭发姜政委是个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

  

肖明,这个魔女,在这半年时间里一天也没闲着。她没有回去,而是带着自己的猜想,一路做工,卖血,远走贵州,终于把姜政委给挖了出来。

  

与此同时,一封肖明致姜政委的公开信,通过大字报、传单和口头议论,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全城四处传播。


  尊敬的姜政委: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省城。我不是来学习班学习的,我还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来揭发您的。我揭发您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这一事实。我相信您也不会抵赖,我已经拿到了足够的旁证材料,以及顺义中学的《校务纪事》。我必须制止您,您必须离开T市。

  

凭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您是个坏人。作为个人,您值得尊敬。您的博学与口才,您的智慧与幽默,您的激情与魄力,都曾经令很多女同学为之倾倒,如痴如醉。但现在,对不起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作为晚辈,我自认学疏才浅,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书本知识,我都很幼稚,我是用孩童的眼光来辨别一个人是否穿着衣服。作为革命的后来人,我的斗争经验几乎为零,我是以笨拙然而坚定的方式举起抗议之手。作为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与您这样身居高位的首长对抗,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小人物也有权造反,懂得了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不在于选举,而在于罢免。

  

经过文化大革命揭盖子,任何一个关心T城历史的人都看明白了,为了地下的宝贵资源,有多少老革命和技术干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甚至生命。金银铜铁锡,件件好东西,遥看长河红,赧郎大不易!这是您自己说的,在支左初期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上,您有过立场鲜明的表达。您为什么背叛了自己?是什么力量让您把批倒批臭的东西又重新拣了回来?您问过自己吗?

  

是野心。别不好意思承认。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为公还是为私。为公则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勇于进取也勇于纠错。为私则遮遮掩掩首鼠两端,装腔作势拒绝批评。您已经不满足于“一碗水端平”了,您需要更多的辉煌来铺平道路。为什么一定是“双三万”?少五千行不行?少两千行不行?不行!因为您已经一言九鼎了,您已经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工人的生命更重要,把眼下的利益看得比子孙后代的幸福更重要。特别是到了去年下半年,眼看着事故频出,面临今后更加困难,还要硬着头皮,不惜以残酷斗争的方式来保证产量。很多老工人都知道要出大问题,您不知道?很多技术干部都指出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危害,您听不见?您的个人野心已经膨胀到失去了理智,已经给T城造成了严重后果。据初步测算,设计寿命为90年的凤凰岭矿可开采能力已经不足60年,这是一座刚刚投产的新矿啊,您不心疼吗?老鸦岭矿设计寿命为70年,现在它活不过50岁了,这还不叫杀鸡取蛋吗?

  

至于您的个人野心具体是什么,本来我不关心。可在省城意外得知您已经在省军区活动过一段日子了,大概是想谋一个副军级待遇吧。如果您还算个襟怀坦白的共产党员,您总该有所交待,山城人民有权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调查您的历史,我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想四处走走,在省城听说了您的钻营,才记起您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我远走贵州,登了娄山关,看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才明白我应该干点什么。我在您的家乡小镇住了一个月,在码头上打过零工,在医院里卖过血,遭遇过各种危险,终于感动了那些乡亲。

  

我猜您一定会觉得委屈,T市财政困难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财政收入增加了并没有装进姜某人的腰包里啊。不错,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过春节您还让T城人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肉,这些报纸上都有过广泛的宣传。喝水不忘掘井人,吃肉别忘了姜某人,并且要特别警惕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然而您想过没有,发这种牢骚时您已经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了。您已经习惯于听到颂扬,害怕听到骂娘了。

  

说起来财政困难也是T市老问题,是T市历次政治迫害的根源之一。旧当权派正是这样发牢骚的,新当权派也一定会这样想问题的。然而这样的思维是摆不到桌面上去的,矿产是国家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更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乱采乱挖都是犯罪。如果说这是大道理的话,我还特别钦佩您的小道理,您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要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辛勤劳动。这话说得何等好啊,如果您愿意和人民群众一起辛勤劳动,您就不会不明白,劳动是个艰苦过程,财富是个积累过程,富足的好日子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意,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可你们等得及吗?你们自认为有那么大的功劳,早就应该率先过上好日子了,你们等不及了。你们早就摆上谱登上轿,吆三喝四等着万人抬了。你们已经听不得一点点批评,见不得一点点真实,哪怕是卑微的建议了。

  

但是你们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困惑,如果仅仅为个人过上好日子,那你们参加革命干吗?比如您,尊敬的姜政委,您的家庭本来就有好日子。如果革命仅仅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人民群众为什么要跟着你们流血牺牲?

  

下面谈谈我的父亲刘查理。

  

首先我不否认,以下看法有个人情感因素。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情感,社会主义也不排斥个人性,由于刘查理之死在T市已经成为了公共事件,所以我有权利把这件事追问清楚。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可是了解我的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是一直在怨恨着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的。倒不是因为他曾经被打成过右派,造成了家境困难。也不尽然是他在运动初期揭发过我和母亲,我被打成过反革命。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居然没有体验过哪怕一丁点父爱,我不知道父亲的胸膛里有没有常人的温暖,我不清楚父亲的任何一种表情,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

  

然而今天,我要为父亲讨回公道,恢复一个父亲的尊严。

  

在仔细调查过父亲一生的轨迹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我为T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采矿工程师感到自豪。因为他,是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把自己融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

  

一位老革命告诉我,真正的英雄不是那种表面风光的人,而是自觉把时代的闸门扛在肩上的人,是心甘情愿担当起大疑大难的人。本来刘查理也可以风光,假如他能顺从的话。至少他不会落魄,因为T市需要他的知识,因为他有利用价值。然而他没有选择一条“聪明”的道路,在众人都风光的时候他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他不知道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吗?他真的傻到了不知鸡蛋碰不过石头吗?不,他意识到了T市的大疑大难,意识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意识到了没有流血牺牲就不会有真正的觉醒。正如刘查理在批判会上所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有苦难,我有什么理由逃避?当时回答他的是劈头盖脸一顿暴打,人们都认为他在诬蔑大好形势,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有苦难。请您冷静地想一想,这话说错了吗?

  

1953年,刘查理逃避过一次。因为巷道走向不符合当时市委领导的意图,井巷公司经理梁霄同志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承担了全部责任。刘查理躲过一劫,为此他深深自责。

  

1957年,刘查理也想逃避。还是因为巷道走向,还是因为巷道的副产品,还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有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他未能幸免,也未能摆脱自责。

  

1960年,虽然甄别平反摘掉了帽子,因为家庭破裂,因为苏联专家团的是非,他不得不以指责妻子的方式吞下苦果,以保全工作权力。从此他陷入了更加痛苦的自责。

  

1966年,他已经麻木了,也已经无法逃避。但他是摘帽右派,他再一次被当作死老虎揪出来做靶子。因为他的一次敷衍,也因为工作组的愚蠢,致使自己的女儿也被打成反革命小右派,此时您能想像是怎样一种自责吗?

  

1970年,他不想逃避了,他不愿意永远自责下去。因为他亲手设计了参与了三座矿山的建设,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已经完成,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怎样辨白都没有作用。他只能以极端的的方式去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他没有对抗谁,他只是心甘情愿用自己的血肉作一次献祭,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的灵魂已经随着高高的天轮升华了。

  

刘查理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他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每一句话都正确,每一件事都完美?然而他是个彻底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工人阶级的生活逻辑中。他工资很高,而他没有积蓄,他一生都在帮助周围有困难的人。他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工人语言,每到一地都和工人“打通腿”,除了上班在机关,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矿工。他还有爱情,他爱上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劳动妇女。请问,您见过几个这样的工程师?

  

刘查理有没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有没有权利造你们的反?当然有。刘查理和任何一个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他的四大自由,他有权犟嘴有权反驳,即使是在所谓的批判大会上。那些不准阿Q革命的赵老太爷们肯定看不惯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了一辈子,居然要造反了!

  

刘查理是不是个爱国者?当然是。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爱壮丽的高山大川,爱悠久的历史文化,爱富饶的物产资源,爱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惟独不爱官僚。这有错吗?有些人总想把爱国与爱领导干部混为一谈,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浑水摸鱼、坐享太平了。然而孙中山那个时代就已经宣示清楚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能理直气壮?经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对工作组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资反路线不是已经被您亲自批判过了吗?您不是宣布这个逻辑臭不可闻了吗?

  

尊敬的姜政委,您扪心自问,时至今日您真认为刘查理是反对“双三万”、反对文化大革命吗?您真的相信那些把技术问题、产量问题、财政问题政治化的人是在拥护您吗?您真的以为这些官僚会一直支持您吗?他们不过是利用一切政治口号在保护自己,在利用一切政治风浪获取利益。我可以断言,最终批判您、把罪过推给您、赶走您的,还是他们!

  

尊敬的姜政委,我知道这封公开信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更深知自己在将来会遭到怎样的记恨,因为我拆穿了T市一个隐藏了十几年的秘密,一个众人心知肚明的“夹子”。老实说我犹豫过,害怕过,挣扎过。写这封信时我还浑身颤抖,寒流一阵一阵在心头掠过,但我无法回避,我是刘查理的女儿。

  

一位回乡知识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掉了?对我而言,也许真有可能“开除农民”。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批斗?逮捕?杀头?我都等着


  我的地址是:××县××公社××大队。

  爱国工程师刘查理的女儿 肖明



40


三天之后,1971年11月20日,T市支左指挥部接到命令,就地解散,支左干部全部撤离归队。自姜政委带队“介入”始,T市支左共历四年五个月零六天。

  

刘查理事件之后,有色公司已经暗流涌动了。“双三万”之后,T市的狂热已经迅速降温了。“9?13”林彪事件以后,部队已经人心浮动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事变,肖明的公开信也许没这么大的力量,也许不过是又一场斗争的开始。但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使我们这些天天想归队的人都觉得恍如隔世。多米诺骨牌是近年才听到的新名词,肖明也许并不是第一个推倒骨牌的人。

  

事实上,姜政委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形势,别看他把别人玩得团团转,很时尚很理论。不过他内心也许一直在挣扎,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苦苦地撑住那个局面。

  

承认不承认,结果都一样。

  

事实上,连军管会主任都没免,就通知他离开了。归队隔离审查,脸色一个灰。

  

事实上,就算我良心好一点,还去看他。

  

我说出去走走?他点点头,不知多听话。

  

出来碰上熟人他连眼皮都不敢抬。穿过市中队的菜地,我们直插江边,江边好骂娘。

  

这片菜地有十来亩,原是一片滩涂,市中队能够蔬菜自给有余,确实是姜政委的功劳。很远就听见二排长领着几个兵在说荤故事,谁谁玩老二叫人逮住了。正快活着,二排长啪地立正敬礼。

  

谈什么呐?姜政委硬挤笑脸。

  

报告政委,正说着:一个人无产阶级政治不挂帅,就短不了犯错误!

  

狗日的二排长。这个兵是姜政委亲自提拔起来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有点文化,又善于应变,我相信他就是未来的指导员、政委。我也相信,姜政委提拔的,也只能是这种货色。

  

想到这个,我不能不为叶三虎悲哀。假如县中队有一个叶三虎这样出色的兵,他也绝无出头之日。

  

好好,接着批接着批。姜政委脸一惨,忙不迭地走开。

  

我对这些兵们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跟着。好戏不能叫他们搅黄了,我还没登场呢。

  

我知道你有点看法。他说。

  

看法嘛是有几毛钱看法,我很优雅地吹吹烟头。不过眼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看法。谈谈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呀。

  

曹干事……

  

行啦,我不是干事,你也不是首长。现在平等啦,都是夹尾巴狼。不对,你连平等也够不上。历史反革命,隐藏得这么深,你给我提鞋都不够!

  

他明白躲开已经不能,他完全暴露在我的有效射程之内,哆嗦求饶也无济于事。我要亲眼看着他散了,化了,变成一摊脓水。为自己,为叶参谋,为所有憋着一口气的人。我这人,顶他妈的善良。

  

他偷窥我,和我脚下的礁石,他想坐下,可他已不敢,他叫我一榔头铆下地啦。真是老天有眼,下午一听到消息,我就莫名其妙地亢奋。两年多了,我一直在为莫名其妙的生活作风问题抬不起头来,我早就想发作了,我不像那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没脸见人似的。我不,我认为看清底牌总比输得糊里糊涂好。从那一刻起,我就琢磨怎么充分享受这最后一顿晚宴。没想到,没想到啊,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过杠啦?过杠就好,我还以为你是个打不死的吴清华。

  

谈谈吧,不谈可不行。我抽出一颗烟,学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的姿势,舌尖横着一舔,慢慢擦着火柴。

  

我是入过三青团,那时三青团也讲抗日,也讲救中国。

  

你放毒!讲啊,往深处讲,别怕疼。

  

他冷笑说,你根本不了解历史,那时所谓的区分部就在学校里,书记就是学校的老师,后来老师撤走了,就让我代理,前后一共四个月。

  

就这些?你太谦虚了。

  

这段历史我早就向组织上交待过,我参军时还不到十七岁,这些都可以查到的嘛。当然我是有不少错误不少问题,我接受组织审查。

  

你太客气了吧?你对别人好像没这么客气嘛。


  我相信组织……

  我不相信你!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无产阶级不相信你!你的组织是三青团,三青团才相信你!你表演得够充分了,你终于现出原形,现在你该站到你应该站的位置上去了!

  

他被我奇袭珍珠港般的轰炸弄得目瞪口呆。一张脸赛过黄梅天里的腌猪肉,白喳喳的毛孔上缀满了浓度极高的水珠珠,动也不动。这不过是早操,凭我这些年学来的本领我可以把他操练成傻子。我能让他一层层地蜕皮,一根根地炸筋,然后自己把灵魂血淋淋地捧出来,搁在我的餐桌上。我可以让他记住这一回,恶心一辈子。

  

他怔着,两眼陡然撑了根棍子似的一弹,呵呵地傻笑起来,笑得两头勾到一头去,卷成一团,肥肉直颤。这家伙还真经打。

  

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哈哈,自作自受。他笑着,我没话说,无话可说啊。

  

你当然没有话说!玩火者必自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是啊是啊,砸自己的脚。

  

认罪速度过快,反倒乱了节奏,我大喝,你住口!

  

他不住口,他坐下来了:跟你说实话,你怎么折腾我我都无所谓,你不就那点小事吗?

  

放屁。我说,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彻底革命……

  

叫我难过的是我自己。

  

当然是你自己,这是一切反革命的共同逻辑。

  

本来我早该撒手的,可就是鬼迷心窍,死活不撒手,上瘾了!此地话怎么讲?蹚了鬼?对,硬是蹚了鬼。

  

你跟我演戏?

  

他古怪地瞥我,两片厚嘴唇错开,眉眼鼻嘴可笑地挤作一团,像只干透的老葫芦。这一瞬间,我泄气了,突然觉着腻歪。我能把他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没意思透了。

  

江水开始混浊,一团团地扑上岸来。

  

他说,其实你也该早撒手的。女学生,在哪没有?那个丫头是个疯子啊,你搂着一个炸弹睡觉,你不害怕?

  

叫当官的说人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打倒,我发现。

  

肖明那封公开信确实让我害怕。她的疯狂劲头比她的陶醉劲头更加迅猛强烈。可是这么多天我哪一刻不想撒手啊,我做不到。不离开这鬼地方我就无法做到。可你们不放我走。现在哪儿哪儿茅坑都占满了,你又让我上哪儿去?我噢地大叫一声,把带着体温的卵石片抛了出去,那东西在暮霭低垂的江面上划出一条漂亮的黑弧,又跳了几下才沉下去。我躺下,嘴角里渐渐感到苦涩。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笑了。他爬上来和我并排。起风了,江风湿湿的腥腥的,并不觉着冷。我们这样躺了很久。

  

说实话,这地方是个好地方。他说,有山有水,沿江靠公路,是个好地方啊。就是人阴得很,太阴。

  

我反驳道,其实这儿老百姓都老实得可怜。

  

他噎住了。是啊,要是不搞派性就好了。

  

什么派性?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你完了。

  

他怔着:谁造的呢?

  

我发现他这几年绞尽了脑汁,熬白了胡子,也怪可怜。他得到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得不到。还把老婆搞丢了。隔离审查,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说,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看看了,那儿的山才叫个山。

  

云贵高原嘛,是有点味道。

  

他说,你知道我们家乡逮猴子怎么逮吗?钉个木头柜,柜上掏几个洞,墨水瓶那么大的洞。柜子里放几根木棒,撒上熟芝麻,爆米花,弄得香香的。猴儿来了,伸手就掏,抓住木棒就不撒手,死也不撒手。人来了,轻巧巧就捉了去,很少能逃脱的。

  

为什么它不抓爆米花专抓木棒?

  

说不上啊。他呐呐着,不再回答。过一会儿又支起身子问:听说毛主席原来只想搞三个月的,至多半年,有这话吧?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儿,总以为后边还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毛主席都不知道,我们就能知道了?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他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他把眼睛瞪圆,不要瞎说!是我们理解有问题,执行有问题。

  

我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把最高指示翻来覆去地看,我发现毛主席谈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反驳。不信你自己试试。

  

你怎么敢这样想?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我觉得这还真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叶三虎发现了毛主席画像的奥秘,我发现的是毛主席语录的奥秘。

  

他想了一下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我说,左派不是自封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我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说,可是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说,但毛主席还说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他说,毛主席又说,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我说,所以毛主席才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他说,毛主席强调,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要在斗争中求团结!

  

我说,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

  

他说,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混进了一大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我说,说来说去,你没学懂,断章取义。

  

他说,你才断章取义!

  

毛主席说!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说!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都觉着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突然地,都闭了嘴不再吭声。

  

几十年以后,当我再次记忆起这段插曲,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个真诚的年代里,我们有过多少这样的辩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目的的合理,过程的艰难,道路的逼窄,情感的沉重,还有种种的不得已,都是不必要的吗?不,也许这恰恰是一堂民主课,黑板上写着: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这个游戏使我们贴近了不少。当我们重新平静下来,心里舒畅了很多。一枚朗月,几颗疏星,也变得妩媚起来。

  

他说,到此为止,绝对不能扩大了。

  

我瞧他一头雪白的疏毛,一脸大寨田似的沟坎,两只风铃般的眼瘤,忽然明白这才是他收获的全部。他的学问他的智慧他的魄力他的苦斗,连同他的阴暗他的脆弱他的好大喜功在今天上午都已经化作笑料。过若干年以后,人们只会说,当年这儿出过一个能干的小丑……

  

肖明的公开信里说他一直想在省军区挂个职,哪怕挂个副职,似乎已经有了一点眉目。现在,这个副军级也变成猴子的木棒了。珍宝岛的孙玉国只打了一仗,我们可倒好,比美国兵陷在越南沼泽地还狼狈十分。现在,这个气贯长虹目光如电的人物终于倒下。对于将来,他会比普通老百姓抱有更多的宿命念头,他见得太多。现在,让他重新站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爆发战争。他是个军人,知道该怎么做。

  

回来时,夜已深了,深秋的月色真是不错,清澈而且纯净。

  

他说,喜欢女学生,就再找一个。

  

那当然。我说,你也多保重。我们拍了手,没有说再见。

  

穿过菜地时他大声嚷:唱个歌吧,当兵的别蔫了巴叽的。


  于是我就起个头,两人一起唱——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儿需要哪儿安家!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每当忧郁烦躁,我心底就会吹口哨似的响起这支歌。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可那透着西域葡萄酒香裹挟着大漠风雪的旋律却始终萦绕于内,不曾忘怀。

  

拉多少米拉多少米啦啦啦少拉稀啦!

  

1995年夏天,姜政委的小三子自己开了家公司,不知在哪儿打听到我,让我给他找点洋捞。我照办了。

  

问到他爸爸,这神气活现的小子立马蔫了。现在的姜政委孤身一人在干休所里整天唱戏,而且只会唱一句: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城外确实乱纷纷,城外确实说不清。可这一切,跟他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第十二章(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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